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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韩家庭教育OO2200字_中韩家庭教育毕业OO范文模板 导读:中韩家庭教育OO2200字_中韩家庭教育OO在写作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特别难,不知道自己要怎样才能写作出优秀的OO来,所以也会觉得迷茫和无措,本OO分类为家庭教育OO,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几篇关于中韩家庭教育OO2200字_中韩家庭教育OO范文供大家参考。

  中韩家庭教育OO2200字(一):中韩家庭教育内容对比OO     摘要:从中韩两国两档明星真人亲子节目谈起,对比所观察到的中韩两国在家庭教育内容方面在节目内外差异,以及因此而导致的中韩两国子女的差异。为中国的家庭教育内容提出建议。     关键词:家庭教育;比较;中国;韩国     中图分类号:G6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5-9214(2015)11-0277-01     当下亲子真人秀节目受到广大观众地热捧,其中一档叫做“爸爸去哪儿”的节目自韩国引入后风靡全国。该节目通过让爸爸带孩子进行两天OO的旅行,完成各式各样的任务让父子(女)之间看到平时可能看不到一面而加深对彼此的了解,从而加深对彼此的感情。同时明星家庭各具特色的家庭教育方式也为观众提供一种改进自己教育方式的渠道。我通过OOO的“爸爸去哪儿”与韩国的“爸爸我们去哪儿”对中韩两国家庭教育内容方面有自己的一点看法。     我国具有重视家庭教育的传统,这与我国传统文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大学》有云:“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所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古人安先后本末开出的OO之道。这里蕴涵了儒家思想关于个人、家庭、国家三者关系的认识。儒家关于“天下家国”、“家国一体”的伦理思想确立了家庭教育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凸显了家庭教育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的重要作用,奠定了我国历代重视家庭教育的理论根基。韩国也是一个高度重视教育的国家,而韩国的教育理念保有中国传统孔孟之道的哲学,同时又吸收了西方先进教育观念,使得优秀传承、高速发展很紧密地与韩民族融合在了一起,韩国的家庭教育正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中建立起的。两国家庭教育的根脉虽相同,但随着社会经济制度等方面的发展两国的家庭教育也呈现出不同的内容。     首先,在良好的家庭情感与家庭品质教育方面。中国的五个家庭与韩国的五个家庭都十分的幸福美满,他们夫妻恩爱,家庭和睦,生活富裕。在这里我所看到的一个细小的差别是:中国家庭夫妻双方都有各自的事业。而韩国家庭夫妻双方只有父亲在工作,母亲则都是家庭主妇在家负责照顾丈夫和孩子。这两种方式各有其优缺点。中国家庭的这种形式父母之间比较平等可以建构孩子正常的人格,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但是由于双方都在工作就可能造成陪伴孩子的时间较少,或者将孩子带入自己的工作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韩国父母双方的教育形式由于母亲在家专职照顾孩子,可以将孩子照顾的更好,同时让孩子与母亲在一起有利于建立亲子关系形成与父母的亲密关系,但是由于母亲在家包揽家务,而父亲在家基本不做任何家务容易在孩子心中造成男女不平等的认知,极容易OO儿童日后的全反面发展。以及追求更远大的目标。     其次,基本生活知识和技能教育。两个节目都有一项相同的任务就是让孩子给父亲做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家庭的孩子最大8岁,都不知道怎样敲开一个鸡蛋。韩国的五个家庭的孩子,不论他们最后做出来的饭菜味道如何,外形好不好看,但是他们起码知道一个鸡蛋怎么敲开,敲开后需要搅拌,煮米饭需要先洗米,蒸饭需要加水,包括最小5岁的孩子。可能有的人会反驳明星家庭的子女家庭条件好,从小过惯了舒服日子,不会做饭很正常。但是通过对实际生活的观察,现在不会做饭,不会洗衣,不会照顾自己的人早已不局限于富裕人家的孩子。几年前就有新闻报道,我国一些大学生不会洗衣服将换下来的脏衣服寄回家让父母洗,更有极端的案例因为不习惯大学食堂的饭菜,不会洗衣不能好好照顾自己的大学生跳楼OO。这些都反映出了,我们国家的家庭教育在基本生活知识和技能方面十分欠缺。     最后,在良好的身体和心理素质教育方面。从节目中可以看到中韩两国的明星家庭都很注重孩子的身体和心理健康。两个国家的孩子,有的会游泳,有的会踢球,体育锻炼十分丰富。其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韩国家庭的父亲,在夏日结束节目安排的活动后直接来到院子里给孩子洗冷水澡。当看到韩国父亲毫无顾虑地给孩子淋冷水时,我想到了中国父母为了避免孩子感冒而不让孩子出门吹风的画面。果然能经受住考验的绝不会是温室的花朵。节目中的父亲也常常在熄灯后与自己的子女聊天交心。相比中国的父亲韩国的父亲更经常的对孩子表达爱意,有更多的身体接触,对孩子的情感变化也更加敏锐。这可能与中国人长期信奉含蓄美的传统有关。生活中的父亲多半是扮演大家长的角色,与孩子交流主要是工作、成长方向等大方面的,很少对孩子说“我爱你”更少有拥抱亲吻。就连中国的母亲在孩子长大后都极少还会拥抱亲吻自己的孩子。做出这样的举动会被认为是“肉麻”。其实,与孩子的拥抱亲吻是正常的也是很有必要的,这会让孩子最直接的体会到父母对自己的爱。     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正越来越被大众所认可,通过对比中韩两国在家庭教育内容方面的差异我们不难发现。成功的家庭教育需要良好的家庭情感与家庭品质夫妻双方平等相互尊重是最基本的,家庭成员之间更需要相互关心常常交流,营造和谐与充满爱的家庭氛围。同时父母还应该传授给儿童基本生活知识和技能,要把一个儿童培养OO、成才,培养成未来社会的栋梁,就必须要具备基本的生活能力和社会交往所必需的基本知识和技能,这是孩子成为一个社会人的基础。最后父母有责任让孩子拥有良好的身体和心理素质,这不仅仅关系到孩子能否拥有健康幸福的人生,关系到家庭的幸福,也关系到一个民族是否有强大的基石。     中韩家庭教育毕业OO范文模板(二):家庭策略视域下的中韩跨国家庭研究——以延边朝OO为例OO     摘要:家庭既是一个私人领域,又是一个最直接映射其周围环境的公共领域。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朝OO社会大规模的跨国流动已持续了近30年。关注朝OO家庭在人口跨国流动过程中所经历的结构性变化及主体性选择与策略,考察他们跨越国界而共同经营家庭的具体生活模式,对于理解朝OO的跨国流动及其长期持续的内在机制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发现,大多数朝OO家庭不仅没有单方面地受制于客观社会环境,而且更多的是积极主动地去构建跨国家庭这一新的家庭形态,并以传统的家庭理念和规范为支撑,在维系生计、养育子女、赡养父母等家庭功能的履行方面灵活地开展经济、教育、社会身份上升等诸多策略,使其成员的跨国流动得以持续。但值得注意的是,传统的规范也并不一定总是和谐地支撑着家庭成员的跨国流动,而是在跨越国界的日常互动中不断地进行自我调整和重构才得以充分发挥其作用。     关键词:朝OO;跨国流动;中韩跨国家庭;家庭策略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朝OO的大规模跨国流动及由此引发的种种问题,一直成为社会OO及学界关注的热点。现有研究大多集中在朝OO跨国流动的成因及路径、在流入国中的适应与融入、离散与族群认同、跨国流动对朝OO社会的影响等方面,且把焦点更多地放在跨国流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如OO率的上升、子女教育的困境、民族教育的危机、人口流失与朝OO村落的空心化等。不少学者甚至提出“濒临崩溃的朝OO家庭”抑或“正在解体的朝OO社会”等论点。     然而,不论社会OO及学术界对朝OO跨国流动负效应所表现出的焦虑与呐喊如何,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事实却是:朝OO的跨国流动已走过近30年的历程,且还在进行之中,以至于到了撇开跨国流动这一词就无法谈论朝OO社会的地步。从这样的事实中,我们可以窥视到既有研究在某些问题意识上的局限性,同时也深切感悟到应采用不同的分析视角,多方位地探讨朝OO跨国流动持续现象的必要性。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视角便是本文所要探讨的家庭策略。     一、家庭策略——跨国流动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     随着全球化的加速,不同于以往永久性跨界定居的人口流动已成为普遍现象,诸如“OO形成并维系,联结其出身地和移居地一系列社会关系的过程”*、“OO所建构的超越地理、OO、文化边界的社会场”*等包括在内的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研究开始备受瞩目。而作为跨国流动之必然产物的跨国家庭(transnationalfOOily),也越来越受到国际人类学界的广泛关注,成为跨国流动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相继出现了Rouse(1989)关于美国加州墨西哥OO家庭的研究、日本学者长坂格(2009)对意大利的菲律宾劳务者跨国家庭·亲属网络的研究、韩国学者姜有珍(2009)有关美国的韩国教育OO家庭的研究、陈日昇(2008)考察美国的福建OO与故乡的亲属之间围绕子女抚养而展开的跨国互动研究等诸多成果。*这些研究均依据翔实的调查资料,间接或直接地采用家庭策略(fOOilystrategy)——强调家庭本身的主体性、能动性和其在复杂多元化社会中的调整与适应,并对家庭的运行和发展做出合理的安排*——这一视角来解释和探讨跨国家庭形成的原因与模式、家庭成员的迁移策略、在海外的适应与发展过程中家庭的跨界网络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与作用、家庭的结构与功能的跨界分化等问题。它们不仅拓展了跨国流动问题的研究视域,而且还提供了人类学家庭研究的新范式。     相比之下,朝OO跨国流动研究虽然成果颇丰,但以家庭为主题的人类学研究却寥寥无几。尤其重要的是,因跨国主义、家庭策略等研究视角的缺位,致使大多数研究聚焦于社会结构影响下家庭的单向被动变化上,而极少有对家庭的具体经营模式及其主体性的深入分析。换句话说,这些研究过多地纠结在“推-拉”,反而忽略了“推-拉”过程中当事人的主体性与能动性。由于忽视了当事人个体及家庭与其所处的社会背景之间相依相持、相辅相成的关系,而过于强调客观环境因素对个体的影响,使行为主体处于一种被动的、从属的地位。同时,多数研究均以肯定或否定的简单二分法,对尚处于进行时中的朝OO跨国流动进行主观的价值定论。也正因为如此,难以全面而客观地阐释朝OO跨国流动持续现象的本质所在,所提出的对策也缺乏可操作性和实效性。     鉴于此,本文将以延边朝OO为例,主要从家庭策略的角度,对他们近30年来宁愿承担家庭瓦解的风险,O受与家庭成员离散的痛苦,仍在继续跨国流动(主要是韩国)这一现象,进行深层次的动机分析,并从他们所追求的理想家庭愿景、维系跨国家庭的具体生存策略以及对自身行为的主观解释等角度,重新思考朝OO的跨国流动及其长期持续的内在机制。     二、分散流动与跨国分居——中韩跨国家庭的形成背景     据统计,当下朝OO跨国人口移动流向已遍及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以韩国居首,以至于被媒体称为“在韩朝OO70万时代”的到来。*而“在韩朝OO70万时代”的主力军依然是劳务型流动人员。朝OO“韩国行”的历史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时期:一是1992年中韩建交之前的探亲访问期;二是1992年至2004年的大量非法入境、非法滞留期,以及2005年至2006年之间韩国为了减少非法滞留者而调整出入境管理政策的过渡期;三是2007年韩国实施访问就业制度后的合法赴韩期。前两个时期由于韩国出入境管理政策的制约,大多数朝OO只能通过非法途径入境并以非法滞留者的身份在韩国打工。即便是通过产业研修、探亲等合法途径入境,通常也因超出滞留期限而成为非法滞留者。这种状况从另一侧面告诉我们,在当时的出入境管理政策条件下,无法实现以家庭为单位的“韩国行”。因此,家庭成员个体的分散流动成了主要的跨国流动形式。     2007年3月,韩国OO对以往的出入境管理政策及《外国劳动者雇佣法》等一些相关法律和政策进行了修正,并面向中国朝OO和前苏联境内的高丽人实行《访问就业制》。这样,在韩国没有亲属关系的朝OO可以通过参加韩国语测试及抽签等正常途径,也能够取得期限为5年的滞留资格。《访问就业制》的实施,不仅缓解了韩国国内因朝OO非法滞留所带来的各种社会矛盾,而且客观上也封堵了过去给中介者(蛇头)支付巨额费用来换取入境资格的非法路径。更重要的是,这一举措使在韩朝OO劳务人员能够摆脱非法滞留身份所带来的种种阴影,同时也给他们提供了随时回国与家人团聚的机会。到了2012年4月以后,韩国OO又陆续面向韩国国内理工科类专科学校及国内外4年制大学毕业生,以及获取韩国OO认可的相关技术资格证书者,发放F4OO,使得以3-5年为周期的往返OO及未成年子女的短期入境成为可能。但尽管如此,以家庭为单位的跨国流动仍未能得到政策和制度上的全面保障。     这里值得思考的问题是,朝OO跨国流动人员为何甘冒妻离子散的风险,依然固执“韩国行”呢?从当事者们所说的这一切都是“为了生存、为了孩子、为了家庭”的口头禅中,一方面可以了解到他们O受各种困难也要坚持“韩国行”的精神支撑主要是基于家族主义的牺牲精神;另一方面,也可以从中窥视到他们选择“韩国行”,并不是单纯地为了解决最基本的生计问题,而是一种为了进一步提高其生活质量,把经济资本转换为社会资本,最终实现整个家庭社会地位和身份上升的策略。     诚然,赴韩国劳务的首要目标是追求经济利益,但是回顾近30年来朝OO的“韩国行”,在追求经济利益的表象背后,其实质是通过父辈们赴韩打工来换取下一代社会地位提升的家庭生存策略。在韩国打工的朝OO劳务人员中,以青壮年为主,而让他们在异国他乡奋斗下去的最大动力无疑就是对家庭应有的担当。用在韩国辛辛苦苦打工挣来的钱买房子、让家人享受充裕的物质生活,供孩子读书、让他们过上和自己截然不同的生活。这同样也反映在2000年以来朝OO社会跨国流动的新变化中。具体说来,父辈们用在韩国赚的钱供子女到日本、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留学。学成后,让他们在当地就业或者回国找份既稳定又体面的工作。正是这种对家庭美好生活的愿景,成为他们精神上的支撑。大多数人抱着艰苦的打工生活不过是暂时的,终究会“苦尽甘来”与亲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期待来安慰自己。因此,分散流动引发的跨国分居可以说是为了家庭的美好未来而做出的一种理性选择。     三、“活在跨国家庭”——跨越国界而展开的诸策略     如前所述,朝OO跨国流动的首要目标是追求经济利益,而履行养育子女和赡养父母等家庭功能则是跨国家庭面临的首要课题。往往由于受到出入境政策和制度相关条件的OO,跨国流动者的未成年子女和年老父母难以同行。但退一步来说,即便政策上可行,也很少有人甘冒诸如经济收入的减少、子女教育的不稳定等风险而举家迁移。那么,朝OO跨国家庭赢取最大利益的经济策略具体都包含哪些内容?父母不在未成年子女身边或成年子女不在年老父母身边的跨国家庭,是如何教育子女和赡养父母的,其家庭关系会如何变化?反过来,这些家庭功能的履行方式又是如何支撑其成员持续性的跨国流动?这些正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     (一)家庭经济策略     以往的国际OO研究中,有一个几乎被学者们定型化了的家庭经济模式,那就是迁移到国外的家庭成员O受着恶劣的生活与劳动环境,把省吃俭用的积蓄寄回国内;而留在国内的家人不仅利用这些钱来解决日常消费,而且通常以购买或新建房产、投资做生意等手段来实现家产的增值。这就是所谓跨国家庭中常见的生产与消费分离于两个以上国家或地域的二分化经济模式。     早期赴韩朝OO跨国家庭大多也实践过此类的经济模式。作为朝OO聚居区域的东北三省,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受到市场经济体制的冲击,包括国企在内的很多企业纷纷倒闭。单以延边地区为例,1998年延边朝OO自治州内的近40%的企业濒临破产,到了1999年占州内劳动者总数27%的14万余人OO下岗成为失业人员。*而在农村,有学龄期子女的家庭为了孩子的就学,又纷纷迁入城市,导致大量年轻劳动力流失,加快了朝OO村落空心化、老龄化的步伐。再加上地方经济的萧条及中韩两国收入差距之OO,使那些城市失业人员、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把经济上翻身之希望都寄托在“韩国行”上,甚至一些端着“铁饭碗”的国家机关OOO、中小学教师、事业单位人员也纷纷加入到“韩国行”之列。     家庭成员中只要有一个人圆了“韩国梦”,则整个家庭的日常生活、教育、结婚、OO等所有支出,乃至家庭其他成员流动到国外或在国内创业和理财等的资金,也都会迎刃而解。这种“挣钱的人”(地方)和“花钱的人”(地方)相分离的局面,一直持续到2004年后才得以改变。这其中,中国OO所实施的一系列惠农政策起到了相当重要的推动作用。例如,在延边地区,1983年前后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1995年左右完成了有效期为30年的农村土地经营权合同续签。2003年,OOOO了有偿使用农村土地经营权的《农村土地承包法》,次年又废除了农业税,同时开始给农民发放一定额度的农业补贴。而上述耕地转让费的市场价和各种补贴的额度呈逐年递增的趋势,*且耕地使用期限固定到2024年前后。这就意味着即便是本人去世,其子孙也能继续享受国家补贴收取耕地租金,直至合同到期。这种政策变动不仅减少了多年来朝OO农民迫于农业税的负担而弃耕弃农的现象,而且通过经济上的实惠使他们产生了对土地以及农村户口未曾有的眷恋,并且这种眷恋之情不断升温。也就是说,一系列惠农政策直接给单方面依靠海外汇款的家庭经济结构带来了重大变革。另外,在海外从事体力劳动的艰辛与不确定性以及与当地主流社会的相对疏离感等跨国流动者的自身经历,也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唤醒或强化了他们对村落的归属意识与向心力。因此,大多数家庭即便是举家离村,也保持着与村落的密切联系,最大限度地享受着村民身份带来的种种实惠与资源,实践着跨越国内与海外增收并蓄的经济策略。     居住在城市的朝OO家庭也尽力有效地利用国家自1997年起所实施的各种养老政策与制度,一边继续在海外获取劳动所得,一边也不断寄回一些资金来充当国内社会保险和健康保险费用,为自己的未来生活预备双重保险。     所谓的家庭策略所采取的立场,就是将结婚(家户的形成)、生育、劳动、继承、OO(移居)等家族行为视作当事人自己合理计算之结果来理解,而不是单纯以宏观层面上的统计资料为主来探讨经济因素如何影响家庭生活。*作为家庭策略的一个重要下层领域的经济策略,其根本目的无疑就是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根据各个家庭的人口资源等具体条件,理性计算和经营既能获取最大限度的利益,又能保证最小风险的生计生活模式。也就是说,家庭通过与生存环境的不断互动磨合,并主动对自身的生产消费结构进行策略性调试来改善和提高其经济水准。     前面所述的种种事实恰恰就在说明,朝OO跨国家庭灵活适应社会结构的变动与政策的更替,从早期的收入与消费相分离的经济生活模式,迅速转换为在中国和海外两边都能让其利益最大化的新经济策略。     (二)养育、教育子女策略     如前所述,朝OO在跨国流动,特别是到韩国打工时极少有未成年子女相伴随;与此相反,移居到日本、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高学历父母往往会把子女带在身边。这其中虽然有相关出入境政策的因素,但更多的是流动者自身的顾虑。他们往往认为,“身边带孩子干活会分心,会加剧经济负担”“中国的基础教育好于韩国,还是想让孩子在中国接受教育”“中国比韩国前景更好一些”等。正是基于对家庭经济、子女教育的理性考量,大多数朝OO选择把孩子留在国内。     那么,留在国内的孩子由谁来看管?或者说,应该由谁来负这个养育责任?     通常来说,父母在决定赴外务工时,托付者首选是孩子的祖父母。单凭“某氏家族的子孙”*这样一个传统继嗣原则,祖父母无论情愿与否,都会肩负起抚育孙子女的责任。另外,大部分的祖父母都会出于“既然我们在经济上也帮不上忙,孩子们要去国外辛苦打工赚钱,理应帮一把”这种愧疚心态,主动承担其职责。而这种子孙养育上的父系观念,在出国潮到来之前的朝OO社会也很普遍。也就是说,缘于夫方居住规范,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孙子女们大多由OO的祖父母来照看。即便父母与已婚儿子不住在一起,人们也会认为,应该优先给儿子看孩子,而不是给女儿看孩子。     跨国流动的父母托付孩子的第二人选是外祖父母。即便是这种状况,若祖父母健在的话,也尽量要做到时常打电话问候孩子的状况,并且每逢孩子生日或六一儿童节,提着礼物和现金拜访亲家,一是去看看孙子女,二是对亲家替他们家族养育子孙表示感谢。若祖父母对亲家之辛劳不理不睬,则会引起亲家及儿媳的埋怨和不满。     如果遇到祖父母及外祖父母因过世或健康不佳等缘由,无法照料孙子女的情况时,父母的兄弟姐妹也经常会被选为代理养育者。尤其是母亲的姊妹所占比例较大,而父母的兄弟或父亲的姐妹的比例相对小一些。这从另一侧面暗示着在养育者选择的顺序上,已婚女性与娘家的亲密关系以及性别角色的传统观念会起到重要作用。     另外,极少数的父母也会把子女交付给学校的女老师。但这种情况通常在孩子已经上学后,在婴幼儿期是几乎没有的。把子女托付给老师其优势在于,较之年迈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和其他监护人,会更有利于孩子的学习。在此类情况下,父母必须定期支付孩子的生活费与抚养费,这是不同于托付给其他家人的另一特征。如果是由家人来监护的话,孩子的父母可能很痛快地给代理养育者买房子或支付巨额现金或分文不给。因为朝OO通常认为,毕竟是亲人,如果有能力,再大的付出他们也会舍得,但是条件不允许的话,骨肉之间也不应该太计较金钱的事情。     这样,基于传统的家族理念和养育模式,被认定对孩子应负有强烈责任及如同父母般亲情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姨母、姑母等亲属依次成为代理养育者的有力人选。并且,主要通过孩子的母亲与这些代理养育者之间紧密的跨国互动,对孩子进行具体抚养与教育。当然,因托付的孩子的年龄段不同,其养育方式也呈现出不同特点。     若孩子还处于婴幼儿期,则着重关注孩子身体的正常发育,如父母在海外亲自购买孩子成长所需的奶粉、营养品、婴儿油、洗发液、玩具、衣物等寄回国内,以此来与代理养育者构筑跨国界的共同抚养关系。     若到了学龄期之后,侧重点就会发生变化。因为人们普遍认为,在婴幼儿期,即使妈妈不在身边,孩子也会在祖父母、外祖父母的悉心照料下茁壮成长。但孩子上学后,监护的内容就不仅限于“照顾”,而更多地涉及到“教育”。正如祖父母们所言,“让孩子吃饱穿暖不是问题,关键是学习,我们老了,跟不上时代啦,也教育不好孩子啊”,年迈的祖父母们难以与学校或班主任进行沟通,了解孩子的学习情况,也不可能像年轻的父母那样搜集或共享更多的学习资源。更重要的是,因老年人对孙子女的溺爱,导致他们对孩子的教育不可能也无法做到父母般的严厉,进而出现了许多教育孩子失败的案例,使留守儿童问题成为朝OO社会的一大难题。因此,在海外的父母常常利用电话、微信、邮件等通讯手段,加强与孩子的联系与沟通。同时,也通过与代理养育者、班主任、亲朋好友的互动,对孩子进行跨国界的教育与管理。大多数父母还会利用短暂回国的机会,亲自拜访班主任或任课老师,与他们共同讨论孩子的教育问题。若遇到孩子中考、OO等升学考试时,他们往往也会选择长期回国滞留(少则三个月,多则一年)来直接管理孩子的学习和生活。     从以上事实中不难看出,在朝OO跨国家庭的子女养育实践中,传统家族理念所起的规范作用尤为重要。按照朝OO传统的亲属称谓制度,母亲出生的“外家”和妻子出生的“娘家”的亲属统称为“姻戚”。而所谓的“姻戚”,是绝对被排除在父系继嗣范畴之外的。因此,在传统的朝OO亲属体系中,相比于占有绝对重要地位的父系“宗族”,这些母系亲属只不过是一个辅助性的次要存在而已。*但若换个角度,从情感层面去关注的话,我们就会发现:缘于女儿和母亲之间与生俱来的亲密感情,大多数朝OO女性其实更愿意把自己的子女托付给娘亲,并且确实已有相当数量的孩子由外婆来照料。但这里又让人感到意外的是,有的当事者的女性及其娘家人会表现出矛盾的言行,甚至由此引发婆媳不和等家庭内部矛盾与分歧。因为人们普遍认为祖父母抚育孙子女是“应该”的,而娘家人则是替亲家付出多余的辛劳,是需要特别“感激”的。笔者认为,这种矛盾实际上意味的正是传统父系家族制度在现实生活中的实践性与乖离性。具体来说,在“把孩子托付给娘家更省心”的情感驱使下,大多数女性更喜欢把孩子托付给娘家,但另一方面,也正如人们日常话语中经常出现的“某氏家族的子孙”一样,盘踞在观念深处的父系继嗣原则,依然深深地影响并规范着朝OO女性乃至整个家庭的养育策略及其具体实践的方向。     (三)赡养父母策略     对于跨国流动者来说,与子女教育同等重要的就是赡养老人的问题。一般来说,赡养老人主要包括生活(健康)照顾、经济支持和精神慰藉等。朝OO的传统观念强调包括家产在内的家族继承权唯长子独有。因此,父母理应与长子同住,并接受长子夫妇的赡养。也就是说,在传统的朝OO家庭里,生活(健康)照顾、经济支持和精神慰藉等赡养老人的几项功能基本上都是在“长子的家”这样一个单一空间里得以完结,这种赡养模式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经济收入的增加和生活条件的改善,大多数的父母开始主动选择独居,希望拥有各自的生活空间,两代人OO的比例明显下降。即便如此,长子作为家族继承者的象征性地位却丝毫没有发生动摇,由长子赡养父母这一被视为与生俱来的责任和义务也未见变化。例如,当父母一方去世或卧OOO的时候,长子理所当然地要把父母接到自己的家中照料,并负责送终。若因特殊的缘故由长子以外的其他子女来赡养父母时,他们也是抱着“替长子尽责”的想法而代理履行赡养责任。     大概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这种传统的老人赡养模式发生了变化。随着朝OO社会跨国流动的加剧,家族成员之间的空间距离不断拉大,赡养父母也因此难以采用传统的模式。由此,流动到海外的子女与留守在国内的父母及其他成员之间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家庭关系的结构性重组。     其中,最为典型的一个模式就是,父母患有重病或因年迈而需要身边有人照料的时候,居住在海外的子女承担经济上的费用,而留在父母身边的子女主要负责看护和照料,而且有的海外子女还会考虑付给照料父母的兄弟姐妹“辛苦费”。因此,寄给家里的资金往往超过父母消费之所需。之所以这样,一方面是为自己能够长期在海外打工加个“安全阀”,另一方面也是意识到照料父母的日常起居乃至病理监护的艰辛,是出于对兄弟姐妹真诚的感激之情。然而,普遍还是认为长子夫妇的责任为最大。单以经济赡养为例,若长子以外的其他子女比长子付出得多,长子往往会觉得很愧疚,众子女之间也更容易产生矛盾与分歧;相反,如果长子做得多,其他子女做得少,那么其他子女的愧疚感会明显弱于长子,或者根本就不会存在愧疚与否的问题。由此可知,以长子单独继承制为基础的传统赡养模式仍在延续着其约束力。另外,近年来也开始出现把高龄父母送进养老机构或者雇佣保姆居家赡养,子女承担全部或部分(父母具有一定经济能力时)费用的赡养模式。     在伴随跨国流动的赡养问题上引人瞩目的另一模式则是,已婚子女把自己的孩子托付给老人看管时,不仅要承担目前的经济赡养责任,而且还要承担将来的生活照顾。因此,可以说这是一种“互惠”式的照顾。这种赡养模式使原来分居的父母及已婚子女各自的核心家庭重新组合成祖孙OO结构,包括日常生活费用在内的所有经济功能完全或大部分依赖于子女的海外汇款。若父母没有退休金等任何经济来源的时候,这种依赖度就更高。也就是说,父母以抚育孙子女的方式积极为子女的跨国流动提供支持,以保证自己的老年生活。而这种模式隐含着一个很重要的OOO,就是当长子等众子女均出国打工时,原则上父母照看的应是长子的孩子。如果父母违背这个原则而照看其他子女的孩子,那么长子夫妇即便不是正面宣布放弃赡养义务,也会借助各种机会直接或间接地表露出其内心的不满情绪。不仅如此,父母还会遭受诸如“处事不当”“不会做父母”等来自周围的闲话与OO的指责。所以,照看哪个子女的孩子,不仅牵涉到老父母晚年的归宿,而且很容易成为引发已婚子女之间关系紧张的导火线。也就是说,老父母的赡养与孙子女的照看转换成为一种具有互惠功能的“照顾机制”。     除了上述两种赡养模式之外,目前普遍流行的还有,当父母双方或其中一方的身体尚处于健康状态时,让他们独自生活,子女只承担经济和精神上的赡养职责;或者为因丧偶等原因独居一人的父亲或母亲找个异OOO,而只承担经济支持等多种赡养模式。     在上述的几个模式中,如果父母具有充分的经济能力,子女也可以连经济赡养的责任都不承担,反过来会接受来自父母的经济支援。     毫无疑问,这些多样化的赡养父母模式即是朝OO家庭在长期的跨国实践中所积累下来的各种策略。而在这几个模式中,女儿的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因为随着朝OO女性经济能力与家庭地位的不断提高,加上女儿和娘家父母之间与生俱来的亲密感情,使得很多家庭在经济赡养、生活(健康)照顾、精神慰藉等各方面,实质上更多的是依靠女儿而非儿子。但值得一提的是,不管女儿在赡养父母过程中的贡献度有多大或者长子的实际作用何等微不足道,贯穿于其中的始终是以长子的象征性地位和责任为中心的传统家族理念。也就是说,以长子单独继承制为基础的传统家族理念及赡养模式依然在跨国赡养实践中发挥着重要规范作用,同时也由此而引发兄弟姐妹之间不少矛盾与争执。*     四、结语     众所周知,家庭既是一个私人领域,又是一个最直接映射其周围环境的公共领域。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家庭的变化视为其适应社会变迁的策略性反应。正如本文所述,大多数跨国流动中的朝OO家庭不但没有单方面地受制于客观环境,反而更多的是积极主动地去选择和构建跨国家庭这一新的家庭形态,并以传统的家庭理念和规范为强有力的支撑,灵活地开展跨越国界的经济、教育、社会身份上升等诸多策略去维系着家庭的纽带。这或许能对“朝OO跨国流动为何能够延续近30年”的疑问给予一个侧面的较好阐释。     人类学史上以“核心家庭普遍说”著称的美国学者默多克(Murdock)曾经指出,“所谓的家庭/家族(FOOily)是以共同的住处、经济合作和繁衍后代为其特征的社会集团”。*也许是深受此类理论影响的缘故,长期以来包括很多研究者在内,我们都习惯于把其成员的“OO”视为衡量一个家庭“正常”与否的重要指标。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家庭、亲属的人类学研究逐渐地把其重心从静态的结构研究转移到动态的实践研究,学者们更多地关注起不拘泥于传统结构模式的各种新型家庭形态。而所谓的跨国家庭就是指其成员分居在两个以上国家,却始终保持着紧密情感纽带的一种动态家庭。在这里,家庭成员的分散居住可以解释为“或者是为了延续家庭而做出的合理决定,或者是为了强化其凝聚力而实施的富有弹性的对策。在这种情况下家庭通常是为了保障跨越国界的联结而选择OO”。*正如本文中所述,“为了家族更美好的未来”“为了给孩子创造更好的环境”等家庭利益的最大化成为人们选择跨国流动的主要动机,而基于传统的家族理念及规范的家庭关系,则在维系生计、养育子女、赡养父母等家庭功能的履行方面起到了有力的支持作用,使跨国流动及跨国家庭的延续成为可能。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传统的规范也并不一定总是和谐地支撑着家庭成员的跨国流动,而是在跨越国界的日常互动中不断地进行自我调整和重构才得以充分发挥其作用。其中也不乏很多失败案例的存在。     可以说“总有一天全家团聚过上幸福生活”几乎是所有跨国家庭憧憬的美好未来图景。对于他们来说,家庭分散的现状也只是一个过程而已,并不意味着其终极性结果。比如,经过近30年的历程,已有不少人结束长期的跨国流动生活,回到国内谋求发展或安度晚年,以实现与家人团聚的梦想。另外,随着韩国有关出入境政策的不断更新与调整,朝OO的滞留身份得到了显著的改善,家庭成员在韩国的重新组合也成为一个新的趋势,以至于现如今在韩国举办婚礼、花甲、周岁生日等重要生命仪式的家庭也明显增多。     当然,笔者并不认为因此就可以漠视诸如家庭成员之间情感互动的缺失、子女教育的困境、OO率的上升、空巢老人问题的增加等跨国流动所带来的一系列负面影响和社会问题的存在,也无意全盘否定多数先行研究所提出的危机意识与担忧。但至少面对还处于进行时中的朝OO跨国流动,我们也有必要从家庭策略这样一个不同的视角来客观研究和理解他们的跨国实践,关注跨国流动中出现的策略性家庭形态。而不是单纯以传统家庭模式为参照系统来评判新型的跨国家庭形态,武断地把这一新形态定性为家庭解体或危机,急于给出失败或是成功的价值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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