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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亲相隐不为罪 法律规定

刑法因果关系的认定

亲亲相隐不为罪 法律规定

1、 犯罪分子在被抓获之前可能会隐藏逃匿，历朝法律对窝藏罪犯的行为作出了处罚规定。但从汉朝开始，法律规定亲属之间可以相互隐瞒各自的犯罪行为，法律并不因此而追究窝藏犯人的亲属的刑事责任，这就是“亲亲相隐”原则；而如果窝藏的是与自己没有亲属关系的人的话，则会构成窝藏罪，并要受到一定的刑事处罚。

2、 西周《九刑》规定“掩贼为藏”，这里的“贼”不是指偷盗行为，而是指毁弃礼仪的行为，也即如果窝藏毁弃礼仪的人，就构成窝藏罪，要按照《九刑》规定的刑罚来进行惩罚，而且不能赦免。

3、 史XX载，商鞅变法“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不告X者腰斩，告X者与斩敌者同赏，匿X者与降敌同罚”。此处的“匿X”即窝藏罪犯的行为，由于秦国对于投降敌国的人要处以XX，因此犯有窝藏罪的，要被处以XX。

4、 秦朝灭亡后，刘邦建立了汉朝。汉朝初年对窝藏罪规定的处罚特别严厉。《史记·季布传》曾经记载，刘邦在打败西楚XX项羽之后，对曾经屡次打败自己的项羽手下爱将季布恨之入骨，在全国范围内下达了通缉令，并规定如果敢窝藏季布，就要对犯罪人的全 家及其亲戚处以刑罚。但由于季布一诺千金，因而无人举报，此事最后也不了了之。

刑法因果关系的认定

1、肯定说的基本立场是，后行为人也应全面承担与前行为人同样的责任，即后行为人应对前行为人的行为及其结果承担责任。肯定说的主要理由在于：一是完全犯罪共同说、罪名从属性，以及一罪的不可分割性；二是只要后行为人认识并利用了前行为人的行为及其结果，从价值判断的角度就与事前通谋的情形没有本质差异；三是在XX、伤害的场合，连不存在共犯关系的同时犯都能适用日本刑法第207条的特例得到妥当的处理。这种至少存在部分共犯关系的承继共犯的情形，反而排除该特例的适用，便说不过去。日本有一个秉持肯定说的典型判例：妻子在得知丈夫抢劫杀人后，应邀用蜡烛照亮犯罪现场以方便丈夫顺利找取钱物。对于此案，日本大审院认为妻子成立抢劫杀人罪的帮助犯。

2、我国司法实践与理论通说遥相呼应，基本上也是持肯定说立场。例如，１）“砸车案”：王某搭乘彭某所驾车行驶途中撞上被害人停在路边的车，王某出于泄愤目的，先行下车砸被害人的车，彭某随后也下车参与砸车。针对中途参与砸车的彭某的刑事责任，XX认为，二人之间的行为具有相互鼓励、相互补充的关系，双方临时达成了犯意的联络，从而形成了一个共同犯罪的整体，共同推进了犯罪的实施，造成了犯罪后果，彭某应当与王某共同承担寻衅滋事的刑事责任，故对彭某提出的“作为承继的共犯，其犯罪金额未达 ２０００ 元，不构成犯罪”的上诉理由，不予采纳。２）“取款案”：樊某、金某骗得被害人夏某的一张XXX及XX后，李某在明知上述XXX及XX系樊某等人XX所得的情况下，仍积极帮助樊某，通过银行自动柜员机从骗得的XXX中取走XX币53900元，并分赃。对于中途加入实施取款行为的李某，XX认为构成XX罪共犯。３）“运输假烟案”：2015年9月底至2015年10月22日，姚甲等人生产假烟。同年10月21日晚，同案人以每次200元的报酬雇请被告人姚某（非姚甲）驾驶货车运输生产伪劣卷烟的原材料及伪劣卷烟烟草制品。对于10月21日才加入的姚某的涉案金额问题，XX认为，被告人姚某加入不久即被抓获，但其供述第一次受雇运输时就发现是制作假烟的窝点，即明知是犯罪而参与进来，构成承继的共同犯罪。根据“部分实行全部承担”的原则，要对犯罪的全部后果承担责任，而不能只就其加入后的实行行为部分所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

3、“全面肯定说虽然一度是日本判例和通说的立场，但现在在日本已经丧失了支持者。”肯定说之所以“风光不再”，是因为其本身存在严重问题：一是完全犯罪共同说作为曾经的通说，如今已经被部分犯罪共同说和行为共同说所取代，因而罪名的从属性，以及所谓“一罪的不可分割性”，也就失去了基础；二是如果仅因为行为人对他人的行为或者结果存在认识、容X乃至利用，就要因此承担责任，无疑是心情刑法的体现，违背了罪责自负的原则；三是利用前行为所形成的事态或者效果，并不意味着行为人对这种事态或者效果的形成具有因果性，让后行为人对已经形成的事态或者结果负责，显然有悖结果只能产生于原因行为之后的常识，违反因果共犯论原理。因此，肯定说不应得到支持，我国司法实践中前述完全肯定承继共犯的判决，也就存在疑问。

4、限定肯定说的基本立场是，后行为人对前行为引起的状态或者效果存在认识并积极加以利用的，对前行为人的行为也要承担责任。虽然各种中间说的观点未必完全一致，但均认为，后行为人对于参与之前已经发生的结果不应承担责任（即否定结果承继），而仅对前行为所形成的状态或者效果积极加以利用的，在该限度内肯定共犯的成立（即肯定效果承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