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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是我国的传统绘画，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其中，意笔人物画以其鲜活的生命力和抒情奔放的特色独树一帜。李伯安作为当代中国画坛的艺术家，他用生命最后十年创作的巨作《走出巴颜喀拉》被公认为是20世纪末中国人物画的辉煌代表。这幅史诗性水墨人物长卷凝聚了李伯安的大量心血，传达出的民族精神震撼人心。《走出巴颜喀拉》不仅在构图、造型和笔墨方面有着极高的造诣，还对藏族同胞神秘而虔诚的精神世界进行了酣畅淋漓的探索与表现。本文旨在通过对李伯安绘画艺术语言的研究，充实并丰富中国画对于意笔人物的研究理论。
一、《走出巴颜喀拉》概述
巴颜喀拉山作为黄河和长江河源段的分水岭，也是黄河源地之一。在《走出巴颜喀拉》中李伯安以黄河哺育下稠人广众、朴素真诚的生活为创作基奠，绘制出宏伟绚丽的图景。据李伯安的妻子张黛回忆：1989年，白德松在《迎春花》上看到李伯安的作品很是欣赏，便通过期刊和河南省美协获得了李伯安的联系方式，邀请他去川美讲课并举办个展。“有缘千里来相见”，李伯安在此过程中与王勤和张复兴结为朋友。他们对李伯安的艺术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激励他创作出了《走出巴颜喀拉》这样的巨作。
李伯安1990年后逐渐开始创作，在青海藏区的数次写生中收集材料，敲定小稿，并再一次感受到大自然赋予生命的顽强。他10年时间不改初心，一如既往地坚定着自己心中对艺术的追求，直至生命的尽头。1991年，李伯安把写生的素材和收集的藏民图像整合在一起，开始创作《圣山之灵》，后因身体的长期劳累，迫不得已放缓了创作进度。1994年后，为了不延误长卷的创作，在把巨作定名为《走出巴颜喀拉》之后，李伯安彻底进入忘我的创作状态。随着身体的每况愈下，最终李伯安还是累倒，留下了还在绘制中的《开光大典》。
《走出巴颜喀拉》整幅长卷都是由六尺整张宣纸拼接而成，100多张的宣纸拼接起来总长达121.5米，高1.88米，共分为十个部分，不仅反映出藏族人民刚毅顽强的精神，还描绘了生活在山川高原的藏民对生命意义虔诚而又神圣的追求。长卷的第一部分是《圣山之灵》，描绘了藏民对着壮阔缤纷、高深莫测的山川虔诚祷告的场景。人物主体以群雕式排列开来，震撼人心，使观者身临其境。长卷的第二部分是《开光大典》。起初由于对人物形象的刻画和构图总是不满意，李伯安反复六次易稿，才有了这部分最后呈现出的效果。画面上一个个威武壮硕的藏民在大气磅礴的开光大典中肃穆庄重地为圣像挂哈达及诵经，更为复杂的佛教法式为其增添了神秘色彩。长卷的第三部分是《朝圣》，描绘了大量虔诚的信徒在朝拜途中徐徐前行，千姿百态、矢志不渝地跪拜磕长头的形象。长卷的第四部分是《哈达》，描绘了信徒恭敬献上哈达的场景，十几名赤裸半身、高大强壮的藏族汉子簇拥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媪躬身俯首双手敬献哈达，表达了藏民对信仰的虔诚，营造了一片平静祥和的气氛。
《玛尼堆》是《走出巴颜喀拉》的第五部分，也是作品中人物数量最少的作品，只有四个人物。画面中央是一堵玛尼墙，四周分散伫立着几组玛尼杆，“玛尼”在藏族代表祝福祈祷吉祥的意思，表现出对神佛的崇拜及对幸福生活的向往。长卷的第六部分《劳作》主要描绘藏族人民手工劳作的场面，画面上男女老幼形态各异，有的侧身弯腰，有的背
着箩筐，有的谈笑风生，还有握着麻线的劳动老人和坐在织布机前劳作的老妇，粗犷的线条体现了藏民的朴实，浓厚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长卷的第七部分是《歇息》，描绘了藏族人在劳动后或宗教活动之余的小憩时光，表现出人们在空暇享受的轻松。这部分画面不同于其他部分的庄重肃穆、圣洁虔诚，显得安闲自得，展现出藏族人民其乐融融、悠闲自得的情景。长卷的第八部分是《藏戏》，刻画了一场精彩绝伦、丰富多彩的藏族戏剧。长卷的第九部分是《赛马》，主要描绘了藏族各种赛马项目的场面。长卷的最后一部分是《天路》，是画卷中最长的一部分，整体画面描绘了藏民从对古老山神的崇敬到藏传佛教祲威盛容的开光仪式，从藏民手工劳作、岁物丰成、衣食住行的生活场面到天葬，展露了藏民即使条件艰苦也会持有虔诚的信仰，用百折不屈的态度来面对生活。整幅画面象征着藏民从有到无、从生到死的轮回，暗示着人类完满人生的终结及灵魂升入天堂的虔诚信仰。
二、《走出巴颜喀拉》的艺术语言
（一）深沉雄厚、刚劲顿挫
在《走出巴颜喀拉》中，大刀阔斧的笔墨与线条使整个画面酣畅淋漓、深沉雄厚。
李伯安对线有不同的理解，在《走出巴颜喀拉》中，李伯安对“线”没有过分装饰，而是运用粗犷简练、虚实有度的长线条融入黑白分明的长卷中，完成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探寻了与版画、雕塑艺术的结合，在多种艺术形式中寻找出自己的语言形式，使当代情感精神进一步提升。
在《走出巴颜喀拉》中，画家从三个方面表现了“线”在画面中的关系：（1）对人物形貌、性情、神态的塑造。（2）客观事物的结构与质感。（3）整体构图和布局的疏密处理。画家通过符号化的线条以“皴”“扫”“擦”“拖”“揉”的方式描绘青涩、稚嫩、质朴、刚劲、沧桑等藏族人民形象及特点。在长卷的第一部分《圣山之灵》（如图1）中，藏袍的用线不仅塑造了衣服的质感，还塑造出了藏人的身材体块结构，画家通过“提”“按”“顿”“挫”“皴”“拉”把点聚集成线，还原了藏族人民崇高的生命价值和宏伟气魄。
从第四部分《哈达》（如图2）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画家分别对人物、发型、服饰、哈达、头骨等不同质感的物象进行了描绘，且都是“以线塑型”。有趣的是，不同于《圣山之灵》写实、厚重的雕塑风格，《哈达》更多的是夸张的平面化塑造。画中苍劲线条勾勒的老妇近乎被压成了纸片，与身后托举哈达的强壮藏民们以“线”相连，混为一体，画面好似一排排矗立的黑色山峰，既整体统一又不缺丰富的细节刻画。
（二）遵从“意象造型”原则
李伯安的艺术审美秉承着传统的意象思维，即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在创作作品的十年过程中，李伯安在水墨人物写实基础上逐渐开始创作更具意象的意笔人物，运用“以线塑型”的观念从“以形写神”做到了“以神写形”。《天路》（如图3）作为画卷中最长的一部分，以“骨法用笔”的线和深浅适宜的墨块来描绘藏民的面部结构、衣物质感、骨骼筋脉，增添了人物群像的真实性和生动性。《天路》由三种不同时空、不同高低错落的人像和不同主题组合成一个完整的叙事脉络，追寻不同主题所蕴含的个性情感及精神追求，并以“重形尚意”“气韵生动”的特点将意笔人物画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三）虬曲苍劲、笔墨一体
“笔法”即国画中特有的用线方法，“墨法”亦称“用墨之法”，“笔墨”作为中国画造型语言的载体，不断继承创新。
在《走出巴颜喀拉》的创作中，李伯安对墨色的使用有着丰富的变化，刻画藏民形象时他善于在浓墨中寻找墨色变化使墨色浓而不闷，在塑造衣袍时他用重墨衬托出厚重庄严。李伯安运用多种表现方式，中西结合立足实际，用飘逸苍劲的“线”在大片泼墨晕染的混沌中构成了繁复错杂的衣纹的“形”，以版画中浓郁阴沉、黑白分明为基调融入传统笔墨中，使整个画面浑然一体而又不失变化。如《玛尼堆》（如图4）中，骨法用笔苍劲有力，用破墨法来塑造人物形象的块面关系，同时李伯安在描绘分散的玛尼杆及大片围绕着的经幡时又大面积使用淡墨法，层次变化丰富，水墨恣意。在背景的处理上，李伯安用泼墨法进行平面化的意象塑造，如在《劳作》（如图5）和《天路》（如图3）中以泼墨烘托出人物的空间间隔。
（四）鲜明的民族特色
《走出巴颜喀拉》是以藏族题材为依托的意笔人物画，这一巨作的诞生，体现了李伯安在艺术语言和表现形式上的不断探索实践，以及其对时代感和民族性的追求。
热情朴实的民族性情和鲜明的外形特征都使藏族题材的意笔人物画更具旺盛的生命力。画中李伯安对人像的刻画更加夸张，粗糙的皮肤、直挺的鼻骨、清澈的双眼、突出的颧骨、乌黑的头发、宽厚健硕又高挑的身材，充分展现了藏民的形象特点，反映了藏民刚强的个性，画面极为真实生动。
画家对服饰的处理也是一个重要课题，能够从侧面凸显出鲜明的民族特色。李伯安用浓淡相宜的笔墨塑造厚实的藏袍，用装饰性的符号来表现饰品，把服饰和人物形象完美结合，使长卷呈现出历史的厚重感和叙事性。
中国画一直注重精神追求，李伯安选择黄河源头之一的巴颜喀拉山为题材绘画，也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情感溯源。《走出巴颜喀拉》中《圣山之灵》《开光大典》《朝圣》《哈达》《玛尼堆》《天路》等部分都展现了藏民虔诚的信仰，表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民族精神。
综上所述，李伯安是一位有着创新精神的画家，在对艺术和对人生的观点上，他以独特的笔墨语言和坚守艺术的精神影响着中国画坛。从对西方艺术的借鉴到画面构成语言的表现，从雄浑豪放的风格到水墨线条的雕塑力量塑造，从写实基础上的夸张变形到艺术上的真实表现，《走出巴颜喀拉》对中国意笔人物画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李伯安对艺术的研究和对艺术纯真、崇高的精神追求也深刻影响着在艺术道路上探索的每一位画家。后台-系统设置-扩展变量-手机广告位-内容正文底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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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安《走出巴颜喀拉》的艺术语言解读论文
人参与 2024-09-11 11:00:25 分类 : 教育论文 点这评论 作者：团论文网 来源：https://www.tuanlunw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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