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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字贸易正成为引领全球贸易增长的重要力量,中国沿海地区作为我国的贸易开放门户,其数字贸易发展对全国都起着示范性作用。为评估中国沿海地区数字贸易发展水平,文章从数字贸易发展潜力、数字贸易创新环境、数字贸易相关人才、数字贸易基础设施四个维度构建数字贸易发展水平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评价模型测算中国沿海地区2013—2022年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及时间演变态势。结果表明:中国沿海地区数字贸易发展水平逐年稳步上升,并且地区间的差距正在缩小。其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贸易潜力方面水平较高,数字创新环境和数字贸易人才发展水平相对较弱,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间。应该从加快信息网络设施建设、加强政府相关政策引导、塑造数字贸易发展新动能、支持企业拓展海外市场这四个方面来促进沿海地区数字贸易水平的继续提升,同时辐射全国。
关键词:沿海地区;数字贸易;时间演变
引言
在全球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背景下,数字贸易逆势崛起,数字技术在各个领域的渗透进一步加强。传统贸易与数字技术的交融催生了数字贸易的发展,数字贸易正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数据作为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载体,数字贸易呈现出数字化、网络化、全球化三大特征,促进了各种经济活动的创新升级,数字贸易的繁荣发展成为重塑全球价值链的重要力量。《“十四五”电子商务发展规划》提出,加快构建新的发展模式,推动数字技术创新,大力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
一、文献综述
在国家提出发展“数字贸易,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后,我国数字贸易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数字贸易进行研究。数字贸易这个概念最早是由欧美学者提出并定义的,数字贸易是一种以互联网等数字技术为工具,传输数字产品或数字服务的商业盈利行为[1]。当时学者们对数字贸易的定义更多是在狭义层面,认为数字贸易主要包括数字产品和数字服务,在随后的多年研究里数字贸易的定义从狭义向广义演变,美国国际委员会在2014年对数字贸易再次进行定义:只要是数字技术在商品或服务的各个环节发挥了重要作用的贸易都可以称为是数字贸易,这就将国内贸易以及大量的实体商品贸易也纳入其中。直到2017年数字贸易有了更广义的定义,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提出数字贸易的核心就是在贸易过程中对互联网技术的充分利用,从而使数据流与相应平台进行结合。在数字贸易的发展过程中逐渐产生了和传统贸易不同的特征,有学者通过对比数字贸易和传统贸易发现数字贸易其实就是利用数字信息技术对数字产品或服务以及实体商品进行转换[2]。
如何对数字贸易发展水平进行测算是数字贸易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通过对数字贸易内涵的深入学习研究发现,多数学者都是以构建指标体系的方式,运用熵值法、因子分析法、熵权法、主成分分析法对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多个方面进行测算评估。比如运用熵权法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技术创新、重点产业发展、数字贸易潜力四个方面来测算某个省份的数字贸易发展水平[3]。也有学者考虑多方面因素利用层次分析法构建数字贸易竞争力指数体系对“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国家数字贸易水平进行评析[4]。对数字贸易发展水平的研究还扩展到了时空层面,运用空间计量等研究方法对中国数字贸易发展的区域差异和联系进行研究,分析数字贸易发展对不同区域之间的不同影响[5]。
关于数字贸易的研究已经吸引了学术界大量的关注,取得了非常多的研究成果,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本文从多个维度构建数字贸易发展水平指标体系,并使用熵权-Topsis法和核密度估计法,探究我国沿海地区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对沿海地区数字贸易发展水平进行的研究,为促进我国数字贸易发展提供参考。
二、中国沿海地区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分析
(一)构建数字贸易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
由于经济发展的复杂性,很多指标都会影响数字贸易发展水平,但是从以往的研究中可以得知数字贸易指标体系还在构建之中,现有指标体系还不够完善。本文根据对以往文献的研究,综合考虑中国通信院和李为等[3]的测算方法,从数字贸易潜力、数字创新环境、数字贸易人才、数字基础设施四个方面构建数字贸易发展水平测度指标,总共4个一级指标和13个二级指标,运用熵权-Topsis法对我国沿海11个省份的数字贸易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见表1。
数字贸易创新环境维度。数字贸易的发展离不开数字技术创新,良好的数字创新环境可以更好地激发企业创新主体为数字贸易发展提供动能。基于数字创新环境视角,构建科研经费投入强度、专利申请授权2个二级指标。
数字贸易基础设施维度。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是发展数字贸易的硬件基础。基于数字基础设施视角,构建移动互联网普及率、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长途光缆线路长度、电信业务总量4个二级指标。
数字贸易未来潜力维度。数字贸易发展潜力是衡量数字贸易后续发展潜力的重要角度。基于数字贸易潜力视角,构建地区电子商务采购额、人均GDP、电子商务销售额、企业数字化率4个二级指标。
数字贸易相关人才维度。数字贸易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一种贸易方式,需要相关从业人员掌握相关数字信息技术。基于数字贸易人才角度,构建R&D人员全时当量、普通高等学校在校人数、通信技术从业人员占比3个二级指标。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熵权-Topsis法是结合熵权法和Topsis法的一种多指标决策分析法,利用熵权法计算得到各指标的权重后与各指标相乘,避开了个人主观因素的影响使数据结果更具有客观性,将得到的数据进行Topsis法分析,可以充分利用原始数据对每一个评价对象进行排序分析。
核密度分析法用于计算点、线要素测量值在指定邻域范围内的单位密度。该方法不需要设置簇类的个数且只需要设置带宽这一个参数。
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2013—2022年《中国统计年鉴》,部分数据来自统计公报,对个别年份缺失的数据按照该指标的时间序列通过线性插值法进行补充。
三、中国沿海地区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实证结果
数字贸易发展时间演化特征。本文采用熵权-Topsis法整理得到的中国沿海地区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得分,如表2所示。得分越高说明该省份数字贸易发展水平越高。
(一)数字贸易发展水平时间演化分析
由表2可知,数字贸易发展水平由2013年的0.286 7上升至2022年的0.462 1,增速61.18%,年均增速6.1%,中国沿海地区的数字贸易发展总体呈稳步上升的趋势。2013—2017年中国沿海地区数字贸易发展综合得分较低,低于均值0.379 2,这说明中国数字贸易发展起步较晚。从2013—2022年的年度均值来看,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平均得分为0.379 2,选取2013年、2016年、2019年、2022年的数据,运用平均值标准差的统计方法,将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分为三种类型:低发展水平(0.237 0~0.379 2)、中发展水平(0.379 2~0.5)、高发展水平(≥0.5),并作为沿海地区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判断标准。经过十年的发展,数字贸易发展低水平省份由2013年的10个降低到2022年的4个,中等水平省份增加至2022年的2个(山东省、浙江省),2022年的高水平省份由2013年的1个增加至2022年的5个(广东省、江苏省、山东省、浙江省、上海市)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其中广东省的数字贸易发展水平一直位于领先地位。根据相关研究得知,早在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广东省就有一些互联网企业进行了电子商务领域的相关探索,比如1997年成立的网易等,这些企业的早期探索为广东省发展数字贸易奠定了夯实的基础。广东省政府为助力本省数字贸易发展也做出了巨大努力,广东省政府在数字贸易起步阶段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为企业数字化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持,同时积极推动了跨境电商的快速发展。在几个北方沿海省份中,山东省的数字贸易发展水平位于前列,山东省政府高度重视数字贸易的发展,近几年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利于数字贸易企业发展的政策与标准规范,为其数字贸易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山东省也不断加强数字技术创新和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优化数字贸易发展的基础环境,为山东省数字贸易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根据沿海地区各省份数字贸易发展水平计算得分,运用核密度估计法对沿海地区数字贸易发展水平进行分析,选取2013年、2016年、2019年和2022年的数据,绘制2013—2022年沿海地区物流经济高质量发展核密度分布图,如图1所示。
图1中,横坐标代表数字贸易发展水平,纵坐标代表数字贸易发展核密度。从2013—2022年,每一年的核密度曲线都向右平移,说明沿海地区省份的数字贸易发展水平是逐年上升的。再从每一年核密度曲线波峰的变化分析,曲线从2013年的单峰、窄峰状逐渐向2022年的宽峰演变,表明沿海地区各省份之间的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差距在不断缩小,数字贸易高水平发展省份在逐年增加,沿海地区数字贸易发展整体向高水平推进。另外,在2013年核密度曲线呈正态分布状,结合权重得分可知在2013年广东省的数字贸易发展水平要远高于其他沿海省份,说明广东省的数字贸易发展起步较早、水平较高。通过核密度估计结果可知:在2013—2022年,中国沿海地区各省份数字贸易发展水平逐年稳步上升,并且各省份之间的差距也在逐年缩小。
(二)中国沿海地区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分维度时间演化分析
运用熵权-Topsis法对中国沿海地区各省份分别就数字创新环境、数字基础设施、数字贸易潜力和数字贸易人才这四个方面进行分析。依照评价指标绘制2013—2022年中国沿海地区4个维度数字贸易发展水平折线图,如图2所示。
从整体来看,数字贸易相关人才、数字贸易基础设施这两个维度的曲线都是平滑上涨的,说明在2013—2022年间沿海地区各省份在数字贸易人才的培育和数字贸易基础设施的建设这两方面都稳定上升。数字贸易未来潜力维度曲线在2016年出现了下降并于2017年再次上升,且在四个维度中数字贸易未来潜力上涨幅度最大。出现下降的原因或许是虽然经济增速已经恢复到了经济危机之前,但是贸易增速依然不及危机之前的水平。数字贸易创新环境同样也在2018年出现了下降并在2019年再次上升。
运用核密度估计法,选取2013年、2016年、2019年和2022年绘制2013—2022年中国沿海地区数字贸易发展时间演变图。从4个维度对沿海地区数字贸易发展水平进行分析。见图 3。
从该图的整体趋势来看,沿海地区的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分不同维度都呈现持续上涨的趋势。从核密度曲线来看,数字贸易创新环境、数字贸易基础设施、数字贸易未来潜力和数字贸易相关人才这四个维度的曲线都只有一个单峰且峰宽较宽,说明沿海地区各省份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在各维度都存在发展差距。但是数字贸易相关人才和数字贸易基础设施这两个维度的曲线峰高更高,说明在这两个维度之下,个别城市的发展指数要远高于其他省份。比如:数字贸易基础设施维度,广东省的发展水平就要比别的省份高得多。数字贸易未来潜力和数字贸易创新环境两个维度核密度曲线较为平缓且波峰向中高区域偏移,说明在这两个维度上发展水平有所提高。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中国沿海地区11个省份2013—2022年的数据,构建了中国沿海地区数字贸易发展水平指标评价体系,采用熵权-Topsis法对沿海地区11个省份进行测度,并运用核密度估计对沿海地区11个省份数字贸易发展水平的时间演变趋势进行了分析,主要结论如下。第一,从数字贸易发展指数来看,2013—2022年中国沿海地区数字贸易发展指数呈稳步上升的态势。中国沿海地区数字贸易发展水平最高的省份是广东省,其次分别是江苏省、山东省、浙江省和上海市,多为沿海地区经济发达省份。第二,核估计结果显示,中国沿海地区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地区差异从2013—2022年不断缩小,数字贸易发展高水平城市增加,沿海地区数字贸易发展得到稳步提升。第三,分不同维度对沿海数字贸易进行分析可知,沿海地区的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分不同维度都呈现持续上涨的趋势,但是省域之间还存在差距。并且在数字贸易未来潜力和数字贸易创新环境这两个维度上,沿海地区各省份都有所提升。
(二)政策建议
第一,数字贸易的实质在于贸易方式的数字化和贸易对象的数字化,因此构建全面而高效的数字基础设施成为发展数字贸易不可或缺的前提。在此过程中,我们应该尽快推进安全、高速且智能化的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要加快千兆网络和5G网络的布局与实施,以此来激发城市创新生态的活力与潜力。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数字贸易的集聚效应,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和提升协同效应,形成城市创新体系与数字贸易相互支持、共同发展的良性循环。还应积极推动空间网络布局的优化,加速卫星通信网络的建设进程,进一步推动卫星互联网的发展,以拓展数字贸易发展的边界和可能性。通过不断提升基础设施的服务化、智能化、协同化和网络化水平,进一步增强数字信息基础设施的功能性与效率性,激活城市创新主体、要素和产业之间的联动效应,将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有效转化为数字贸易发展的强劲动力,推动数字经济的持续繁荣。
第二,地方省份数字贸易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政府相关政策的有力支持与科学引导,为进一步提升数字贸易的发展水平,政府应出台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以营造有利于数字贸易发展的政策环境。自主创新作为数字贸易持续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政府应加大对企业自主创新的扶持力度,鼓励数字贸易相关企业增加科研经费投入,并通过补贴等方式降低其创新成本,进而推动高新技术产品的研发与出口。技术创新离不开高素质技术人才的培养,数字贸易作为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贸易形态,对从业人员的专业知识储备和技术应用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政府应积极推动高校、企业与研究机构之间的深度合作,加强校企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使高校的研究成果能够更好地服务于企业实际需求,同时企业也能从高校中吸纳优秀的人才,为数字贸易企业的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通过政策引导、自主创新支持和人才培养等多方面的综合施策,可以有效推动地方省份数字贸易的健康发展,提升其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第三,鼓励企业拓展海外市场。为激发数字贸易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的积极性,应鼓励其向具备卓越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企业转型。在此过程中,政府应发挥关键支持作用,协助企业提升国际化经营水平,引导其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强化企业在全球范围内资源的优化配置能力。通过此举,数字贸易企业将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巩固并提升自身竞争力,同时利用数字贸易的技术外溢效应,促进地区数字贸易的协同发展。还积极参与并推动“数字丝绸之路”的建设,深化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在数字贸易领域的合作。通过加强国际合作,助力更多数字贸易业态企业实现“走出去”战略,进一步提升中国数字贸易企业的国际化水平,为构建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新型数字贸易体系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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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克甝,韩延玲,蔡青青.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水平测算与动态演进分析[J].统计与决策,2022,38(20):8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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