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艳丽夺目的醴陵瓷

　　湖南制瓷历史悠久，曾出现三次制瓷高峰，早在东汉时期，湘阴窑便已烧出成熟的青瓷，窑址考察中发现有东汉中期“汉安二年”(143年)纪年青瓷残片，可以说湖南青瓷的出现，基本上与浙江越窑青瓷同步。唐长沙窑是湖南瓷业生产的第二高峰，它在承袭湘阴窑、岳州窑风格的同时，创烧了釉下彩瓷，从此打破了瓷器装饰釉彩单一的局面，产品畅销海内外，清末OO初年，醴陵窑把湖南瓷业推向了第三个高峰，其产品质量曾一度超出景德镇，并在宣统元年至OO4年(1909～1915年)先后赴武汉劝业会、南洋劝业会(在南京)、意大利部朗博览会、巴拿马国际博览会(在美国旧金山OO)参展，分别获得一等奖、最优奖和金奖，这是湖南瓷业发展的又一里程碑。下面通过8件具有代表性的醴陵窑产品，来探讨该窑在清末民初迅速崛起的原由。 　　从所举产品来看，当时精品多为琢器，这与聘请景德镇瓷工教授和制作琢器有关。据醴陵乡土志记载：“召集景德镇瓷工教授镇瓷琢器，瓶壶之类谓之琢器，镇工制之；碗盏之类谓之圆器，醴人制之。”琢器中以陈设瓷为主，圆器以日用瓷为主，该窑当时的重点就放在琢器上，因此琢器中的精品层出不穷。而琢器中又以瓶类为最。瓷瓶大小兼有，形制变化多样，造型或线条柔和优美，如葫芦形瓶、凤尾尊等；或轮廓转折分明，如小喇叭口桶腹瓶之类。，其中又以透雕双层胎体的葡萄瓶为最佳，双层胎体的结合不仅天衣无缝，且内层还绘有精细的纹饰图案，做工之精细便人叫绝。醴陵瓷能一度超越景德镇瓷，除因其胎、釉、器形出色，它的独特的具有创造性的釉下五彩功不可没。五彩瓷自明代出现以来，以其色彩艳丽深受人们喜爱，但彩始终浮于釉上，且低温烧成，时间一长，其色彩就会逐渐脱落或被摩擦掉，没有青花瓷经久耐用。而釉下五彩具有五彩和青花的双重优点。
　　醴陵窑釉下五彩的装饰图案以花卉为主，也有山水、人物、飞虫鸟兽等花卉图案大多色彩艳丽，写实性强如所绘四季花卉品种虽多，但多而不繁，色彩搭配华而不俗，宛如生气勃勃的鲜花，分外宜人所绘花卉或图案除鲜艳夺目者外，也不乏淡雅之作有的使用色彩不多，通过颜色深浅的不同使其具有层次感。常绘于器物下腹的席纹好似花盆，腹部的萱草花叶恰似从盆中伸出，两组纹饰组成盆景花卉，这种装饰新颖别致萱草叶为黄绿色或蓝绿色，花卉则是粉红和淡蓝两色，色彩搭配显示出它的清雅高贵有的山水纹主色调由深浅不同的绿色组成，而房屋、远山及人物的衣服用蓝色点缀，整个画面极显清凉雅致，绘出了当时人们所向往的田园佳境，除此之外，墨彩也很具特色，如墨彩花卉水鸟纹，因色彩单一，画面黑白分明，也非常清雅简洁。
　　釉下五彩作为领头产品，它的出现给醴陵瓷带来了广大的市场，也带动了其他品种的生产，特别是青花瓷。青花瓷发展到瓷业公司时期产品还局限于圆器类，其主要产品还是日用瓷，以碗为多，底部亦有“瓷业公司”四字款的。这时的青花颜色发灰，绘画粗犷草率，其造型仿清早期的敦式碗，胎体较厚重，碗底很厚，故出现了圈足外浅内深的现象，其质量比该窑早期产品进步很多。OO之前的青花所用钴料称为“土墨”，产自醴陵境内。OO元年(1912年)瓷校学生潘万珠从日本人那里学到了用“洋墨”之法，用这种洋墨所绘青花呈色鲜艳，招人喜爱。于是他自己购料秘密制作销售而获得高额利润。这种原料虽因购自日本而OO昂贵，但因有利可图，很快就在各瓷厂推广开来。这就是我们常见的OO年间醴陵青花瓷中的“洋蓝”。
　　这时期所制每件醴陵瓷必有款，款式内容丰富，不拘一格是它的又一特色。从字数上说，光底款就有2字、4字、6字、12字、侣字款不等。除底款外，款识也见于器物肩部、颈部、腹部或外壁，间或有长篇题记。款色以青花为主，墨书也较常见。字体以楷书为多。款的内容非常广泛，但几乎每件器物部非常注意宣传醴陵窑自身，像“湘造”款是属于比较含蓄的，大多都是“大清宣统×年湖南瓷业公司”，最长的底款要数“宣统二年湖南瓷业学堂学生周治钟成绩品”这类款，同时题记款也很丰富，五彩双龙香炉的底款和题记款共3处计46字，通过这些款可对其制作年代、购买和使用时间、使用目的及生产厂家了解得一清二楚。在醴陵窑瓷器中，凡是底款为“大清宣统×年湖南瓷业公司”的大多胎质细腻，釉面光亮，施釉均匀，制作规整，画工精细，色彩亮丽或淡雅，部属于该窑档次较高的佳品，其他底款的产品明显烧逊一等。如枣红釉地向日葵纹瓶，器形高大，纹饰也很大气，OO向日葵鲜嫩欲滴，绿色枝叶深浅分明，底色的衬托也很协调。这件器物的设计是很成功的，但是它的做工不精细，施釉不均匀，还有不少的缩釉点。
　　清末民初，由于内忧外患，加速了嘉道以来瓷业的衰颓之势。醴陵窑的崛起可谓中国瓷业发展史上的最后余波，它能在短暂的时间内迅速崛起，并一度超过景德镇，从而奠定了醴陵发展成“瓷城”的基石，实乃经济史上的奇迹。这里有内外诸多因素。
　　醴陵位于湖南株洲与江西萍乡之间，瓷土丰富，燃料充足，其制瓷约始于雍正年间。据《醴陵瓷业考》云：时广东兴宁人廖仲威在醴陵沩山发现制瓷原料，便邀来同乡陶工向沩山寺租赁山地采泥制瓷，成为醴陵制瓷之初始。嘉庆以后，醴陵发展成为以沩山中心，纵横数十里的瓷业产区。可见，至清中期醴陵制瓷已具相当规模，这便是其崛起的基础。
　　清末民初，湖南大兴实业之风，为醴陵窑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19世纪60至90年代，湖南面对外来侵略势力，表现了顽强的抵抗力，被视为中国“OO腹地中座紧闭的OO，因而也是一个无与匹敌的、特别引人注意的省份”，戊戌维新失败后，一些爱国志士认为在中国直接走OO改良之路难以实现，转而提倡实业救国之道，湖南也掀起了大兴实业的运动，1906年醴陵瓷业制造公司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创办成立的，其创办人为湖南湘西OO人氏熊希龄
　　熊希龄出身军人家庭，自小聪慧过人，被誉为“湖南神童”，是湖南维新运动的健将，后为清朝五大臣考察欧美OO的参赞通过对欧美列强的考察，熊希龄深感中国落后挨打之苦，认为中国欲富强，必须实业救国瓷器是中国的国粹，但清中期以来萎靡不振，与此同时，日本制瓷采用先进技术生产，其生产效率和质量超过中国，产品返销中国市场；日本瓷“近年专运北方奉天、直隶等省，畅销极大，故景德镇瓷利奇减”，这是令每个爱国志士痛心疾首的。因此熊希龄从日本考察回国后决心重振中国瓷业。
　　醴陵瓷之兴盛，有诸多内部原因。其一是瞄准市场，调整产品结构。醴陵开窑以来一直生产民用粗瓷，至清末市场萧条，窑业难以生存，“土货滞销，窑户赔累，几至歇业，皆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鉴于这种状况，熊希龄上书湖南巡抚端方，认为仅生产粗瓷难以为继，必须调整产品结构，采用新法生产细瓷，产品才能打开销路。“此种瓷若能发达，不独太湖以南销场甚广，而西通云贵，南入粤西，皆将为我市场，比购之数千里之景德镇为廉”，且能OO日本瓷对中国市场的占领。“我若有成本最省、运本最轻之货，必能OO输入，可无疑矣”。在熊希龄的倡导和组织下，醴陵窑开始生产细瓷，“醴陵特色，釉下花，先画后釉，明洁无瑕，画手甚精，写生为主，其次图案或画山水。镇瓷虽精，无釉下画，赛会南京，居醴之下”。之后得以打开市场且多次在国际上获奖，均赖于此。
　　采用先进生产技术和近代企业管理模式是醴陵窑兴盛的又一内因。为提高陶工素质和产品质量，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巡抚端方拨库银18000两，在醴陵江湾开办湖南瓷业学堂，以文俊铎为监督，聘请日本教师授课，内设轱辘、模型、陶画诸科，有速成、永久、艺徒等班，先后毕业学生达千数百人，他们成为醴陵瓷的技术骨干，“醴陵改良之机遂起于是”。同时仿效西法，按近代企业的生产、管理模式，筹银5万两组建醴陵瓷业制造公司，以袁伯葵为公司总理，内设圆器厂、琢器厂、机械室、电灯室、化学室等，装置先进机械，所用原料均经化学分析，坯釉配方按百分比控制，按科学方法指导生产。醴陵瓷业公司是湖南瓷业中较大也是唯一的近代企业，由于采用先进设备、技术和管理模式，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产品供不应求，在长沙、湘潭、衡州、益阳、常德、醴陵六处设承销点，仅醴陵沩山等处经营瓷器者就达480余家。后来由于窑场管理不善，加之水患天灾，政局动荡，使公司无法发展。不久因资金耗尽，许多窑场逐渐倒闭，风光了十余年的醴陵瓷业公司已是有其名而无其实，瓷业学堂改为湖南模范窑业工场。至此之后，醴陵虽瓷窑不断，但无法超越清末、OO初期醴陵窑短暂的兴盛，为中国古代瓷业留下了最后一抹余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