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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文章运用2010年和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通过固定效应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回归模型探索房价对于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机制。结合家庭和个人层面的控制变量和城市与年份间的固定效应进行综合分析后,发现房价正向显著影响居民幸福指数,房价每上升1%,居民的幸福指数就上涨0.03个单位。此外,文章不仅对正向影响的结论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和异质性分析,而且进一步区分了财富效应和债务悬置对幸福指数的影响,结果发现,房价的上升对于拥有房产所有权和房屋价值较高群体的幸福指数会带来显著的积极影响,而对于没有房产所有权和拥有房屋价值较低群体的心理健康没有显著影响。此外,债务悬置对居民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

  关键词:房屋价值;居民幸福感;固定效应模型;债务悬置;财富效应

  随着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人们不再局限于提升物质生活水平,也开始追求精神世界的满足感和幸福感。人类的幸福感是一个复杂的心理学课题,受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人口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自1982年中国住房改革以来,住房问题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热点话题;1993年以来中国房地产行业迅猛发展,房地产开发投资增幅远超国民经济增长率,房地产出现“过热”问题;2003年中国内地的炒房热潮,使房价翻倍式上升[1]。中国房地产泡沫率升高,导致一部分人有很多套空余的房子,而一部分人奋斗一生都买不起一套房子[2]。近些年为了调控房价,我国实施了一系列房地产政策,如“新国十条”“房住不炒”等。那么,以稳定房价为目的的金融、税收等手段对于提升居民幸福感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传统的经济学观点认为,财富越多,人们越感到幸福。很多实证研究表明这个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对于无房人群而言,持续上涨的房价通常会使他们感到压力倍增,倾向于通过购房提升幸福感和自我满足感。然而,在过去的五十年,即使人们的平均收入增加了一倍以上,但并没有获得更显著的幸福感。对于有房一族而言,不断地购买或更换价格高、位置好、面积大的住房可能只会获得一时的快乐,并不能持久地提升他们的幸福感[3]。

  一、文献回顾

  国内外很多文献旨在探索房价变化对于人们消费、劳动力参与、生育决策、创业精神等方面的影响。何翠香等[4]基于CHFS2011数据,利用条件量化回归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房价上涨增加了家庭住房的价值,而这通过“财富效应”促进了家庭消费。Fu等[5]利用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评估了住房价值变化对房主劳动力参与的影响,结果发现住房升值对男性劳动力参与率的影响很小,但会减小女性房主参与劳动力的概率。Lovenheim等[6]利用收入动态面板研究的数据得出结论:房主的住房财富每增加10万美元,会导致生孩子的可能性增加16%~18%。此外,吴晓瑜等[7]的研究强调了房价飙升对发展中国家创业精神的负面影响,他们利用两个大的数据集研究发现,高房价普遍阻碍了城市成年人的创业活动。对于房主来说,虽然房屋价值增值对财富有积极影响,但对抵押贷款与收入的比率却有负面影响。对于非业主来说,房价高于收入的比例越高,创业的可能性越低。

  以上研究集中在房价对于居民生活方面的影响,此外,基于本文的研究主题—房屋价值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中西方也有相关的文献阐述。房价上升对居民心理健康存在不利影响,对生理健康存在长期有利和短期不利的混合影响[8]。赵莉[9]建立OLS、Probit和中介效应模型发现住房位置在房价影响幸福感的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并且不同年龄段和不同地区的个体对房价影响幸福感的反应也存在差异。基于上述研究,本文尝试运用2010年和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样本数据进行固定效应OLS模型回归来估计房屋价值变化对于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并且分别分析房价变化对于居民幸福感的稳健性检验和异质性影响。本文不仅对这一领域的相关研究进行补充,而且通过实证证据得出房屋价值对居民心理健康程度的影响机制。

  二、数据与变量构造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报告的主要数据来源是2010年和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4)。CFPS是由北京大学社会科学调查研究所(ISSS)进行的具有全国代表性的综合跟踪数据库,它覆盖了90%以上的中国人口,横跨25个省。我们从该数据集中获得个体的样本,提取受访者年龄、心理健康指数等数据,并且从家庭数据集中获得家庭经济状况的数据。

  (二)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本研究主要关注房屋价值与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为了探究这一关系,选取以下变量进行分析。

  1.因变量:心理健康指数

  心理健康指数作为本研究的因变量,用于衡量受访者的心理健康状况。该指数基于2010年和2014年CFPS调查中的6个问题构建,这些问题均来自Kessler心理困扰量表的10个问题。

  2.自变量:家庭住房价值

  本研究的主要自变量是家庭住房价值,用于衡量受访者居住的房屋市场价值。房屋价值是一个重要的经济指标,可能对居民的幸福感产生显著影响。本研究预期房屋价值与心理健康指数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即房屋价值越高,居民的心理健康状况越好。

  3.控制变量

  为了确保得到的结果可靠并消除潜在的干扰因素,本研究还选取了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家庭层面的控制变量如家庭总储蓄、家庭总债务、是否接受生活津贴,以及个人层面的控制变量如受访者的年龄、性别、是否有职业等。这些控制变量有助于准确评估房屋价值对心理健康指数的影响。

  选取上述变量后,通过STATA对数据集中的各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统计结果和各变量的详细定义见表1所示。
 

 
  三、模型建立

  本研究采用了固定效应OLS回归模型探讨房屋价值与居民幸福指数之间的潜在关联。在构建回归模型时,我们特意引入了城市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这有助于控制在回归分析中无法直接观测或测量的因素,如城市的特定条件和不同年份的宏观经济环境,从而更准确地估计房屋价值和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减少遗漏变量偏差对结果的影响。本文建立的回归模型如下。

  Mentalhealthict=β0+β1Housingwealthict+β2Controlict+δc+γt+εict

  其中,下标i代表受访者个体,c代表城市,t代表时间(年)。Mentalhealthic是因变量,表示受访者的心理健康结果;Housingwealthict是最关键的自变量,即受访者住房的市场价格;Controlict代表控制变量,包括可能影响个体心理健康的个人和家庭层面的特征,如年龄、性别、职业、家庭负债等。δc和γt分别表示城市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可以帮助我们控制研究中未观察到的城市特征和时间特征。β1是我们关心的系数,它衡量住房财富对个人心理健康的影响。

  四、实证分析

  (一)回归结果分析


  表2展示了房屋价值影响个人心理健康的OLS模型回归结果。该回归模型在控制了城市和年份的固定效应、包括了所有家庭和个人层面的控制变量后,呈现出住房价值的上升对于个体的心理健康指数有着正向显著影响。房屋价值对于个人心理健康的影响在99%的置信水平上显著,在保持其他不变的情况下,房屋价值每上升1%,个体的心理健康指数会上升0.03个单位。
 

 
  此外,第(3)列的回归结果还向我们证明了家庭和个人层面的控制变量是有意义的,所有控制变量的系数均显著,代表这些控制变量显著影响着居民的心理健康指数。其中,家庭总储蓄、有家庭生活津贴和有工作对于居民幸福感有正向显著影响,而家庭总债务、年龄对于居民幸福感有负向显著影响。

  (二)稳健性检验

  首先,考虑到社区环境和特征可能对受访者的心理健康产生影响,本研究进一步控制了社区层面的特征,包括社区的总规模、家庭数量、总人口、社区内建筑物的宽敞程度、社区是否有自来水和社区是否有管道煤气。当模型中加入这些社区特征时,住房财富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仍然显著,并且系数从0.03上升到0.038。这个结果再次验证了本研究主要结论的稳健性,即住房财富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是正面的。

  其次,研究关注了拥有多套房产的家庭可能对估计结果产生影响的问题。如果一个家庭拥有多套房产,其住房财富可能会对个体心理健康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本研究将样本限制在只拥有一套房产的家庭,并重新估计了模型。表3中的第(2)列结果显示,住房财富对心理健康的正面影响在这个子样本中仍然成立,但是影响程度略低,系数由0.03下降到0.028。
 


 
  (三)异质性分析(见表4)

  首先,本研究分别对男性和女性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对于男性个体,房屋财富对心理健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而对于女性个体,这种正面影响更加显著。
 

 
  其次,将样本按房屋价值的中位数分为两部分。结果发现,对于房屋价值高于中位数的群体,房屋财富对心理健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对于房屋价值低于中位数的群体,房屋财富的影响不显著。

  最后,按照房屋面积的中位数将样本分为两部分。结果显示,无论房屋面积大小,房屋财富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均不显著。

  (四)财富效应与债务悬置

  在理论层面上,房价的增长可能会产生两种不同的效应:一种是财富效应,对于大部分家庭而言,房产是它们的主要资产,房价升高相当于增加了其住房财富,因此可能对居民的心理健康产生积极的影响;另一种是债务悬置效应,房价上涨意味着住房成本提升,这可能导致债务悬置现象,进而对居民的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为了独立检验这两种效应,首先,对拥有和没有房产所有权的家庭进行不同的住房财富影响检验。结果发现,对于拥有房产所有权的家庭,住房财富对它们的心理健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对于没有房产所有权的家庭,住房财富的影响并不显著。这证实了房屋价值对于居民心理健康的正向显著影响只作用于拥有自有住房的家庭,对于没有自有住房的家庭而言,房价变化对于居民的心理健康没有显著影响。

  接着,对债务悬置的影响进行深入研究,采用了家庭总债务与房屋价值的比率来衡量债务悬置情况。表5第(3)列的回归结果表明,债务悬置对个体心理健康没有显著影响,这说明住房债务的上升并不会影响居民的幸福指数。
 

 
  五、结论

  本文运用固定效应OLS回归模型和2010年、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房屋价值对于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房屋价值与居民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房屋价值每上升1%,居民幸福指数会上涨0.03个单位。而且,房屋价值的提高不仅能显著提高居民的心理健康指数,而且能显著降低他们感到抑郁、紧张、不安、无望、做事困难、生活没有意义的频率。然而,这种积极影响并不存在于所有人群中。异质性分析发现,房屋财富对于女性和拥有房屋价值较高群体的心理健康的正面影响更加显著,而对于拥有房屋价值低于中位数的群体,房屋财富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并不显著。

  此外,研究还发现,对于拥有房产所有权的家庭,财富效应存在,房屋价值的提高会显著提升心理健康,对于没有房产所有权的家庭,房屋价值的变化对他们的心理健康没有显著影响。债务悬置对个体心理健康没有显著影响。

  总体来说,本研究为理解房屋价值如何影响居民心理健康提供了新的证据,同时揭示了这种影响的复杂性和多元性。然而,本研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一方面,选取的数据时间跨度有限,只选取了2010年和2014年的数据,数据的时效性可能受到限制,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房地产市场变化迅速的国家,最新数据可能会提供不同的结果。另一方面,构建的模型需要进一步完善,比如尝试考虑其他一些影响居民心理健康的因素等。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索这种影响机制和影响因素,以更好地理解和利用房屋财富对居民心理健康的影响。

  参考文献:

  [1]熊华平.中国房地产业发展轨迹与影响因素研究[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2.

  [2]丰雷,吕萍,包晓辉,等.房地产经济学(第四版)[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22.

  [3]LAYARD R.Happiness:Lessons from a new science[M].London:Penguin Press,2005.

  [4]何翠香,晏冰.房屋价值与房价预期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基于CHFS微观数据的分析[J].金融与经济,2015(9):33-36.

  [5]FU Shihe,LIAO Yu,ZHANG Junfu.The effect of housing wealth on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Evidence from china[J].Journal of Housing Economics,2016,33:59-69.

  [6]LOVENHEIM M F,MUMFORD K J.Do family wealth shocks affect fertility choices?Evidence from the housing market[J].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2013,95(2):464-475.

  [7]吴晓瑜,王敏,李力行.中国的高房价是否阻碍了创业?[J].经济研究,2014,49(9):121-134.

  [8]刘利利,刘宏.房价与城镇居民健康[J].财经研究,2020,46(1):79-95.

  [9]赵莉.房价对城乡居民个人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分析[J].商业观察,2023,9(17):92-95+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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