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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抗战时期，黄源洛在重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歌剧《秋子》，揭起了反法西斯战争的文艺标杆，剧目也轰动一时。然而，黄源洛在此期间曾创作的多部作品，知者甚少。本文从抗战时期黄源洛在重庆的创作入手，将其创作的多部作品进行分析，着重探讨《秋子》，以纪念这位伟大的音乐家。
关键词：重庆时期；黄源洛；音乐创作
引言
黄源洛1939年随着励志管弦乐团来到重庆，1946年回到长沙创办“湖南省立音乐专科学校”。在重庆生活、工作长达7年，他还于1943年任国立剧专音乐系副教授、1945年任音乐院管弦乐团团员兼训练组长。在重庆这期间，他写下了大量的优秀作品。如《洛水吟》《月圆歌》这样高水准的艺术歌曲，精心雕琢并出版了《童歌集》，同时创作了大量歌剧，如《秋子》在当时的歌剧界中掀起了一阵狂潮，引得业内业外人士的评论，影响十分深远。纵观黄源洛的一生，重庆可以说是他整个音乐生涯中比较重要的时期。
一、重庆时期的音乐创作
黄源洛在重庆时期创作了大量的歌曲，一部分音乐作品都发表在《青年音乐》这本杂志上。如1942年第1卷第1期发表的《我们永远在一起》《日本反战将士纪念歌》、第2期发表的《不再逃亡》、第3期发表的《大月亮》（创作民谣、独唱或齐唱）、第5期发表的《战士颂》（二重唱及二部合唱）、第6期发表的《月圆歌》、第2卷第2-3期发表的《洛水吟》、第4期发表的《探狱歌》等。其中，《我们永远在一起》《日本反战将士纪念歌》《不再逃亡》均是选自歌剧《秋子》中的片段，在出版的时候有改动配词。《探狱歌》和《月圆歌》则出自新歌剧《苗家月》的选段。
1943年，青年书店出版了黄源洛的《童歌集》，共计16首歌，整本歌集有分五线谱和简谱两个版本。从文章编写过程我们可以看出，黄源洛教材的编写主要将学习者分为了三个阶段：幼童及低年级、中高年级及高年级及成年通用。并且在书的最后有各阶段教材适用程度提示：幼童及低年级：《小飞机》《小牧童》《老母鸡》《小猫》《走走走》。中高年级：《我的家》《中国的未来主人翁》《哥，你快去当兵》《打铁》《牧羊儿》《秋天好》。高年级及成年同用：《凯旋歌》《空军颂》《春游》《田家》《农家好》。
1943年黄源洛在国立剧专任职期间，曾发表过一篇文章：《贝多芬的生平及其成就》，文章中，黄源洛按照时间先后罗列各个时期的音乐特征，并对贝多芬进行了一个深入的分析，梳理出了其从小学习音乐的过程以及他在音乐上的理念与成果。他认为：“一个艺术家的全人格完全体现在其作品当中，故要了解一个艺术家的伟大，只有从其艺术作品中寻求本来音乐家的介绍，全用口头来说，简直是不能的。”由此，可以看出，黄源洛认为想要深入了解一位音乐家，必须从其作品中去深挖，一个作品最有价值的地方正是在于其创作理念与手法，要了解音乐家想要表达什么，想要向外界传递什么。黄源洛的这些音乐观点也很好地体现在了其音乐作品中，具有自己的创作特色。
二、抗战时期的歌曲创作特点
抗战时期黄源洛在重庆的歌曲创作，主要是以抗战题材为主，音乐作品具有大众化、民族化的特点。以歌曲《不再逃亡》为例，这首歌出自黄源洛的歌剧《秋子》，由黄源洛作曲，学鸯配词。这是一首二部合唱曲，整首歌曲的创作思想、题材选择、表现手法都配合着时局。音乐刚开始速度平缓，带着我们该去向何方的疑问慢慢展开。
从《不再逃亡》的选段中我们可以看出，这里是开始合唱的地方，歌曲加了重音符号，且节奏均匀，两个声部相隔三度，和谐的音程交织体现出了一种被压迫人民顽强、坚定、不服输的气势，体现了一种民族气节。“东方已升起晨曦光亮，快走向民族复兴的战场”这句歌词也在歌曲中出现了两次，表现了劳动人民想要解放、想要追寻美好明天、追寻新生活的强烈愿望。
民族化也是黄源洛十分强调的一点，在其音乐作品创作中也尽然体现。在歌剧《秋子》的一些唱段中，黄源洛在旋律的写作上采用了民族调式，他曾说：“如果我们把民族音乐语言装在完全西洋的曲体中，尽管你语言是多么的纯，中国人听来，总还是觉得这是‘洋’的。因为‘曲体’和‘风格’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整个风格中，曲体就是其中的重要因素……总之，今天我们研究民族形式还停留在‘音乐语言’的基础上是不够的，如果不重视曲体，要想我们的音乐接近群众，要想我们的音乐更具有民族气派是很难达到的。”[1]所以，黄源洛在歌剧中的曲子，运用了大量的民族调式，如上述的《不再逃亡》，音乐主题也是建立在徵调雅乐基础上。整首歌曲围绕着“不逃亡、不抵抗，走向战场”反复地歌唱，体现出了一种劳动人民强烈地渴望民族复兴、顽强拼搏的民族精神。
而对于《童歌集》来说，他的创作则倾向于低年级的孩子学习音乐主要以律动和模唱为主，只能初步学习一些简单的节奏以及认识音符及其长短，《小飞机》《小牧童》《老母鸡》《小猫》《走走走》这几首歌歌词简单明了，音程跨度小，且篇幅小，对于幼童而言比较好理解与掌握，且旋律简单好听，有情景感容易激发低年级学生的兴趣与想象力，适合幼童及低年级的孩子学习。中高年级正是训练孩子听觉和对音乐理解能力的时期，《我的家》《中国的未来主人翁》《哥，你快去当兵》《打铁》《牧羊儿》《秋天好》。这几首歌节奏开始有了更多的变化，有了一定的故事背景以及情境性，这更有利于提高孩子们对音乐的理解与学习能力。高年级的同学已经有了严密的逻辑思维，音域也更加广，对音乐开始有自己的理解与分析，所以《凯旋歌》《空军颂》《春游》《田家》《农家好》这几首学习作品对于高年级及成年而言，使其能对音乐背后的涵义也能有更好的理解与把握，在经过基础音乐知识的学习之后，也能更好地进行二部合唱的学习与训练。由此可见，黄源洛在编写孩子们学习的教材时，是充分考虑了孩子们的身心发展状况，并以此为基础来进行编写的。
三、歌剧创作
黄源洛除了歌曲的创作，其成就最高的属歌剧事业的发展。近代有不少的歌剧作曲家，不断地探索与创造，为新中国歌剧艺术事业的繁荣与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黄源洛就是其中一位开拓者，其一生以歌曲创作为志向，创作了大量的歌剧作品，对国家和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20世纪40年代是黄源洛歌剧创作的勃发期。
在40年代上半叶这五年里，他成功完成了五部歌剧，分别是：1941年由陈定编剧，臧云远、李嘉作词完成的两幕五场大歌剧《秋子》；1942年仍旧是由陈定编剧，臧云远、李嘉作词完成的三幕抒情歌剧《苗家月》；1944年由张天璞作剧的四幕小型轻歌剧《牧童村女》；1945年根据希腊作家Piomethevs Bound原著、陈治策编剧三场古典歌剧《普鲁米修士之被困》；1946年由吴祖光作剧的四幕七场轻歌剧《牛郎织女》。他的这些歌剧作品，都借鉴了西方歌剧艺术形式，融入了西方歌剧的元素，同时又加入了日本音调，将之与我们中国汉族民间音乐相融合，使其歌剧不仅风格多样，且具有鲜明的特色。
黄源洛是一位极具创作个性的歌剧作曲家，他有自己的观点：“新歌剧应该以音乐为主”，他认为就音乐形象而言，我们不能以过去衡量现在，要与时俱进，要考虑符合现代人民形象的、反映现代人民生活的。并且在以音乐为主的基础上，加强音乐的革命内涵、并良好地将音乐运用到歌剧当中。同时他总结道：“我觉得新歌剧之所谓新，除了内容表现现实斗争，以新的观点处理历史与神话、传说之外，主要不同就是在音乐史以创造性姿态出现。”[2]由此可见，黄源洛的创作理念充分地体现在其作品中，不仅很好地融入了其创作作品，也为后人歌剧创作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向。黄源洛在借鉴西方音乐的同时，在风格上也做了大胆的探索与尝试，无论是大歌剧《秋子》、抒情歌剧《苗家月》、小型轻歌剧《牧童村女》、古典歌剧《普鲁米修士之被困》还是轻歌剧《牛郎织女》都体现出了黄源洛在创作方面做出的实践，并且其作品感情色彩十分丰富，与人类命运相结合，极富感染力。
黄源洛在重庆时期进行了一系列的音乐活动，其主要的音乐活动是歌剧事业方面的，特别是《秋子》的成功创作与演出，在当时受到业界广泛关注与评论。除了《青年音乐》对黄源洛的作品有刊登和关注以外，《新华日报》也对黄源洛的《秋子》进行了多次的跟踪报道，引起了人民的普遍关注。如《新华日报》于1942年1月18日第二版报道：“中国实验歌剧团与中国电影制片厂定于本月三十一日晚，在国泰联合演出大歌剧《秋子》”，为该片做反战宣传。为响应捐献滑翔机运动，中国实验歌剧团、中国电影制片厂联合演出大歌剧《秋子》，《新华日报》于1942年2月4日也在第一版做了报道，详细介绍了该剧筹备两载，耗资廿万，堪称“中国艺坛有史以来的空前大演出”。1942年11月30日在第三版，报道了“中国实验剧团于昨（廿九）日上午九时，在巴蜀小学大礼堂召开第二届全体团员大会，闻该团定下月中旬上演大歌剧《秋子》及《苗家月》。”由于《秋子》的演出实在是深得民心，民众反应强烈，多次要求加演。1943年1月18日《新华日报》在头版上再次为其做了宣传：“歌剧《秋子》，从1月19日到31日，每晚必演，并加演日场”。
然而，作为中国第一部大歌剧的诞生，总是会引来各种非议和质疑。在大众对该剧的反战性叫好的同时，也有音乐人士对其“音乐性”提出了各种反对和质疑。音乐评论家徐迟在《新华日报》1月24日第四版上，从几个方面对《秋子》进行了分析，并做出了自己的评价。
据戴鹏海了解到：“1939年秋冬，陈定就根据当时生活书店出版的一期《群众周刊》上发表的题为《宫毅与秋子》的真实报道，写了一部有说有唱的歌剧脚本，剧名即叫《宫毅与秋子》。后来，黄源洛看到这个剧本，建议将剧中对话改成宣叙调，唱词改得更口语化些，剧名改为《秋子》。根据这个建议，才先后邀请李嘉（当时也在中华交响乐团工作）参加写词的工作。可见《秋子》的剧本是经过较长时间才最后完成的集体创作。”[3]此剧于1939年开始创作，1940年完成创作。1941年11月30日黄源洛在重庆组建了“中国实验歌剧团”。于1942年1月在重庆国泰大戏剧院进行首次公演，当时因为黄友葵教授的举荐，所以黄源洛大胆地启用了刚刚从国立音乐院毕业的青年音乐家张权出任女主角，莫桂新则饰演的是男主角秋子的丈夫宫毅。也因此使张权、莫桂新夫妇一夜成名。因备受好评，于1943年在渝进行二度公演，场场爆满，好评如潮。后在重庆、成都、昆明连续上演几十场，周恩来、郭沫若等社会知名人士也莅临观看，在当时的大后方影响十分深远。当时，《苗家月》也已经开始投入排练，但是因为经费原因以及特殊的历史环境，导致黄源洛创作的一系列歌剧包括《苗家月》都未能上演。
进入40年代，新歌剧的主题主要以宣传抗日为主，演出地域既在国统区也在解放区，并且从事新歌剧事业人数也在不断地增加，同时，新歌剧的创作理论也愈发的成熟。其中出现了两个重要的大型新歌剧，一部是“鲁艺”集体创作的被称之为“中国第一部民族歌剧”《白毛女》。另一个便是由陈定编剧，臧云远、李嘉作词，黄源洛作曲的《秋子》，其中，《秋子》在当时的陪都重庆产生了巨大影响，是我国抗日战争时期起到了鼓舞全国军民士气、迎接抗战胜利到来的重要歌剧作品。整部歌剧没有一句说白，且剧中的咏叹调、宣叙调以及叙事曲等都是模仿西洋歌剧的结构创作，伴奏乐器也全是西洋管弦乐队。《秋子》演出以后，很多人都努力在歌剧的创作，风气甚为蓬勃。一般人对歌剧的兴趣也很浓厚，好些诗剧话剧都加上了配音插曲，可算是音乐艺术发展的象征，也让中国新歌剧的研究工作更好地进行下去。由此可以认为，《秋子》打开了中国新歌剧的开端，使人们在尝试中国风格的歌剧。
《秋子》的成功，背后也是拥有大量社会人士的支持与理论的支撑，当时实验剧团曾留学美国的团长周贵德女士，利用夫婿为当年国民党立法院的立法委员这个关系得到了经费，因为她的努力，这部成功的大型歌剧才有完成演出的可能。另外，当时的关于新歌剧的创作方式也是分了流派，主要可以分为两个大的派别，分别是模仿派和综合派，其主要观点都是强调要借鉴西洋音乐，学习和模仿西洋歌剧的结构与风格。其中作为综合派的代表田汉曾在1943年的《新歌剧问题——答客问》中延续了他的观点：“单是从中国老戏或民歌产生不出新的歌剧，正和单是西洋歌剧的模仿移植也不成为中国新歌剧一样。我同意马思聪先生的说法，这是一个综合的问题。……中国将来新的歌剧决不就是旧戏，但旧戏必是一个重要的成分。”[4]江上仙在《新舞踊与新歌剧》中明确支持秋子：“新歌剧与我们的旧剧是绝无共通之点的”，“新歌剧的创造，我相信它必须借重现代外国歌剧的技术在这里，首要的便是乐器，和进步的乐理等等。……我们不能不承认它（指《秋子》）是一个正确的开始。”[5]从两位音乐创作家的言语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对于黄源洛歌剧创作理念的支持与对新歌剧改革发展的看法与态度，要借鉴，但是也要保留，要在中华民族原有基础上去借鉴西方优秀的创作理念及风格，推陈出新，革故鼎新。
关于《秋子》的演出，社会上也掀起了一阵评论，褒贬不一，其中，沈慧曾发表剧评：“《秋子》里的曲子是充满了东方新音乐的情调，每支曲子都诉说了人类的真感情，使人听了兴奋，奔腾着血液与眼泪，它不再是过去古乐的五声音阶的荒凉音调，它充满了西洋音乐的奔放热情，这告诉我们，中国的音乐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吸收着西洋音阶的。它扬弃着中国古乐的单纯性，使它走上更完美、更统一的形式，更能传达着声音的感情。”晏青也曾发表过文章《评[秋子]》，其从歌剧的故事、戏剧、歌词、作曲、歌声、花腔、和声、配器、演唱、演奏、导演、照装十二个方面进行了评论，作者主要从《秋子》的不足之处谈起，如演员的歌唱水平略显薄弱以及演出过程中词的不统一、风格不协调等问题。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在当时《秋子》虽然引起了轰动，但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有欣赏的声音，自然也有批评的声音，但总体来说，《秋子》为中国新歌剧所带来的进步影响是不可磨灭的，它顺应了时代的步伐，充分体现了音乐创作主题以及时代的呼唤。
《秋子》作为一部承载着历史的优秀歌剧，在当时被观众誉为“思想性艺术性的完美结合，是寓教于乐的范例之一”[6]，在后世依旧影响十分深远，1989年3月6日，中国音协重庆分会邀请了在渝的《秋子》演员举行座谈会。《重庆日报》为此发表了令人动情的长篇报道。1992年2月26日，重庆音协再次举行了“《秋子》，在渝首演50周年纪念会”。[7]可见，黄源洛创作的《秋子》为我国歌剧艺术创作提供了极宝贵的经验与启示。其“洋为中用”的借鉴手法同样适用于当代对于歌剧事业的探索，对于经典歌剧被重新编排后搬上舞台又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如何打造才能致敬经典又突出时代价值也是当今广大音乐工作者需要不断实践与探索的问题。
结语
热爱创作的黄源洛所付出的心血是巨大的，甚至也影响到了他的家庭。当时黄源洛夜以继日地创作歌剧《秋子》，无暇顾及儿子发烧生病，最后导致儿子在去医院的路上死在他怀里，因此其原配妻子也与其离异。但是，种种困难也没有阻碍其对于歌剧的创作，后来的时间里黄源洛将自己的心血完全投入到自己的歌剧事业中，在重庆期间先后创作了五部歌剧，其倾尽所学，将所有精力倾注在其中，只为祖国歌剧事业的发展能够愈发繁荣。其对歌剧事业的热爱以及创作精神是值得敬佩的。可以说，重庆时期是黄源洛歌剧事业发展的顶峰，也是其一生中歌剧创作最有成就的一个阶段。在这期间，他创作了一部借鉴西洋大歌剧创作手法写作的歌剧《秋子》[8]，他运用西洋作曲手法写歌剧，更加注重作曲技巧，在技法上更臻完美。其一生都在追求尽善尽美的艺术境界，日以继夜，呕心沥血，在当时的国统区以及解放区都引起了轰动，影响深远。同时在此期间谱写了大量优秀的歌曲，不仅体现出了其具有大众性与民族性的创作风格与理念，同时，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理论财富。最重要的是他也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音乐人才，为祖国的音乐事业贡献了自己最坚实的力量。因此，黄源洛在重庆的音乐活动及其成就，理应值得我们去探索、研究和铭记。
参考文献
[1]黄源洛.应该注意民族形式的曲问题[J].人民音乐，1957，（01）：13.
[2]刁其俭.大歌剧《秋子》纵横谭[J].四川戏剧，1994，（04）：54—57.
[3]戴鹏海.“艺坛轶事”要存真求实——也谈《秋子》和我国第一部大歌剧[J].中国音乐，1982，（03）：13-14.
[4]田汉.新歌剧问题———答客问[A].田汉文集（第15卷）[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
[5]江上仙.新舞踊与新歌剧[N].新华日报，1941，（4），9.
[6]蒲涛，王珊铭.抗战新歌剧《秋子》的创作与演出[J].戏剧文学，2005，（09）：70-72.
[7]叶语.大歌剧《秋子》演出的前前后后[J].新文化史料，1994，（02）:54-56.
[8]李晶.抗战时期重庆作曲家群体研究[J].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20，（02）：43-58.后台-系统设置-扩展变量-手机广告位-内容正文底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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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源洛在重庆的音乐创作论文
人参与 2024-09-11 10:26:13 分类 : 教育论文 点这评论 作者：团论文网 来源：https://www.tuanlunw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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