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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剧本台词是联系剧作家与角色的“窗户”。作者的戏剧风格、戏剧手法、思想内涵都能够从人物台词中得以展现。本文以莫里哀的古典主义喜剧开山之作《太太学堂》和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玩偶之家》为例,阐述剧作家剧本中的人物台词在不同角度的运用,各自独特的戏剧手法在台词中的呈现,并以此为基础阐述两人在剧中台词与行动结合效果上的差异。本文将从这三方面进行戏剧台词间的对比分析研究。

  一、莫式“主观”与易式“客观”

  莫里哀喜剧的标志性特点是主观至上,而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的标志性特点是客观至上。

  莫里哀的“主观”是符合古典主义法则要求的“主观”,即不违背古典主义文化法则要求的理性至上,反对盲目崇拜教会权威、反对中世纪神学世界观等,同时也能在此基础上发挥具有代言型批判特色的莫式“主观”。在《太太学堂》中,莫里哀的“主观”体现在各色各样的人物的台词上。如阿尔诺耳弗被奥拉斯气得咬牙切齿但不得不忍气吞声地说:“家伙,不成!家伙,不成!小傻瓜,我的朋友你白费心思。不是我徒劳无功,就是,说真的,我让你希望落空!你想耍笑我啊,干脆就是不成!”

  这些角色的台词都带有强烈的莫式“主观”,并且酣畅淋漓地表达了莫里哀对社会陋习的不满。此外,《太太学堂》甚至还有一些台词直接脱离人物,直抒胸臆地去批判、去表达。如奥拉斯说:“可爱的阿涅丝把我征服了,我不骗你,他那副小模样真惹人爱,一位绝世佳人,受这种怪人的管制,简直罪过。”

  观赏莫里哀的戏有一种他在你的身边对你诉说对此现象满心愤恨的感觉。莫里哀通过自己所塑造的典型人物,把自己对女性不独立、思想不自由、爱情婚姻不自主的不合理社会问题的看法统统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出来。莫里哀将“理性”与“主观”完美融合,从理性的角度对封建教会残害人们头脑的婚姻思想进行批判和抨击,再结合自己对此现象的个人主观诉说,让人们通过人物台词对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进行反思,这与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的“客观性”形成了鲜明对比。

  说到与莫式“主观”对立的易式“客观”,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符合现实主义特点要求的“客观性、真实性、典型性”,即要求创作者对现实生活中的典型事件或人物进行具体细致的描写且不能表现作者个人的主观思想和爱憎情感,更不能借所塑造人物之口来进行主观表达。在《玩偶之家》中,易卜生通过娜拉与海尔茂之间的生活化的“讨论”,将当时所存在的社会问题真实客观地再现在了剧本中,具体如下:

  海尔茂:“娜拉,我愿意为你日夜工作,我愿意为你受苦受穷。可是男人不能为他所爱的女人牺牲自己的名誉。”

  娜拉:“千千万万的女人都为男人牺牲过名誉。”

  在这段台词中,易卜生将男人把名誉视为己命以及女人只是男人的附庸的社会问题客观真实地呈现在剧本中。易卜生的“客观”呈现与莫里哀的“主观”呈现完全不同。虽然两人都是通过语言媒介进行观点的传达,但是易卜生通过日常生活中的“讨论”这种带有对峙性的语言与莫里哀运用代言型语言通过人物台词对社会现象内心独白的控诉不同。易卜生把典型的社会问题搬上舞台并展示给观众,在此基础上再加入“讨论”,让人物间的台词以生活化的谈话表达出来,这能使观众在剧场中与在舞台上发生的事产生现实共鸣。在《玩偶之家》中,易卜生真实客观地将娜拉的勇敢出走、法律制度不合理、离家后孩子的抚养等问题生动地展现在人们面前,让人们通过对这些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有典型意义的事件再现,引发对不合理的社会问题的反思。
 

 
  虽然莫里哀与易卜生是一主一客、一古典一现实,但莫里哀的“古典”是包含“现实”内在精神的“古”。关于“现实”,李健吾有独特的认知。他青睐“艺术的现实”,即戏剧所应该反映的现实应该是一种经过提炼的真实。莫里哀的古典主义喜剧从表面上看似乎与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并不存在明显的联系,但其实二人的戏剧内核都紧密联系“艺术的现实”。二人的戏剧内核都是号召人们关注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制度、风俗等。因此,对现实的关注让来自不同时代的两人在此刻达成了默契的统一。

  二、隐悲剧手法与重讨论手法

  一位是幽默的批判者,一位是严肃的批判者。莫里哀与易卜生虽然都关注社会问题,但在剧中对批判手法的使用上,两人各有千秋。

  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孙惠柱曾说,“易卜生的剧作在世界上普遍得到赞誉,但是大家都同意他的一个缺点就是他的戏剧缺乏幽默”。与易卜生相反的是,作为一名与众不同的戏剧家,莫里哀总能精确抓住人物的性格并对其进行巧妙精细的处理,最大限度地抑制悲剧性线索的发展,尽量淡化、消融悲剧性元素,让悲剧性元素隐藏于喜剧帷幕后,因此他的喜剧以不含苦涩悲哀色调的欢快的“笑”为其显著的风格特征。例如,在《太太学堂》中,莫里哀将阿涅丝与奥拉斯爱情不自由、婚姻不自主这种具有悲剧性的封建社会陋习隐藏进人物的台词中,巧妙地借奥拉斯之口一次次痛斥阿尔诺耳弗的无耻行为和腐朽思想,但阿尔诺耳弗明知说的是自己,却无法回击,他心里无尽的憋屈和无奈只能等奥拉斯走后才能偷偷发泄出来。这酣畅淋漓的痛骂与无法反抗的回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让人看得无不捧腹大笑。这些在法国人心中憋屈了几百年的话,终于让莫里哀替他们呐喊了出来。

  1904年,契诃夫在临终前观看了《群鬼》,他的简单的评价语是“一出蹩脚戏”。他甚至认为易卜生最契诃夫式的《野鸭》也是没有趣味的。他觉得不称心的是,易卜生所缺乏的幽默感以及他的说教者的姿态是他的致命缺点。他不认可易卜生式的现实主义,因为其中包含着大量佳构剧遗留的精心铺排的巧合,充斥着离奇又突转的情节和过度紧张的场面。人物之间的激烈冲突全部来自作者预先设定好的态度,这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现实生活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易卜生在《玩偶之家》中运用了佳构剧的手法,他的目的是使剧中的人物灵活多变。但是,他的这种想法在剧作中没有明确表达出来。在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中,契诃夫认为易卜生应该尽量去摆脱戏剧中人为的虚假及强调“客观”,“客观”就是迫使观众扮演法庭中陪审团的角色,即面对大量且详细的自相矛盾的证据、不同观点的激烈辩论,观众必须坐在观众席中,冷静地进行分析。从《玩偶之家》开始,在他的社会问题剧中,讨论即主题,这是剧中最核心的戏剧场面。全剧的叙事模式始终是在一进一退地探讨各种问题。易卜生在这个创作阶段,把制造存在于人物观点之间的冲突作为一种手段,通过这些手段牢牢地吸引观众的注意力,最终把观众的注意力推向全剧最高潮的那一场讨论。
 

 
  易卜生在《玩偶之家》中用“回溯式”的叙事结构,通过娜拉与太太以及娜拉与银行职员的对话交代出前史。在这种叙事模式下,观众通过易卜生所创造的信息渠道共同参与这次关于人物最后命运的大讨论。但在现实生活中,真正的讨论从来不是观点之争,相反,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潜台词等。易卜生通过有高度引导性的对话和观点碰撞的讨论吸引观众,可以让观众在观剧的同时进行反思,但是他却忽略了物极必反的道理。严肃且激烈的讨论走向极端后,观众会感到疲惫。因此,易卜生的戏剧在生活化、客观化的严肃讨论中失去了本该属于生活的幽默,这种不完整的生活化的讨论也就会相应地失去一些来自现实的支撑。如果易卜生像莫里哀那样该幽默时幽默,该严肃时严肃,幽默与严肃相结合,也许会产生更好的戏剧效果。

  三、化言为行与以论激行

  《太太学堂》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可以把舞台上的精彩“动作”让人物通过台词叙述出来,形成化言为行的错觉。与之相似但作用相反的是“讨论”,易卜生通过“讨论”这种极具生活化的对谈激化人物行动,促使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快速达到顶峰再戛然而止,产生极强的戏剧效果。

  《太太学堂》这部喜剧从问世前几天就已成为巴黎家家户户谈论的内容,并且很快遭到了许多“真正懂戏的人”的反对。说到《太太学堂》就离不开《太太学堂的批评》。为了回击这些懂戏的人的抨击,莫里哀专门创作了《太太学堂的批评》来回击。独特的莫里哀估计也是世界上第一个专门创作独幕剧进行回击的剧作家。在《太太学堂的批评》中,道琅特为了回击诗人李希达斯说:“首先,说这出戏只是叙述,话就不对。动作有许多,全在戏台子上发生,而且按照题材的组合,叙述本身就是动作;尤其是这些叙述,都是讲给当事者听的。”这段话引出《太太学堂》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用叙述的方式把人物的动作展现出来,形成化言为行的特点。如奥拉斯向阿尔诺耳弗讲述心事、奥拉斯和阿涅丝互相表达爱慕之情、阿尔诺耳弗指使仆人殴打奥拉斯等都采用了叙述的处理方式。莫里哀通过人物之间叙述的方式把计中计、悄悄话、投石信、为爱私奔等富含戏剧效果的动作场面放在了人物台词之后,这种隐藏的处理方式达到了不损害莫里哀所歌颂的人物(奥拉斯与阿涅丝)、充分表达出动作性场面的内在思想感情(投石传信)、便于设计阿尔诺耳弗给予的反应与回响(三角对立)的目的。莫里哀始终把剧本的中心争斗集中在双方表达自己的观点之中(被抚养者抛弃抚养人寻找自己的爱情是否合理、爱情是否能够自由结合等),而这个过程不靠叙述是完不成的。

  易卜生创造性地将“讨论”引进他的社会问题剧中并将其置于核心地位。所谓“讨论”是以有争论性的问题作为构思剧情的中心,剧情的发展就是“讨论”展开的过程。在易卜生描述剧情梗概的过程中,正是人物之间的讨论内容构建了每一幕的框架。我们几乎可以推测,易卜生是围绕不同人物的每一场对话进行结构搭建的。那么,“回溯式”的叙事方式当然被视为是最有效的叙事途径,以确保人物在对话过程中“自然地”说出全部前史。因此,在这种叙事模式下,易卜生创造的观演关系使我们能够自然而然地在剧场中通过他的信息渠道感同身受。因此,《玩偶之家》中不断出现引起剧中人争论的问题,如娜拉冒名签字借款行不行,丈夫将妻子当成玩偶对不对,娜拉离家出走好不好等。面对这些问题,观众也参与其中并陷入深深的思考。“讨论”不仅能够推动剧情发展,也使人物性格、人物关系、矛盾冲突得以充分展开。莫里哀的叙述方式与易卜生的叙事方式一明一暗,但两人都是以所塑造的人物的台词作为出发点。虽然两人使用的表现手法不同,但正是由于这种不同,不仅产生了强烈的对比,同时也形成了两人对关注“现实问题”主题呈现的独特方式。莫里哀与易卜生两位大师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从不同角度但向着同一方向号召人们关注现实、感受现实、批判现实。他们为以后戏剧艺术的发展奠定了“现实”与“幽默”的基础。

  莫里哀与易卜生都以自己各具特色的手法呈现了戏剧的风格迥异。一个法国喜剧的创始人与一个现代戏剧的开拓人都在各自擅长的领域留下了令人惊叹的遗产。两人对世界戏剧发展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每位作家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面面俱到的,多多少少都会受到自己所处时代和社会的限制。莫里哀直白诙谐的讽刺与易卜生冷静客观的讨论本身就是一个异同较大的论述点。此外,与莫里哀和易卜生相关的对比研究较少,但是笔者从李健吾先生关于莫里哀的研究文章中抓住两人都关注现实问题这一关键点,从剧本台词入手,对莫式“主观”与易式“客观”的台词运用、隐悲剧与重讨论的戏剧手法在台词上的作用差异、台词与舞台行动的不同结合效果进行分析研究,希望能够对其他研究者有所启发,以便更好地接受这两位作家留下的遗产,为中国戏剧的成长与创新提供肥田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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