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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达·卡罗是20世纪女画家之一，她是第一位绘画作品被卢浮宫收录的墨西哥人。她通过绘画讲述自己传奇的人生，以苦痛入画，又以画消解苦痛。本文从绘画疗愈的视角结合弗里达的人生经历和作品，探寻画面中隐喻图示投射出来的情感价值和精神内涵，深层次地理解绘画帮助她重获生命力量的全过程，从而启发并鼓励想通过心理治疗获得帮助的人群尝试使用绘画方式来实现自我疗愈，进而也期望更多的心理治疗师关注绘画治疗带来的安全性与独特性。
弗里达·卡罗是20世纪墨西哥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女性画家。她用绘画作为载体，把人生经历以及内心感受以剖析的方式真诚地展现在观者眼前，画面中充满了大量的隐喻图示，这些隐喻是身体、大脑、经验和心智的产物。正如弗里达强调的，她画的是自己的现实，她通过绘画观察和表达自己，诉说身体和内心所遭受的重创，帮助苦难找到释放的出口，获得内心的安慰与疗愈，完成一场自我救赎。
一、童年经历与探寻身心需求
童年作为一个人最初对世界和情感产生意识的时期,其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人本主义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认为，儿童的安全感主要来自父母的陪伴和照顾。早期依恋关系指婴幼儿与父母之间强烈亲密的情感联系，是人的社会存在以及与周围的人建立良好的情感联系的基石，而缺乏安全型亲子依恋关系的人对安全的需求就变得更为迫切。
弗里达是一位缺乏安全型亲子依恋关系的人。弗里达的母亲马蒂尔德是在失去儿子经历的悲痛后怀上弗里达的，她一直盼望再次生下儿子来填补心中遗憾。然而，1907年，弗里达的出生使得母亲的希望完全破灭。襁褓中的弗里达被直接交给保姆抚养。因为童年时期缺失母爱，弗里达与母亲的关系一直在怀疑、对抗和分裂之中维持着，同时，她也在不断确定自己存在的意义和身份价值。我们从她的绘画作品《我的出生》中，不难发现她潜意识一直都在问自己是否应该来到这个世界。画面中空荡荡的房间正中摆着一张洁白的床，床上躺着一个女人，可能是她的母亲，头和上半身被白色床单包裹着，而面无表情的弗里达被挤压出来，躺在被血染红的白色床单上。与弗里达的出生相对的，画中床头挂着一幅流泪的圣母玛利亚画像，她被匕首刺伤了脖子，鲜血直流，她无力拯救半死不活的弗里达。这幅画的绘画形式保留了墨西哥传统还愿画的元素，画面上方是宗教人物，中间是要被拯救的人，下方留着题字的空间，却没有一个字，表达了期待的奇迹没有发生。被床单蒙住的母亲不能给予被卡住的弗里达任何保护，他们头部朝着相反的方向，暗示她和母亲关系的疏远，画面中充满了被抛弃、不安、无力等情绪。
弗里达童年除了与母亲未能建立良好的依恋关系外，幼年患病也使她极度缺乏安全感。弗里达六岁患上小儿麻痹，导致一条腿畸形，性格变得更加内向。当时，孤独中的小弗里达幻想出一个能倾诉、能陪伴的虚构玩伴，这使她内心获得了极大的安慰。这种渴望被安慰、被倾听的诉求，对弗里达来说是一生都需要的。绘画作为身体与世界最直接的联系方式之一，成为弗里达倾诉的对象。她在《家庭树》（如图1）这幅画中描绘了自己和家庭成员的联系。祖父母的头像在画面上方，父母穿着结婚礼服，母亲的肚脐有一根脐带连接着胎儿，背景中画着一个卵细胞，一群精子正朝最大的那颗卵细胞奔去，预示着她的出生。画面最下方画着一个三四岁大的小弗里达，她手握着与家庭血脉贯穿的红丝带，孤独地站在房子的院落中，院子里面稀疏地长着一些植物，隐喻着自己虽然在血统上与家庭成员有连接，但在个体和精神层面始终处于分离与孤独的状态。
从这两幅画的时间先后可以看出，弗里达在面对缺失安全感的童年时，通过绘画的方式发起与自己的对话。她从《我的出生》表达被母亲抛弃的不满、对自己孤独无助的怜悯及对自身存在价值和意义的怀疑，到《家庭树》中希望通过绘画方式确定自己与家庭血脉连接的事实，特别是通过将母亲腹中胎儿和卵细胞与精子运行关系细致描绘出来，把自己重新带回生命孕育的全过程，重新感受她与家庭血脉的紧密连接,审视自己的身份，确定自己的生命源头。根据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的生存满足基本的生理需求后，对安全需求、爱和归属感的需求、尊重的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会自然而然地凸显。弗里达在安全、爱和归属感缺乏的状态下，采用绘画方式消除负面能量，觉察自己的身心需求，唤醒自我疗愈潜能，借助绘画来实现重生，从而获得归属感，达到自我关怀和疗愈的目的。
二、意外事故与消解创伤记忆
弗里达一生创作的自画像约有50幅，这些自画像中有的裸露心脏，有的流淌鲜血，有的被刺穿皮肤，多数作品表达了她支离破碎的身体和在煎熬、挣扎的精神状态。1925年，弗里达遭遇了一场意外车祸，几乎粉身碎骨。她被送往医院后，医生检查发现她受伤严重，特别是脊柱和骨盆等部位多处骨折。经过抢救后，弗里达被宣告终身瘫痪，不能生育。
然而，医生对她终身瘫痪的宣判并没有成真，弗里达创造了生命的奇迹。忍受着病痛的弗里达，在父亲的帮助下，透过一面挂在病床上方的镜子和一个安装在病床上的特质画布，观察着自己、记录着自己、思考着自己，成为最熟悉、最了解自己的人。弗里达通过镜子看到自己外在的形态，又通过镜中的眼睛发现自己的内心，这种主体在镜与人之间来回切换的方式与心理镜像映射原理相似，符合心理治疗方法和自我意识训练的规律，可以改变人的认知结构和认知过程，改变人的行为和决策，提高人的自我认知和自我控制能力。
弗里达在病床上的自画像都是在镜子的帮助下完成的。值得一提的是，弗里达的第一幅自画像《穿着红色天鹅绒礼服的自画像》（如图2），并不像其他自画像里的弗里达那样使人不安。画作中她把自己想象成拥有长长脖颈和纤细手指的少妇，其姿态遵循波提切利《春》中维纳斯的样式，身着华美红色天鹅绒礼服的她与背景中深色的大海和天空形成强烈对比，象征着在充满狂风巨浪的黑暗处境中，具有高贵优雅品性的她依然散发着耀眼的光芒。弗里达伤残的身体在镜像的作用下投射出内心的愿望，其自画像影射的形象不仅反映出肉眼从镜中看到的个体，更传达出她心中对自己的美好期盼。她在与镜中的自己对话后，直面意外事故造成的伤害，不断地鼓励和安慰自己，入院三个月后奇迹般地恢复了正常活动。
虽然弗里达的身体没有瘫痪，但车祸后遗症带来的痛苦一直都如影随形地伴随着她。弗里达与壁画艺术家迭戈·里维拉结婚后，曾三次怀孕，最终都因身体缘故不得不进行流产，在她生命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创伤记忆。创伤记忆是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核心所在。由于创伤记忆通过身体内隐的运行，维持、加剧，甚至加速了身体的伤痛，所以很难去治疗并克服它所带来的伤害。因此，治疗这种病人时往往需要在某种程度上，令内隐的记忆较为清晰，以便更为清楚地辨识它，之后再对症下药。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处在创伤后应激障碍时，要尽量采取直面的方式，使内隐的痛苦记忆清晰化。弗里达选择直视流产带来的创伤，其作品《亨利·福特医院》采用了墨西哥还愿画的传统元素，以有着许多厂房的底特律作为背景，画面中她躺在被血浸透的白色床上哭泣，头发蓬乱，一手抓着一束从隆起的肚子里伸出的红线，红线牵连着一些悬浮在她周围的物体，其中有胎儿、女性生殖系统模型、骨盆、蜗牛、兰花和机器，其中，蜗牛象征漫长的流产经历，兰花暗喻脆弱的情感，机器表达了她被无情折磨。虽然弗里达多次遭受身体和心灵的创伤，但她从这些苦难中学会了面对和接纳。她采用清晰的创伤叙事方式，通过绘画来创造与痛苦对话的机会，帮助自己看清痛苦，让痛苦有释放的出口。当创作完成后，她便能够将自己从创伤中抽离出来，消解创伤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而获得身心的疗愈。
三、婚姻坎坷与唤起内在力量
弗里达曾表示自己人生有两次巨大灾难，一次是车祸，一次是迭戈。迭戈作为弗里达的艺术伙伴一直给予她鼓励和支持，但他作为丈夫却对婚姻不忠，让弗里达伤心欲绝。弗里达曾为了报复他，也选择背叛婚姻，他们彼此间互相伤害，争吵、分居、离异，也导致原本缺乏安全感的弗里达内心更加恐惧和不安。弗里达面对痛苦的婚姻和身体疼痛的折磨，选择用绘画作为支持她生命的内在力量。
1939年，弗里达与迭戈离婚，她创作的布面油画《两个弗里达》是其内心真实的写照。画面中右边的弗里达身穿传统的服饰，心脏被暴露在胸前，左手拿着一枚奖章，上面有一张迭戈小时候的照片。左边的弗里达身穿白色的高领维多利亚式上衣，心脏被一分为二剖开，露出心室，有一根静脉缠绕着右手臂，血滴落在白色的裙子上，形成了一朵朵血红的鲜花，她用手术钳剪断了这根静脉，暗指要抵御外界带来的伤害，勇敢地为自己止血疗伤。精神分析理论认为，当人遭遇不幸时，内心会无意识地通过投射的方式来武装自己，安抚自己的不安和焦虑。投射可以通过多种形式进行，例如艺术表现、日常幻想和幻觉等。弗里达将自己内心的伤痛通过外露的心脏、血管等投射出来，也通过画面中两个弗里达心脏之间相连的一根静脉和紧握的双手投射出来，表达她要靠自己的力量战胜困境的决心。正如弗里达在解释这幅画时曾说：“这代表着孤独，也就是说，我正在不断地向自己寻求帮助。正因如此，这幅画中的两个我双手紧握。”从弗里达传递出来的图像信息可以看出，通过绘画进行心理投射，发挥自我潜意识的功能，能够化解压力，启动内在防御和保护自我的机制（如图3）。
在绘画疗愈中，投射是一种自发展现的活动。从弗里达布面油画作品《破碎的脊柱》中能看到，弗里达的脊柱受伤严重，在画作中被投射成一根从脖子到小腹之间断裂成几段的爱奥尼亚柱。身体和婚姻带来的痛苦被投射成钉在脸上和身上的钉子，紧锁双眉、目光忧冷、泪流满面的她站在随时都会爆发的火山地上，暗示她饱受摧残，但依然会坚韧挺立。艺术心理学认为，绘画天才会将不可见且存在于自身的事物，经过外部现实的寻找，找到一个十分类似的事物，再将自身投射于那个事物上，同时对意识表达无意识的内容。这可以看作是一种心理投射技术。弗里达通过画笔将自己的灵魂和身体剖开找到类似事物展现自身体悟，符合心理投射的过程，因此她通过绘画减轻了内心的不安与痛苦，对投射的恰当使用也避免了严重的内心冲突，在自我的深度交谈中，负面能量被留在画面上，自身获得了疗愈的机会，维持了心理的平衡。
四、通过绘画获得自我疗愈的方式与启发
弗里达将绘画作为载体帮助自己获得自我疗愈和勇敢面对苦难人生的力量。从绘画疗愈的角度可以将艺术创作过程视为人全身心投入处理信息的过程，疗愈不是指身体的康复，而是更多地指向内心的安慰和情绪的平抚。“绘画如同心灵与主体之间的交流工具”，在艺术创作过程中个体成为主宰者，通过与画面对话，倾诉宣泄自己的情绪，觉察触探内心的冲突，体验创作后的释放。
首先，弗里达画中的“我”属于自我投射，是以绘画为媒介投射出真实的自我感受。弗里达的绘画正是把自己的觉察展现在画面上，画面中隐喻的图示符号象征着内心体验的深层意象。美学家苏珊·朗格认为艺术符号是“一种终极的意象、一种非理性的和不可用言语表达的意象，一种诉诸直接的知觉的意象，一种充满了情感、生命和富有个性的意象，一种诉诸感受的活的东西”。弗里达通过绘画获得的觉察能力，能够帮助她更好地与自己内心对话。“意识的觉醒是疾病的灵药”，当人察觉到自己的真实感受时，就意味着疗愈开始了。其次，弗里达通过绘画与自己沟通，接纳自己真实的样子，用画笔将自己的痛苦经历赤裸裸地展现出来。“当我们释放创伤时，常会体会到能量在身体里运行，而反过来看，身体知觉也成为我们揭发创伤的地图”，身体意识会诚实地发出警讯，提醒我们内在需要来平衡的情感或创伤。再次，弗里达关注身体和精神所受到的创伤，是一种自发的拯救与释放。她像一个心理治疗师，试图帮助自己接纳身体的疼痛和情绪的崩溃，通过这些信号让自己更清楚内在的需求，更为有效地寻求积极的力量消解内心的创伤，并根据不同境况做出相应的调整，使个体获得成长的动力。最后，弗里达通过观看自己的画，经历被“抽离”的过程。当人真正被“抽离”时，就会对自己的感觉、思想或行为产生一种外部意识，被“抽离”的情绪状态会产生意识能力，更有助于做出积极行为。比如，弗里达在《家庭树》中使自己重生，证明了家庭血脉的连接，确定自己的身份与存在的价值。《两个弗里达》中左边的她拿着止血钳帮助自己疗愈伤口，自己与自己紧握双手获取生存下来的内心支持。也可以理解为，弗里达以抽离的方式将痛苦留在了画面上，内心得到了慰藉和解脱。
解读弗里达的绘画，不仅是与她发起共情的过程，也可以获得进行自我实现和突破的启发。弗里达一生所遭遇的苦难是常人无法想象的，但她依然会为生前最后一幅绘着西瓜的静物画起名为《生命万岁》，足以表现出她对生命的敬畏与颂赞。绘画为这位天才女性带来了什么，确实需要我们去思考与探究。目前，绘画已成为心理治疗方式之一。从国际艺术治疗师组织发布的会讯来看，已有不少国家将艺术治疗师认定为心理专业人员。另外，中央美术学院针对在校生开设了艺术治疗工作室。不难看出，绘画作为身心治疗技术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笔者从绘画疗愈角度分析弗里达的绘画，也是期望从中得到更多帮助自己和他人疗愈的途径。虽然弗里达本人没有系统研究过如何通过绘画获得治疗，但她却是研究绘画治疗最好的样本。她的经历、她的画，就是一本临床记录，是一个灵魂获得自我救赎的记录。后台-系统设置-扩展变量-手机广告位-内容正文底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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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绘画疗愈视角看弗里达·卡罗的绘画作品论文
人参与 2024-08-21 10:35:24 分类 : 教育论文 点这评论 作者：团论文网 来源：https://www.tuanlunw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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