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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通过了解1990年后出生人群(下文统称“90后”)社会化养老意愿及其影响因素,为制定中长远期养老规划和合理配置养老服务资源提供科学参考。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贵阳市“90后”人群,调查其社会化养老选择意愿,并进行描述统计、单因素分析、相关性分析和二项Logistic回归分析。在失能或半失能时,78.6%的“90后”选择社会化养老。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性别、文化水平、是否有家庭聚会、是否为独生子女是“90后”群体社会化养老选择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P<0.05)。所以,“90后”对于社会化养老接受程度较高(占78.6%),未来养老服务的供给需要考虑年轻一代养老方式抉择的异质性,布局更加个性化、精细化和多元化的养老服务体系,助推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90后”群体;社会化养老;养老意愿;贵阳市
0引言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2.4亿人,占总人口的18.7%;65岁及以上人口1.9亿人,占总人口的13.5%,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同时,2022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下跌至1.6,新出生人数不足一千万,家庭养老功能逐渐减弱,养老负担日渐增大[1],使得家庭养老难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传统的家庭养老难以为继。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多元化的养老服务模式,社会化养老日渐成为未来养老服务发展的主攻方向。社会化养老是区别于传统家庭养老的一种养老方式,是赡养方式由家庭向社会转化的过程及其所产生的结果[2]。已有社会化养老研究主要聚焦于老年人,对年轻人社会化养老的研究较少。在研究方法上,政策性研究居多,实证性研究较少。作为养老资源供给方的年轻人的养老意愿对未来养老服务发展方向有重要影响,因此,本研究选择在全国省会中社会化养老发展情况和人口老龄化程度处于中位数水平的贵阳市[3],研究其社会化养老供给方“90后”社会化养老意愿现状,从个体、家庭社会和父母情况3个维度剖析其选择社会化养老的影响因素,以期为促进贵阳市社会养老高质量发展和合理规划提供科学参考。
1研究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本研究于2023年1—2月进行,由课题组采用便利抽样法在贵阳市选取220位“90后”作为调研对象。研究对象纳入标准:1990年及以后出生;意识清楚,可正常沟通交流或有读写能力;知晓调研情况,愿意配合问卷调查。剔除标准:基本沟通有障碍,认知障碍,拒绝访问者[4]。
1.2方法
(1)调查方法。课题负责人、教师、学生组成课题组,根据以往研究的经验,选取变量自行设计问卷进行调查。在正式调查前,与被调查者协调并解释调查研究目的,同时采用20份问卷进行预调查,保证资料收集的同质性[5]。抽取“90后”群体作为调查对象,主要通过问题“您是否愿意进行社会化养老”来反映“90后”群体的社会化养老选择意愿,意愿分为是和否。主要内容如下:选择个体情况(性别、文化水平)、家庭社会情况(是否为独生子女、是否有家庭聚会和就业单位)和父母情况(父母亲是否有医疗保险和父母亲健康状况)。剔除关键指标信息缺失的样本,最终纳入210名“90后”数据开展研究。
(2)统计分析。问卷收回后,并清洗原始数据,再采用SPSS 26.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单因素分析采用χ2检验,对检验差异性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的自变量进行二项Logistic回归分析,分析贵阳市“90后”社会化养老意愿的影响因素和程度。
2调查问卷分析结果
2.1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220份,整理回收有效问卷210份,有效率为95.46%。其中,78.6%的样本对象选择了社会化养老。在接受调查的210人中,样本平均出生年份为1997年。个体情况方面,女性占比较大,共147人(70%);“90后”人群普遍文化水平较高,学历以大专和本科及以上为主,共181人(86.20%)。在家庭社会情况方面,非独生子女146人(69.5%),独生子女较少,为64人(30.5%);有家庭聚会的127人(60.5%),无家庭聚会的83人(39.5%);多数人群仍是学生身份,除学生之外,人数最多的是民营企业员工。在父母情况方面,母亲、父亲有养老金的分别有101人(49.80%)、107人(53.8%);有医疗保险的分别有177人(87.2%)和180人(90.5%);父母亲身体状况整体很好和比较好的分别有74人(35.2%)、90人(30.7%)和61人(42.9%)、86人(43.2%)。
2.2“90后”社会化养老意愿的单因素影响分析
由表1分析可知,“90后”的个体情况(性别、文化水平)、家庭社会情况(是否为独生子女、是否有家庭聚会、就业单位)、父母情况(父母是否有医疗保险、父母的健康情况)对“90后”社会化养老意愿的选择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90后”女性更愿意选择社会化养老,占58.1%(P<0.05)。高中及以上学历的“90后”更易选择社会化养老,占75.7%(P<0.001)。独生子女更愿意选择社会化养老,占28.1%(P=0.001),非独生子女更不愿意选择社会化养老,占50.5%。有家庭聚会的更愿意选择社会化养老,占51.9%(P=0.002)。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员工和学生更愿意选择社会化养老,占62.8%(P<0.05)。母亲有医疗保险的更愿意选择社会化养老,占41.4%(P=0.05);母亲身体很好和比较好的更愿意选择社会化养老,占65.6%(P<0.05)。详见表1。
2.3社会化养老选择意愿二项Logistics回归分析
以上分析揭示了性别、文化水平等因素与“90后”社会化养老选择的统计学关系,但不能准确反映各变量之间相互影响的程度,这可能导致分析结果有效度或准确度不高。因此,有必要用二项Logistics检验单因素分析表的结论[6]。分析结果显示,性别、文化水平、是否为独生子女、是否有家庭聚会等4个因素在显著性和相关性上都得到了验证[7](P<0.05),将选择社会化养老的各变量进行比较,结果表明:与文化水平为初中的“90后”相比,文化水平为大专的“90后”更易选择社会化养老;与男性相比,女性更易选择社会化养老;与非独生子女相比,独生子女更愿意尝试社会化养老;与无家庭聚会的相比,有家庭聚会的更易选择社会化养老。详见表2。
3讨论
首先,文化水平影响“90后”群体选择社会化养老的意愿。随着文化水平的提高,“90后”会更倾向社会化养老,“90后”群体本科及以上学历占61.90%。文化水平为大专的“90后”社会化养老意愿是文化水平为初中的“90后”的7.368倍[8]。其原因可能是学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个体的思想观念和经济状况。社会养老作为一种新兴的有偿服务,经济支付和事物接受能力会成为限制选择其的因素[9]。其次,“90后”群体选择社会化养老与性别显著相关,女性选择率要高于男性,是男性选择的2.486倍,其原因可能是女性在传统家庭中承担照料责任的人数比例很高,会更寻求非家庭照料的途径。“90后”群体整体选择倾向社会化养老,但需要考虑部分人群排斥社会化养老的情况。面对不同的养老需求,需综合考虑政府、家庭、市场的分工问题,实现令人满意的社会化养老与家庭养老有机结合,社区和家庭养老资源双向整合[10]。
一方面,“90后”群体社会化养老的选择与是否为独生子女显著相关,独生子女社会化养老的选择率高于非独生子女。其原因可能是独生子女没有血缘上的兄弟姐妹,失去了传统多子女家庭中父母养老模式的客观基础,个人需要承担全部或很大一部分父母养老压力,更容易陷入家庭养老困境[11],而社会化养老可成为缓解其压力的渠道。另一方面,社会化养老的选择与是否有家庭聚会显著相关[12]。其原因可能是日常举行家庭聚会的家庭较和睦,父母和子女相处融洽,在成长过程中受到父母的照顾。父母不计儿女回报,更倾向于在年老之际减轻子女的负担。但子女也要对父母抱有反哺之情,在生活上照顾父母,多和父母沟通交流,组织家庭聚会,鼓励父母学习新事物,建立和发展良好的代际关系。此外,社区可鼓励相关志愿者定期上门为其提供生活帮助,教会老年人使用社交软件,促进老年人与子女、朋友等的沟通,提高其生活质量。
综上所述,“90后”群体社会化养老意愿较高,利于社会化养老的进一步发展。但在我国传统文化模式下,家庭养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然是我国主要的养老方式。随着时间变化,因其本身功能的缺陷,大力推进社会化养老,推动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过渡,将是我国未来养老的必然趋势[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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