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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博爱是中国文化本来的精神。作为儒家博爱论专题研究的创新性成果,本书着力发掘儒家仁学本有的博爱蕴含和普遍的人道关爱资源,澄清近代以来对儒家仁爱-博爱观念的误解,全面系统地阐明中华文化的博爱基因、儒家博爱观的思想本质与价值指向,以及儒家仁爱的心理依据、价值构建和多面向的展开。
2、本书分上下2编,共13章。从哲学的概念分析推广到对“大一统”国家的制度建设和基层社会管理、慈善救助、民族文化交流及与XXX博爱的比较等方面的研究,提出了不少新的理论观点,在儒家博爱观的研究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从爱亲孝慈的个体关爱行为到爱国爱社会的崇高境界,既是价值内化的表现,也是社会教化的结果。爱的公共性和互惠性品格得到充分彰显。人际交往的“亲亲为大(先)”与治国理政的“爱人为大”作为儒家仁爱的两大基本指向,能够协调并相互适应。在规范化为制度之先,博爱具有指导和引领的作用;在制度形成之中和之后,它影响着制度的制定者、执行者和遵守者,潜在地调节着他们的行为。民心的舒慰凝聚与国家的统一XX本来是良性的互动关系。儒家博爱不仅在汉文化圈中普遍流行,也浸润到少数民族群体之中,并关联到民族和睦与国家认同,实际形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理想和精神追求。近代以来中西文化交汇碰撞,无论是XXX的神爱还是人对神、人对人之爱,与儒家立足内在仁性生发的普遍之爱,存在着明显的区别。需要认清中西博爱观的同异。
1、译者按:本文原为杜维明先生为ArvindSharXX所编OurReligions一书撰写的第3章,笔者译出后收入杜维明:《东亚价值与多元现代性》(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作为该书下部。 关于耶稣XX“别人打你左脸,你把右脸也给他”的劝诫,具有某种在伦理上激励人心的东西:它诉诸于我们许多人略具谦卑特征的理想主义。我们相信,较之单纯报复性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种单方面的利他主义象征着一种更高的德性。不过,另外一种可能的回应方式或许会让人感到惊奇。这种回应方式在崇高性方面并不逊色,它以高尚的实用主义而非单纯的理想主义为其特征。当孔子被问到:“以德报怨,何如?”他回答说:“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1]对我们来说,可能更容易引起兴趣的是孟子所提倡的伦理准则:“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2]现在,我们就开始研究一种伦理—宗教传统,她是如此细致地将道德焦点从抽象的法则转换到生活的种种现实,并挑战着我们在伦理和宗教的比较研究中许多熟悉的范畴。 界定儒家的精神性 我们是孤立的个体吗?或者说,我们是否作为人际关系的一个中心在生活吗?道德的自我认识对于人的成长是必要的吗?在其成员中没有发展一种基本的义务和责任感,任何社会能够繁荣或持续吗?我们的多元社会是否应当深思熟虑地培养共享的种种价值和一种人类理解的共同基础呢?当我们在现实中逐渐意识到地球的脆弱性,并作为一个“受到危及的物种”而越来越小心翼翼地对待我们自己的命运时,我们应该询问什么批判性的精神问题呢? 儒家传统的根本关怀就是学习成为人。关键不在于那与自然和天道相对反的人,而是那寻求与自然和谐以及与天道相感应的人。诚然,在儒家的视界中,学习XX使得一种深广的过程成为必要,该过程承认限定人类境况的所有存在方式的相互关联性。通过一种包括家庭、社群、国家
1、????? ?[XX摘要]在儒家伦理思想中,“仁”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仁”是孔子及其儒家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和主要标志,也是其道德理论体系的基本原则。作为一个基本的道德原则,它是人们处理各种道德关系和调整各种利益关系的根本准则,它贯穿于儒家伦理思想的全部内容之中,也鲜明地、集中地体现着孔子及其儒家伦理思想的本质和特点,其他的道德规范以及具体道德关系方面的某些特殊要求,都是这个基本原则的补充、展开和具体表现。 [XX关键词]孔子;儒家;仁;伦理思想;道德原则 在儒家伦理思想中,“仁”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吕氏春秋》云:“孔子贵仁。”《孔子家语-XX行》说孔子“汲汲于仁”。宋儒胡宏说:“仁之一义,圣学要道。”(《五峰文集》)程颢在《识仁篇》中说:“学者须先识仁。”这些论述都反映了儒家对仁的思想原则的高度重视。孔子也多次讲到并强调“仁”,他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论语·卫灵公》)他甚至还说:“当仁,不让于师。”(同上)《论语》中“仁”字出现一百多次,多处对“仁”的思想原则进行了强调和论述。“仁”是孔子及其儒家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和主要标志,也是其道德理论体系的根本原则。孔子以降,“仁”的思想一直为历代儒家学者所重视,并成为儒家道德理论乃至整个思想学说的核心。正因为如此,有人说孔子及其儒家的思想学说就是“仁学”。 孔子说:“仁者,人也。”(《中庸》)孟子也说:“仁也者,人也。”(《孟子·尽心下》)在儒家看来,“仁”是人的本质,人之所以为人其根本在于“仁”。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与自然密不可分。人与自然相互联系,密不可分,其本质与自然的本质是相通的,二者都有其共性。另一方面,在自然界中,人是“天地之心”,是自然界中最可宝贵的,而立人之道,在于仁义。王阳明说:“人者,天地之心;心者,万物之主。”(《王文成公全书》卷六《答季明德》)《孝经》中也说:“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圣治章》)《易传》说:“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立天之道,日阴日阳;立地之道,日柔日刚;立人之道,日仁日义。”XXXX人为贵,而人之所以“贵”,不在于人有生命、有感知,而是在于人有仁义道德的伦理观念。 从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来看,人之所以异于XX,也在于人具有道德理性,在于人对于仁义道德的追求。孟子说:“仁,人心也。”(《孟子·告子上》)“人所以异于XX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在孟子看来,人区别于动物的地方并不多,重要的在于君子懂得事物的道理,了解人伦之情,凡事能够)A仁义出发。由此,孟子还进一步概括出了仁义礼智“四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正是这些以恻隐、羞恶、辞让等形式表现出来的内在的道德情感,使人超越了自然状态,并与XX区别开来,也使人在任何道德处境中,都保持着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在孟子看来,是否具有仁义礼智“四端”,也是人与非人相区别的标志:“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同上)人之所以为人,之所以可贵,就在于人是从仁义礼智的道德理性出发来选择自己的行为,并用以指导自己的行为的。陆九渊阐释和发挥孟子“人所以异于XX者几希”的话时说:“去之者,去此心也,故日'此之谓失其本心’。存之者,存此心也,故日'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四端者,即此心也;天之所以与我者,即此心也。”(《陆九渊集·与李宰二》)他还说:“儒者以人生天地间,灵于万物,贵于万物,与天地并而为三极。天有天道,地有地道,人有人道,人而不尽人道,不足与天地并。”(《象山全集》卷二)人之所以是天地间的精华,是万物之灵,就在于人是社会的人,是具有道德理性的人,并且是以仁义礼智的道德要求作为其行为的出发点及其评判标准的。 从人之本性的角度来看,“仁”是人的本然之善心,是人本来就具有的善良意志,是人的本质之所在。在人性问题上,儒家虽然也存在不同观点的争论,但一般说来,大多数儒家学者都承认和肯定人性有趋善的倾向,认同人具有善良本性的观点。之所以说XXXX人为贵,人之所以异于XX,就在于人有善良意志,具有“仁义礼智”之心。孟子说:“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他在阐述仁义礼智“四端”时还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他还提出了“良能”、“良知”的概念:“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孟子·尽心上》)这就是说,仁义礼智是人生而俱有的东西,而不是由外部强加于人的。朱熹明确提出了“本然之善心”说:“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谓仁义之心也。”(朱熹:《四书集注》)陆九渊也充分肯定了人的善端“本然”性:“四端万善,皆天之所予,不劳人妆点。”(《陆九渊集-语录下》)王阳明则进一步阐述和发挥了“良知”说:“吾人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贤,天下古今之所同也。…'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王阳明全集》卷一《传习录》)这些论述,都肯定了“仁”与人之本性的天然联系。 孔子及其儒家认为仁包括所有美德,仁是其他道德规范和道德范畴的总纲,也是其他优秀道德品质的核心,义、礼、智、信、忠、恕、孝、悌、恭、敬、宽、惠、敏、讷、刚、勇、毅等都体现着“仁”的精神,都贯穿着“仁”的思想和要求,同时又都可以归结于“仁”。 子张问仁时,孔子回答:“恭、宽、信、敏、惠”,并指出“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论语-阳货》);樊迟问仁时,孔子回答说:“爱人”(《论语·颜渊》),还有一次孔子回答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论语-子路》)。他还说:“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论语-学而》)“仁者必有勇”(《论语·宪问》),又说“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等等。在儒家的仁义礼智信诸德中,“仁”居于主导的地位。正如朱熹所说:“百行万善总于五常,五常又总于仁。”(朱熹:《朱子语类》卷六)“仁义礼智四者,仁足以包之。”(同上)这些都说明,在儒家道德理论中,“仁”是其他诸德的核心和总纲,统摄其他诸德,其他各项道德规范、道德范畴,以及道德境界和道德品质,都是“仁”的原则的具体展开和体现。 《论语》载:“颜渊问仁。子日:'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日:'请问其目。’子日:'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在孔子看来,只有约束自己,按照礼的要求选择自己的行为,才是“仁”。要使自己的行为合于仁的要求,就必须做到不合礼的事不看,不合礼的话不听,不合礼的话不说,不合礼的事不做。一个人如果没有仁爱之心,是不能实行和达到礼的要求的。这说明,礼的具体形式是由仁的内在要求所规定的,离开了仁,礼就失去了意义而徒具形式;仁是内在的要求,礼是外在的表现,二者互为表里,密不可分。如果说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规定的话,那么礼则是人们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实现其本质的方法和途径。仁是礼的基础,礼作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制度上礼节上的具体要求和规定,必须建立在内在的仁爱的基础之上,依礼而行是仁的根本要求。 儒家将“仁”运用于社会XX领域,强调“为政以德”,构成了其仁政、礼治的XX模式。孔子说:“民之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论语·卫灵公》)在他看来,百姓对于仁德的需要,超过了对于水火的需要;有跳到水火中而死的人,而没有因实行仁德而死的。孔子还说:“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淮之,XX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淮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论语·卫灵公》)这些都说明和强调了仁政礼治的重要。孟子发展了仁政的思想,进一步肯定和强调了仁德对于为政者及其治理国政的重要。他说:“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孟子·离娄上》)因此,他极力主张“施仁政于民”(《孟子·梁惠王》),并主张“德教”,强调“善教”,“德教溢乎四海”(《孟子·离娄上》),“善政不如善教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孟子·尽心上》)荀子还在仁政方面发展了“礼治”的思想,把“礼义”视为“道德之极”。他说:“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荀子·劝学》)“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国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荀子·议兵》)这些观点和学说,都是仁的思想原则在社会XX生活领域的推广和运用。
2、就仁与义、孝、悌、恭、敬、忠等道德规范和范畴的关系来看,仁与这些道德规范和范畴也是紧密联系的,而且“仁”具有更为根本的意义。《论语》中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礼记·儒行》中说:“温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宽裕者,仁之作也。孙接者,仁之能也。礼节者,仁貌也。言谈者,仁之文也。歌乐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孟子》中多处论及仁与义的关系:“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并要求人们做到“居仁由义”(《孟子·告子上》)二程说:“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爱,恕则仁之施,爱则仁之用也。”(《二程集·遗书》卷十五)朱熹说:“仁是根,恻隐是萌芽。亲亲、仁民、爱物,便是推广到枝叶处。”(朱熹:《朱子语类》卷六)可以说,“仁”是儒家道德规范体系的基本原则,在其他道德规范和道德范畴中,都贯穿和体现着“仁”的要求。 朱熹说:“'人’字是以人身言之。'仁’字有生意,是言人之生道也。”(《朱子语类》卷六十一)清代儒家学者戴震说:“仁者,生生之德也。”(《孟子字义疏正》)李恭说:“生生即仁也。”(《论语传注问·学而一》)近代学者康有为也说:“仁……在天为生生之理。”(《中庸注》)在儒家思想中,“仁”是宇宙生育万物的“生生之德”。 儒家学者常以果实之“核”比喻“仁”,即以“果仁”喻“仁”,以阐明其“生生之理”。“心者何也?仁是已。仁者何也?活者为仁,死者为不仁。今人身体麻痹不知痛痒谓之不仁,桃杏之核可种而生者谓之仁,言有生之意。推此,可见仁矣。”(谢良佐:《语录》)陈淳《北溪文集》载:“问:'程子言仁日心。譬如谷种,生之性便是仁,阳气发处乃情也?’先生日:'岂惟谷种。凡果实核内,其中心皆日仁’。”元代儒家学者方逢辰说:“先儒论仁,最善名状者……指草木之核,种之即生,道以为仁,其中一包,皆生理也。虽然,此物借草木之核而言耳。人之核安在?日心。天地之心安在?日人。夫生生不息者,天地之心也,然其心不能直遂,必以托诸人。人得天地之气以为形,得天地之理以为性,故万物皆备于我。而天地之所以生生者,实寄吾性分之内,天高地下,一日无人,则天地特块然者耳。故孟子日:'仁者,人也。’……'活者为仁,死者为不仁。’人心不仁,则天地之心亦死矣,故孟子又日;'仁,人心也。’七篇之书,自首至尾,切切焉以陷溺人心为忧,凡教人日存,日养,日尽,日求,日心之端,日心之官,日根心,日生心,日物之长短轻重心为甚,直指人之识痛痒有知觉处示之,非便以知觉痛痒为仁,特欲其切己省察而仁活其本心也。不然,死灰而已,槁木而已,顽石而已,此之谓不仁。”(《石峡书院讲义》)仁爱之心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是人性的基础,同时也只有坚持和遵循仁爱的伦理原则,才能协调和处理好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问,以及上代人和下代人之问的利益关系和矛盾冲突,保证人类世代的生生不息和持续发展。 正是从这一思想观点出发,儒家既强调从血缘关系中引申出来的“亲亲之爱”,但又不限于亲亲之爱,而是要求从亲亲之爱出发,推己及人,将仁爱的思想情怀推及到全体社会成员乃至于世间万物,即“泛爱众”(《论语·学而》)。孟子提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就是说要由亲爱自己的亲人进而仁爱百姓,由仁爱百姓进而爱惜万物。康有为也说:“孔子之道有三:先日亲亲,次日仁民,终日爱物,其仁虽不若佛而道在可行,必有次第。乱世亲亲,升平世仁民,太平世爱物,此自然之次序,无由躐等也,终于爱物,则与佛同矣,然其道不可易矣。”(康有为:《大同书辛部·四禁》)从仁的原则出发,就应不止于亲亲之爱,而是应由“亲亲”扩展于“仁民”乃至于“爱物”。 儒家提出“仁者爱人”,要求在实践“仁”的过程中要做到“爱人”。“仁”的道德原则在社会生活中的普遍遵循和广泛贯彻,是建立和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道德氛围和社会环境的基础和条件。就人与人的关系而言,除了亲人问的“亲亲之爱”外,还有与其他人的其他性质、其他形式的爱。 如儒家所说的恻隐之心或日不X人之心,也是爱心的一种表现形式。孟子说:“人皆有不X人之心……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孙丑上》)恻隐之心或不X人之心是“仁”之萌芽,也是仁爱之心的心理依据和主要内容。这种仁爱之心推而广之,就是由“仁之本”到“仁之充”、“?仁之广”,使“孝弟于家”的“亲亲之爱”,“流惠于邑”、“推恩于国”、“锡类于天下”:“是故其仁小者则为小人,其仁大者则为大人。故孝弟于家者,仁之本也;睦姻于族者,仁之充也;任恤于乡者,仁之广也。若能流惠于邑,则仁大矣;能推恩于国,则仁益远矣;能锡类于天下,仁已至矣。”(康有为:《长兴学记》)儒家还根据所“爱”的远近广狭,将仁爱之心区分为“大仁”、“小仁”:“夫大仁者,爱近以及远,及其有所不谐,则亏小仁以就大仁。大仁者,恩及四海;小仁者,止于妻子。”(刘向:《说苑·贵德》) 儒家认为,“爱人”是人们在实践“仁”的过程中的首要的指导思想和道德要求。“所谓仁者,爱人也……仁莫大于爱人”(《淮南子·泰族训》)。朱熹说:“仁者,爱之理;爱者,仁之事。仁者,爱之体;爱者,仁之用。”(朱熹:《朱子语类》卷二十)“仁之发处自是爱”(朱熹:《朱子语类》卷九十五)。“仁”的根本要求和精神实质即是“爱人”,“爱人”是“仁”的体现和具体运用。按照仁的原则,所谓“爱人”就是以爱己之心爱人,在处理个人与他人的关系时,要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和考虑,做到先人后己,舍己为人。当他人需要关心和帮助的时候,要尽其所能,甚至做出必要的自我牺牲。董仲舒说:“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董仲舒:《春秋繁露·仁义法》)“仁”的根本要求在于以广博的仁爱之心对待和关爱他人,而不是自爱;一个人如果不能使别人得到他的爱,虽然他非常爱自己,也不能说其行为是合乎仁爱原则的。所以,张载强调:“以爱己之心爱人则尽仁。”(《张载集·正蒙·中正》)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广泛的社会生活中,以“爱人”作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纽带,做到爱人如爱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可友善融洽,整个社会也就稳定和谐。 儒家“仁”的道德原则所倡导的是一种无私的、广博的“爱”。孔子所说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孟子所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就是这种博爱精神的体现。唐甄说:“吾之于斯人也,犹兄弟也;其同处于XXXX也,犹同寝于一帐之内也。彼我同乐,彼我同戚,此天地生人之道,君子尽性之实功也。”(唐甄:《潜书·良功》)这里所反映的也是一种视人如己的博爱精神。康有为说:“仁者,人也。二人相偶,心中侧恺,兼爱无私也。”(康有为:《论语注》)这就从人我关系的角度,说明了儒家的仁爱不是对自身的,而是对他人的,是一种无私无我的广博的“爱”。韩愈明确提出“博爱之谓仁”,他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已而无待于外之谓德。”(韩愈:《韩昌黎集·原道》)张载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年高,所以长其长;慈幼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俘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于时保之,子之翼也;乐且不忧,纯乎孝者也。违日悖德,害仁日贼。”(《张载集·正蒙·乾称》)儒家经典《礼记》中所设计的大同社会,也为我们描述了一个人与人之间充满关爱和同情,融洽相处,公正无私,待人如己的相亲相爱的社会图景。在儒家看来,遵循“仁”的道德原则,就要在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做到爱而无私,视人如己,对老弱病残和鳏寡孤独者给予积极热情的关心和帮助,使物尽其用,人尽其才,人人都能感受和体会到作为人类一员的温暖和幸福。这种博爱意识和道德情怀,反映和体现了儒家道德理论中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 总之,“仁”是孔子及其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内容。在儒家的道德规范体系中,“仁”是一个居于核心地位、起主导作用的范畴和概念,或者说,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体系的基本原则就是“仁”。在儒家伦理思想中,“仁”作为一个基本的道德原则,它是人们处理各种道德关系和调整各种利益关系的根本准则,它贯穿于儒家伦理思想的全部内容之中,也鲜明地、集中地体现着孔子及其儒家伦理思想的本质和特点,其他的道德规范以及具体道德关系方面的某些特殊要求,都是这个基本原则的补充、展开和具体表现。
1、[摘 要]儒家“和心”思想的发展历程表明,儒家心灵和谐的基础和核心可以用一个“爱”字来概括.历代儒家“和心”思想的阐发,都是围绕着“统摄诸德”的“仁”来展开的.儒家的“和心”思想,逻辑地展现了儒家由心灵和谐到社会和谐的向度.围绕儒家“和心”思想的“天人”向度展开分析,可以发现其对现代社会人和自然和谐的启示.
2、在儒家学说中,人和自然的关系,被概括为“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古老命题.任继愈曾把天的含义归纳为五种,即主宰之天、命运之天、义理之天、自然之天、人格之天[1].上述各种含义都能在有关的思想家那里找到归宿.而季羡林对于“天”的解释则比较简明:“天人关系就是人和自然的关系.”[2]这也是我们研究儒家“和心”思想中“爱物”指向的一个基本认识.
3、儒家之“仁”,既推己及人,也逻辑地推演出推己及物—爱物.可以说,在价值论和存在论的向度内,儒家的“一体之仁”观念强调人和自然万物是统一的道德共同体,这一道德共同体具有统一的本源,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这种主张和现代环境*学具有相同的价值取向,现代环境*学提倡将道德关怀从人扩展到自然界,构建涵盖调节人和自然关系的道德规范.很显然,在儒家“一体之仁”观念的意识论向度内,天道和人道是合二为一的.“仁”不仅是人事的基本准则,也是天地运行的根本法则.所以,儒家提倡从调节人和自然关系和调节人和人关系相互关联的总体层面,来处理人和自然的矛盾.
4、儒家的“仁爱”原则是按照“亲亲—仁民—爱物”的逻辑秩序展开的.仁爱虽然始于亲,却不终于亲,这是儒家的仁爱观念能够成为最普遍的道德原则的关键.“生生之德”是儒家“爱物”的价值取向.儒家“和心”思想发展的历程表明,儒家的“爱物”思想,体现了一种“恕”德,是德性和规范的统一.孔子曰:“仁者乐山.”(《论语·雍也》)至于为什么“仁者乐山”,在《尚书大传·略说》中有对此章的解释.当XX子张问:“仁者何乐于山也?”孔子的解释是,人们之所以爱山,不仅仅是因为山的高大雄伟,而且是因为“夫山,草木生焉,鸟兽蕃焉,才用殖焉,生财用而无私为焉,四方皆伐焉,每无私予焉.出风云以通乎XXXX,阴阳和合,雨露之泽,万物以成,百姓以飨,此仁者之所以乐于山者也.”山之昂扬生物之德,“仁者见之,唤起内心的强烈共鸣,以为山之大德若此,人实在应该和山合其德;人和山合其德,则人就会‘爱物’,就会热爱健壮、活泼的生命,崇尚生生不已、绵延无尽的生命创造,进而达到‘赞天地之化育’的境界.”[3]所以,孔子主张“钓而不纲,弋不射宿”,朱熹《论语集注》引洪氏曰:“此可见仁人之本心矣.待物如此,待人可知.”
1、制定的原则,同现代资产阶级思想是相通的,所以,它能够迅速理解并接受现代的理性文化,从而使东亚社会先于其他落后地区,选择了现代化道路。 由此可见,儒家的具体实践原则,都是本着理性的精神,在一定的环境中,依据人们的利益需要制定出来的,是可以理解的东西。儒家思想同现代社会的观念有着相似或较为一致的地方。也正因为理性的思维方式使然,二战后的韩国、XX、新加坡尽管资源贫乏,但由于他们理性地选择了现代化道路,实现了经济的腾飞。 在人生目的方面,儒家思想是功利的,东亚的儒家思想把人生的目标放在现世,追求现世的成功,有强烈的成就动机,这同现代社会价值观有共通之处。 在儒家这种思想支配下的绝大部分中国人都是功利主义者。自秦汉以来的中国一直就贯穿着强烈的功利思想。在儒家思想影响下,东亚民众普遍鄙视懒惰与不思进取,崇尚勤俭与成功。各行各业的人们,起早贪黑,勤奋异常,而在家庭消费方面,非常节俭,为的就是发财致富。由于古代生产力水平不高,依靠农业积累财富需要很长时间,长此以往,使得中国人在勤俭方面,世界闻名。由于农业积累财富缓慢,艰难,因而做官是一条便捷的致富之路。中国自秦汉以来,除国君外,行政官员均对民众XX,任人唯贤,“学而优则仕”,自隋朝就确立了科举制度。所以一般民众就把读书做官视为成功发迹、光耀门楣的终南捷径。 儒家文化在人生目的观方面所具有这种强烈的成就动机,正是现代社会大力提倡的东西,它对东亚现代化成功,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所以,在人生目的观方面,东亚儒家思想所具有的强烈的功利动机,同现代社会是共通的,是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它为东亚现代化提供了强劲的心理支持。 在社会关系方面,儒家文化统治下的东方社会,重法治,但更推崇礼治,因而具有教强的和谐性与稳定性,这种方式有利于社会化的、分工合作紧密的现代社会,这种高度的社会整合性是东亚经济起飞的秩序保证。 儒家道德说教的内容,后人总结为“八德四维”,即“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与“礼仪廉耻”。儒家思想所提倡的“四维八德”,中心精神是强调责任与义务,注重集体与和谐,不大重视个人的权利。在东亚现代化过程中,XX在经济计划制定方面,注重整体的和谐一致,讲求完美,讲求照顾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取得社会各个方面的理解和协助,因而制定计划无不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广泛地搜集材料,争取广泛的社会参与,反复斟酌,最后博得各个方面的认可,方才付诸实施,所以,一般都能顺利完成。 儒家思想的流传已有几千年的历史,虽然XXXX的今天与春秋末期已是天壤之别,但其依然具有生命力,这缘于随社会形势的变化不断被赋予新的含义。
2、建设也并非一劳永逸,在市场经济瞬息万变的今天,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唯有适时调整自己才能更好。作为企业文化的第一设计者——XXX应及时把握各种变化,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有新的突破,在旧有的传播途径外注意开辟新的通道,让员工在接受企业价值观的基础上及时获得新的观点。而所有这些都可归为:创建以团队协作为基本形式,以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为基本方法,以实现共同远景而全力以赴为基本特点的学习型组织。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自创立之日起就颇受瞩目,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曾长期作为社会正统思想,它久经岁月风云的洗刷,已经根植于人们的心灵深处,涵养、陶冶着历代知识分子的高贵人格和浩然丈夫气,今天仍然闪耀着其灿烂的光芒。我们应该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重新审视、解读、研究它,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使古老的儒学为今天、今后的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做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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