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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初期，电影从情节建构到影像语言，以平白晓畅、便于被人民大众理解和接受为原则，在集体主义传达、崇高情感表达、人民英雄成长叙事等多方面形成自成一格的探索，产出一大批红色文艺经典，发挥着其作为文化资源、叙事资源、美学资源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主旋律电影”正式诞生以后，这一时期电影的视听语言、叙事范式、人民性表达得到了合理化的传承并生成新的风貌。进入新时代以来，主旋律电影开掘出新的空间，通过强化视听观感、采用明星策略与类型元素等形式响应人民需求，力图实现社会效益与商业回报的平衡。《湄公河行动》《狙击手》《中国机长》《红海行动》《长津湖》等一批主旋律电影的出现，叫好又叫座，呈现对红色记忆的承续。
一、日常性：劳动人民的生活实践
“新中国的建立进一步将生产劳动视为个体获得政治解放、经济自主，从而逐步确立社会主义国家公民主体性的主要方式，‘劳动’因此被赋予了充分的政治、经济、伦理等诸多方面的情感认同和价值内涵。”劳动构成了人们的生活日常，无论是新中国初期电影，还是当下的主旋律电影，都大量呈现了人们的劳动场景。
电影《我和我的家乡》讲述了神州大地的变化。无论是北京还是陕西，无论是浙江还是贵州，或者是东北山村，丰富的劳动场景出现在其中。如《神笔马亮》片段，爱好美术的马亮考上了俄罗斯的重点美术学校，却放弃梦想、瞒着怀孕的妻子秋霞来到乡村当了驻村书记，用自己的美术特长，带动乡村搞旅游。红火的乡村引来了想拍照的秋霞，意外发现丈夫踪迹的秋霞，在情绪崩溃中被马亮的情怀和欣欣向荣的乡村景象打动，最终释怀。在当下的主旋律电影中，关注个人情绪、情感、具有时代温度的小叙事兴起，这在《我和我的家乡》中呈现得淋漓尽致。同时，农民、农业题材重归主流电影，那热火朝天的劳动情景是对劳动的赞美。
新时代主旋律电影的日常叙事，遵循的依然是内在于现代性的发展主义逻辑。如《我和我的家乡》（图1）通过内蕴关于时间的对比，以一种充满激情的态度，对家乡的未来寄予美好期待。新中国初期电影的主角是工人、农民，如今知识分子转换为主角，这体现在《我和我的祖国》中电动旗杆设计安装者、科研工作者高远走到历史的前景，《我和我的家乡》中拥有才干的乡村发明家、美术家承担起乡村振兴的历史重任。这是对时代的强力回应：在信息社会已经到来的今天，科技一定是振兴乡村、复兴中国的关键。
在这样的日常叙事中，电影体现出别具意味的日常生活实践。“日常生活实践”作为德·塞托的著名理论，认为人民大众作为“平凡的英雄、分散的人物、不计其数的步行者”，能够以自己的阅读、烹饪、行走等日常生活方式作为战术，抵制资本主义的压制。转换到社会主义语境来说，这里不存在资本主义压制，人民大众则通过自身的劳动情境展现和日常行为描摹，充分呈现社会主义的美好、和谐。
二、传奇性：人民英雄的非凡经历
尽管主旋律电影开始展现越来越多的日常性，但大时代、大事件、大人物依然是主旋律电影的表达重心，宏大题材也绝不可能拉入过度寻常的格调。在主旋律电影中，讲述英雄、塑造英雄、赞颂英雄，是永不过时的主题，小叙事不可或缺，但大叙事永远是中国故事的刚性需求。从“主旋律电影”一词出现的80年代，到文化多元、信息驳杂的当下，有关人民英雄的故事，在银幕上回响不绝。
英雄的故事，永远有着传奇色彩。这既是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的真实写照，也是弘扬主流价值观、振奋人心的现实必要。《狙击手》中的刘文武，是令外国军队闻风丧胆的神枪手，他不仅枪法过人，还能在不利条件下沉着应对。电影对他精准枪法的刻画，接续了新中国初期电影的传统，如人们津津乐道的《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时势造英雄，在大时代的风云际会中，英雄应运而生。主旋律电影不惮于直面真实的人性，讲述了英雄身上凡俗乃至平常的一面。比如《八佰》中那些临时进入四行仓库、根本没想送命于此遑论拼死杀敌的老百姓中，工于算计的账房先生，满脸络腮胡、满嘴大话却贪生怕死的“瓜怂”老铁。在面临生死选择时，老铁能躲就躲，甚至吓得抱头痛哭，当他不得不站出来时，却也爆发出血性，唱着《定军山》慷慨赴死。《狙击手》中大永眼力过人，但性格不够坚韧，动则眼泪滂沱。这些又与早期电影“高大全、伟光正”的英雄形象塑造形成了明显的差异，但更能够呼应小叙事时代人们的价值逻辑，形成了大叙事与小叙事的清晰融汇。也正是这样，英雄的成长轨迹才更加使人信服。
英雄不是完人，他们正是在血与火的磨炼中，慢慢克服自己身上的惰性、野性、利己性，一步一步成长的。人民性由此得以充分展现，也与普通劳动人民形成了更好的情感连接：原来这些英雄和普通人一样，也曾经是一介凡夫。如此，英雄如何成长为英雄的，也就更具说服力了。就价值体系而言，英雄的成长轨迹，也证实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仁爱、勇毅等品质，在这些英雄身上得到充分体现，主流意识形态与传统文化价值的明显融合，使英雄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充分展示载体。正如王一川所说：“在主旋律影片所呈现的当代价值系统中，更多地杂糅进以儒学价值系统为主导的传统价值观，前者如大公无私、舍己为人、任劳任怨、公正廉洁等品质，后者如仁爱、仁慈、仁厚、感化、中和、文质彬彬、成圣成贤等品质或风范，这两者形成复杂的相互交融。”
三、家国同构中的人民性表达
家国同构作为中国典型的社会组织形式，在漫长的历史中衍变为重要的文化传统。国与家、小家与大家，在儒家传统中形成牢不可分的社会联结与文化联结。进入新时代，家国同构的传统依然持续发挥其价值，家国同构实际上也加入了“人民”这一极为重要的价值维度，形成事实上的家、人民与国的同构。具体的家与宏大的国的连接，需要人民作为桥梁，家是人民的家，国是人民的国，人民性的价值基准，由此显示了其不可或缺的作用。
以此观察主旋律电影，“小家”与“大家”的融合叙事，无不与或具象或抽象的人民密切关联。所有舍小家的行为，出发点都是为人民，根本上就是为国家。故此，主旋律电影在“依靠谁、反映谁、服务谁”的人民性表达上呈现出清晰的历史延续性，但又结合新时代语境，生发别具一格的特质。主旋律电影的情节设计，固然着意从形式与美学方面打动人心，但其中的情节构建，也尤为注重与观众或人民的精神连接。《中国机长》中，面对危机，地面和飞机上的机务人员齐心协力、力挽狂澜，因为人民的安危大于一切。《我和我的父辈》的《乘风》单元中，团长在护送的民众遭遇险境时，忍痛暴露孩子乘风一行的行踪，以舍小家、顾大家的形式保全了全村老小。
这些电影都通过家庭叙事，完成与人民、国家的连接，形成了家—人民—国的清晰同构，描摹了社会主义中国的情感结构，促成情感共同体的产生。尹鸿认为，为了形成与观众的共情，主旋律电影往往采用一种“伦理泛情化”的策略，“通过伦理感情来包装政治主题或者说完成政治主题，使政治意义自然地通过伦理情感得到表达”，形成意识形态的统摄与整合。通过家—人民—国家的三维度连接，泛情化叙事得到最为充分的表达，将国民情感连接在一起。
四、结语
梳理主旋律电影的衍变脉络，它们在表现对象、表达策略与表达立场方面，体现出一种显在的历史延续性。从新中国初期电影到当下的主旋律电影，革命历史题材始终是重镇，服务人民需求、表现人民生活与情感，也一直是主旋律电影稳定的立场。当下的主旋律电影，在反复召唤民族国家的集体记忆之时，也充分回应了国家发展日新月异的现实图景，越来越多的电影呈现出与现实事件/世界的交互，不仅回应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也为观众带来更具真实感的审美体验。后台-系统设置-扩展变量-手机广告位-内容正文底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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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主旋律电影的记忆承续与认同建构论文
人参与 2025-01-17 11:06:38 分类 : 教育论文 点这评论 作者：团论文网 来源：https://www.tuanlunw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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