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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罪,抢劫罪与敲诈勒索罪的区别

论述转化型抢劫罪

XX罪,抢劫罪与敲诈勒索罪的区别

1、XX摘要 胁迫方法是抢劫罪中最重要的手段行为之一，其在司法实践中情况比较复杂，有时难以准确认定，如胁迫需要达到何等程度，抢劫罪中的胁迫同敲诈勒索罪、XX罪等罪中胁迫有何不同等等。本文试从这些问题入手，对抢劫罪中胁迫方法的认定作一初步、浅显的分析，以便我们更准确地去认定抢劫罪。

2、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抢劫罪，是指以XX、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行劫取公私财物的行为。而抢劫罪中的胁迫方法应当如何认定，我国刑法中对此并没有作明确规定，而将它留给了理论解释。于是，对于抢劫罪中胁迫方法的定义，理论界颇有争议。有的学者认为：“抢劫罪中的胁迫方法，是指行为人为了使被害人不敢反抗，以便当场占有其财物，以当场实施XX相威胁。”并同时提出，“刑法典第263条抢劫罪中的‘胁迫’，宜在今后修改法律时改为以‘XX相威胁’，以明确和限定胁迫的内容。”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明确了抢劫中的胁迫方法的XX性。但有的学者不赞同这一观点，并提出“恐吓或胁迫，其能否成为抢劫中的胁迫，并不在于内容如何，而在于能否造成是他人明显难以抗拒这一结果。任何形式的恐吓或逼迫，不管其内容是XX的，还是非XX的，只要其能够令人明显难以抗拒，就足以成立抢劫犯罪中的胁迫”。第一种观点比较合理。因为我国刑法中规定的抢劫罪中的方法比其他国家更为广泛，不但包括“XX”、“胁迫”，还包括有“其他方法”。抢劫罪属于XX型财产犯罪，是以“XX”为基础成立的，这是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践的共识。所以抢劫中的胁迫是直接侵犯人生命健康的XX威胁，不同于强迫交易、敲诈勒索等罪中的胁迫。而司法实践中，胁迫往往也是以XX胁迫为内容。由此可见，为了使司法实践过程中对法律条文的解读更严谨、协调和避免理解中的歧义，明确胁迫方法的XX性是必要的。因此，XX性是抢劫罪中胁迫方法的最主要的特征。

3、而作为抢劫罪的胁迫方法是否需要达到一定程度呢？最狭义的胁迫是指，必须达到“足以抑制对方反抗的程度。我国刑法理论界通说也认为抢劫中的胁迫也应达到“足以抑制对方反抗的程度”。可见在这一点上司法实践和理论界基本上是达成共识的。那么，应当以什么标准来衡量胁迫是否达到足以压制对方反抗的程度呢？理论界存在有主观说和客观说。主观说认为，应根据被害人的主观心理来判断，即行为人认识到只要使用轻微的XX就能够抑制对方的反抗，就应当认定为抢劫。如行为人使用玩具枪胁迫对方交出财物，并且行为人预见到被害人不敢反抗，这就构成抢劫罪。客观说认为，应当从胁迫的性质来判断，以社会一般人的主观心理为准考虑是否足以达到压制对方反抗的程度。其实这两种学说在大多数情况下结果都是一样的，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会得出不同结论。例如在黑暗中行为人言语的恐吓，对于具有特殊体质的老人或患有心脏脑的极度胆小者而言，可能会对其造成极度的恐惧而压制了一切反抗。反之，如果对方是个勇敢而强壮的人，可能会无畏惧的反抗。反之，如果对方是个勇敢面强壮的人，可能会无畏惧的反抗。这种情况下如果根据主观说，应当依被害人的胆量大小定罪。前者可以认定为抢劫，而后者没有压制对方的反抗，就不能定罪，从而导致一种行为性质的两种判罚，这样显然有失公平。所以在衡量胁迫程度时，应当采用客观说更为合理。当然，客观说中的“一般人”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应当对这一标准具体化。也就是说综合考虑各种情况：如被害者的人数、年龄、性别、性格等行为的状况；作案的时间、场所等行为的有关情况：胁迫行为的表现形式、行为人所持的凶器等行为人的状况。总之，综合各种因素判断，如果认为某种胁迫从社会观念上足以使一般人陷入不能反抗的状态，那就可以认为是抢劫罪的方法行为。反之，如果达不到使一般人陷入不能反抗状态的'程度，只是因为被害者有臆病，而实际上的这种特殊状况，如果明知，仍构成抢劫。我认为应该采取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把主观说和客观说结合起来，以客观说为主主观说为辅来确定胁迫的程度。因此，程度性也是抢劫罪中胁迫方法的一个重要特征。

4、胁迫方法具有实施的当场性，即胁迫是面对被害人直接发出的。这种胁迫行为必须是面对被害者当场实施，并且如不满足其要求，将要对被害人当场实施一定的侵害行为，才能成为抢劫罪中的手段行为。如果胁迫行为不是当场面对被害人实施的，而是借助给被害人写信、让第三人向被害者转达或打电话、发XX等方式间接实施的，即使具有XX的内容，仍属于敲诈勒索罪的手段，而不能构成抢劫罪。如果当场迫使被害人写下欠条，承诺事后取财的，也应当认为是敲诈勒索。当然，我们对“当场”的理解也不能仅仅局限在XX胁迫的现场，应该允许在空间和时间上有一定限度的延展，否则就不会有胁迫行为实施的余地。如，数个行为人对被害人实施胁迫劫财行为，被害人当即逃脱，但在半个小时后被围堵，XX交出财物。如果局限地认识“当场”而不允许时空的延展，就会产生两个犯罪现场，两个抢劫行为。这样会造成行为人同时犯有抢劫未遂和抢劫两罪，这明显不符合立法精神。所以抢劫中胁迫方法的实施当场性应当允许一定的时空跨度。

论述转化型抢劫罪

1、要正确理解转化型抢劫罪现行立法，是离不开罪刑法定原则的。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罪刑法定原则贯穿于刑法始终，指导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全过程，它当然也是我们正确认定转化型抢劫罪的指针。

2、现行刑法关于转化型抢劫罪的规定是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所谓罪行法定原则，简言之就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对此我国刑法第三条有明确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罚。”罪行法定原则有几项基本要求：罪行法定化，即犯罪与刑罚必须事先由法律作出明确规定，不允许法官XX擅断；罪行实定化，即对于什么行为是犯罪和犯罪所产生的具体法律后果，都必须作出实体的法律规定；3明确化，即刑法条文必须文字清晰，意思确切，不能含糊其词或模棱两可。从刑法第269条看，该条规定“犯XX、XX、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XX或者以XX相威胁的，依照本法第263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刑法的上述规定符合“法定化、实定化、明确化”的要求的，因而是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

3、1转化型抢劫罪适用的前提条件是行为人必须是先“犯XX、XX、抢夺罪”，而不能是先犯其他犯罪，这是适用该条的前提条件。XX、XX、抢夺的财物均要求在达到期“数额较大”才构成上述三类犯罪，那么XX、XX、抢夺财物行为构成转化型抢劫罪是否也要求达到“数额较大”呢？有的认为前提条件是XX、XX、抢夺的财物必须达到“数额较大”，才能适用刑法第269条的规定；有的认为刑法269条的“犯XX、XX、抢夺罪”，并非限定财物要达到“数额较大”，但也不是数额很小的小偷小摸行为；有的认为不应对先行XX、XX、抢夺行为的数额作任何XX，它既不要求达到“数额较大”也不宜排除“数额过小”只要先行实施XX、XX、抢夺罪行为（无论是既遂还是未遂），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毁灭罪证而当场实施XX或以XX相威胁，就应当按刑法??第269条定罪，而不应定为其他犯罪。认为最后一种观点较为合理，在解释上既不与立法规定明显违背，同时也不致于放纵某些行为。只要行为人着手实行XX、XX、抢夺行为，不管既遂未遂，也不论行为人取得财物数额大小，均存在转化为抢劫罪的可能。

4、2转化型抢劫罪适用的客观条件是行为人在先行实施XX、XX、抢夺行为后，还必须当场使用XX或者以XX相威胁。这一客观条件可分为行为条件和时空条件，行为条件即实施XX或XX威胁行为，时空条件即这种XX或XX威胁行为是“当场”实施的。所谓“当场”，有的认为是实施XX、XX、抢夺行为现场；有的认为是指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毁灭罪证有关的地方；有的认为除行为现场外还包括以犯罪现场为中心与犯罪分子活动有关的一定空间范围，甚至包括犯罪分子尚未摆脱监视者力所能力的范围；有的认为是行为人实施XX、XX、抢夺行为的现场以及被人追捕的整个过程和现场。最后一种观点比较符合立法原意和司法实践。因为转化型抢劫罪是由XX等行为向抢劫的转化，其XX或XX威胁行为的实施就要与前行为的时空紧密相联，完全脱离XX等行为时空的时间和地点并非本罪所谓的当场；同时也要允许有其先行的侵犯财产行为向后行的侵犯人身行为转化的时空限度，完全不允许有时空的延展，就往往不可能有后行的XX或XX威胁行为实施的余地。即本罪的XX或威胁行为，与先行的XX等行为在时空上具有连续性和关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