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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中国2018—2020年县域非平衡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讨经济发展水平、当地人口数量、人力资本水平、政府财政能力和县储蓄率等五个影响因子对数字乡村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首先,经济发展水平、当地人口数量、政府财政能力和县域储蓄率对中国县域数字乡村发展具有显著正向效应,影响效应从大到小依次是:当地人口数量、经济发展水平、县域储蓄率、政府财政能力;其次,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数量对数字乡村发展较好的县域有更大的正向效应,而县域储蓄率的正向效应小幅度下降;最后,对于数字乡村发展相对较差的县域来说,除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数量外,当地政府财政能力对其也有更大的正向效应。
关键词:数字乡村发展;影响因素;县域
引言
在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数字化技术和信息化技术迅速发展,数字乡村等话题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实施数字乡村战略”在2018年国家发布的“一号文件”中首次被提出;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数字乡村建设迈向规模化部署阶段。当前,数字化技术在乡村建设中的应用使乡村价值得到整体提升,乡村数字生态系统的构建有助于其多重功能的有效释放[1];数字乡村建设赋能乡村振兴,对脱贫攻坚成果的巩固具有重要作用[2];数字乡村建设深刻影响和塑造农民农村的生产生活方式,在促进农村新的商业模式发展的同时,能够有效加快农村数字化转型以及乡村治理效能提高的进程,促进中国包容性增长[3],特别是对农村低收入群体收入提升效果明显[4]。因此,进行中国县域数字乡村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识别研究,对于数字乡村建设及其赋能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一、文献综述
(一)数字乡村的内涵特征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国家印发《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明确了数字中国建设“2522”的整体框架,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作出了全面部署。这为学者进行数字乡村研究提供了新的灵感,他们将国家的战略部署与“数字乡村”结合起来进行进一步的拓展综合研究,并在数字乡村建设的目标上达成共识,即建设现代新型数字化农村,加速融入数字中国与智慧社会的脚步。在近几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数字乡村”概念多次被提及,这也引发了学术界对于其内涵意义的新一轮讨论。郭红东等[5]认为,数字乡村的发展建设依赖于完善的信息数字化网络,其目标是从生产、治理和生活等多个维度上促进农村地区的数字化、信息化和智能化发展。陈潭等[6]认为,数字乡村的出现及发展能够扩大当今社会在偏远地区的数字福利效应,使农民也能赶上数字红利的浪潮。王胜等[7]认为,数字乡村的提出对于重构乡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赵佳佳等[8]认为,数字乡村是数字技术与乡村地区经济社会相互融合、不断演化过程中的产物。《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指出:“数字乡村是伴随网络化、信息化和数字化在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应用,以及农民现代信息技能的提高而内生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和转型进程”。至此,随着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学术界关于“数字乡村”的内涵特征的讨论意见大致趋于统一,即数字乡村是一种以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兴技术为基础的现代乡村新形态,其生产要素具有数字化、智能化、信息化和优质化等明显特征,互联网平台是其主要推广发展平台[6]。
(二)数字乡村的建设路径研究
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是国家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举措。那么,为了能够使数字乡村战略政策发挥出最大的效应和优势,数字乡村建设的路径探索就显得尤其重要。这里可以从建设思路和建设对策两个层面上讨论:在思路上,要做到将普惠性原则贯穿始终,并做好梯次规划,按照分产业、分区域、分阶段的思路有序推进,明确数字乡村发展的优势和重点领域,充分发挥顶层设计和统筹引导的效应;在对策层面上,要明确数字乡村建设的挑战与困难,从建设标准、配套服务和人才引进等方面不断因地制宜地优化数字乡村建设路径[9]。冯朝睿等[10]提到,要构建顶层设计-基层执行-试点反馈的三维框架,确保政策执行的落地和高效;要“硬件”“软件”一起抓,促进数字环境的稳定性;要重视农业和乡村新业态的数字化发展,加强技术嵌入,保证产业振兴的可持续性;要注意多元协同治理模式在数字乡村建设中的应用,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数字乡村建设的核心要义是实现高质量的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发展和农村全方位数字化发展,那么一套系统有力的保障机制的建立在此过程中就显得尤为重要[11]。
二、中国县域数字乡村影响因素分析
(一)影响因素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是2018—2020年县域数字乡村指数与影响因素指标相匹配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其中对于影响因素指标与数字乡村指数未能匹配的县域做了剔除处理。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中国县域数字乡村发展水平,用中国县域数字乡村指数进行表示,数字乡村指数越大,代表数字乡村发展水平越好。所用数据来源为“北京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和阿里研究院县域数字乡村指数数据库”[12-13]。
在影响因素识别阶段,通过研读相关研究成果,本文选取经济发展水平、当地人口数量、人力资本水平、政府财政能力、县域储蓄率等五个一级影响因素指标,来进行中国县域数字乡村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具体选取人均GDP来衡量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值越大,说明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越好,数字乡村建设能力则越强;选取户籍人口数来衡量当地人口数量,户籍人口数量越多,说明当地劳动力资源越丰富,数字乡村建设的劳动力供给储备越充足;选取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数量来衡量当地人力资本水平,该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当地当前及未来高水平人才和科技创新发展潜力,是数字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选取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来衡量当地政府财政能力,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越多,当地政府财政能力则越强,能够为当地数字乡村建设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同时引领社会资本向数字乡村建设的投资流入;选取住户储蓄存款余额来衡量县域储蓄率,住户储蓄存款余额可以代表当地居民在满足自身消费之后的剩余购买力,可以反映出当地居民的未来投资能力和未来数字消费市场扩大或缩小的发展趋势。以上解释变量的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关于影响因素的具体指标与说明如表1所示。
(二)基准模型构建
为探究所选取的影响因素指标对数字乡村发展水平的综合影响,构建如下基准模型。
Ait=C+α1 ln pergdpit+α2 ln popit+α3 ln captialit+(1)
α4 ln budgetit+α5 ln saveit+μi+θt+εit
式中,i表示县,t表示时间,A表示中国县域数字乡村发展水平,pergdp表示经济发展水平,pop表示当地人口数量,captial表示人力资本水平,budget表示政府财政能力,save表示县域储蓄率,μ、θ、ε分别表示县域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和随机扰动项,α是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另外,在基准回归模型中,为了便于研究,对解释变量均做了取对数的处理。
(三)豪斯曼检验与基准回归结果
首先,针对探究中国县域数字乡村发展水平影响因素的模型进行豪斯曼检验。根据豪斯曼检验结果可知,固定效应模型更适用于本文所使用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其次,如表2所示,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和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R方值分别为0.130和0.944,R方值越接近1,说明模型的拟合程度越好,因此本文选取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中国县域数字乡村发展影响因素的研究。
根据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可知(见表2第4列),在所选取的五个影响因子中,其中四个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并均对中国县域数字乡村发展有正向作用,分别为经济发展水平、当地人口数量、政府财政能力和县域储蓄率,符合预期;而人力资本水平这一影响因子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但这不能代表人力资本水平对数字乡村发展没有影响,这可能是多种原因所导致的,例如当前县域所培养的未来创新潜力人才由于多种原因并没有回到自己的家乡投身于数字乡村建设,人才流失现象严重等,更多方面的原因值得后续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研究。
(四)分位数回归
接下来本文将研究在50%分位点上各影响因子对数字乡村发展水平的影响效应。如表3(1)列所示,在数字乡村发展指数分位数水平大于或等于50%时,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当地人口数量和县域储蓄率这三个影响因子仍然对中国县域数字乡村发展水平均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对比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可知,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当地人口数量对数字乡村发展水平相对较好的县域来说有更大的正向效应,而县域储蓄率的正向影响效应小幅度下降;除此之外,除了解释变量人力资本水平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外,政府财政能力同样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对于数字乡村发展较好的县域来说,数字乡村的良好发展并不主要依靠政府财政的支持,或者因其良好的发展前景吸引了大量外来投资,同时,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用于数字建设的支出可能只占很小比例,因此导致了不显著结果的出现。如表3(2)列所示,在数字乡村发展指数分位数水平小于50%时,此时的回归结果方向与前文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大致相同,区别主要体现在回归系数的大小上:对比可以发现,对数字乡村发展水平相对较差的县域来说,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人口数量和政府财政能力对于数字乡村的发展有更加显著的正向影响。
(五)稳健性检验
1.缩尾处理
当样本量很大时,为了防止异常值对结果的影响,可以对变量进行缩尾处理,以此来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对县域数字乡村指数进行2.5%的双边缩尾处理,对进行过缩尾处理后的数据进行稳健性检验,其回归结果如表3(3)列所示。数据显示,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当地人口数量、政府财政能力和县域储蓄率等仍然对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水平有着显著的正向效应,人力资本水平对中国数字乡村发展的影响结果仍然不显著,与前文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基准回归的结果方向相同,表示前文结果可靠。
2.控制省域层面特征
由于地区差异,分布在不同省份的县域可能存在发展不均衡的现象,从而导致回归结果产生误差。现对省域层面的特征进行控制之后进行回归分析,其结果如表3(4)列所示,各个影响因素对数字乡村发展水平的影响效应方向仍与前文保持一致,再次证实了前文基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通过稳健性检验。
三、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数字乡村发展是目前我国研究的重要课题,从不同维度做好其影响效应分析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探究中国县域数字乡村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分析,得到如下结论。第一,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当地人口数量、政府财政能力和县域储蓄率对中国县域数字乡村发展具有显著正向效应,其中当地人口数量影响效应最大,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县域储蓄率次之,当地政府财政能力影响效应最小。第二,对于数字乡村发展水平较好的县域来说,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当地人口数量对其有更大的正向效应,而县域储蓄率的正向影响效应小幅度下降。第三,当地政府财政能力对数字乡村发展水平相对较差的县域有更大的正向影响效应。
(二)启示
基于前文分析过程和结果,可以得出以下四点启示。
第一,重视区域经济均衡发展问题,因地制宜,速度与质量并行。中国地域辽阔,受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限制,教育、医疗、基础设施和数字化发展等方面均会呈现不同程度的不均衡现象,进而导致数字乡村发展受限,因此我国应更加注重经济均衡发展问题,做到实事求是、因地制宜,速度与质量一起抓,做到既要发展的好,又要发展得快。
第二,充分发挥政府的顶层设计作用,加大财政支持。数字乡村建设作为一项庞大且复杂的重要战略工程,其有序推进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政府应通过规划顶层设计、加大财政支持、提供政策支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数字化转型以及促进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等多方面的措施,为数字乡村的全面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撑和保障。
第三,充分发挥农民收入、人口数量和质量等因素对数字乡村发展的推动作用。相关部门应持续关注农村农民收入、人口数量和质量对数字乡村建设的潜在机遇与挑战,做好相关政策优化,进一步改善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投入工作,缩小城乡教育差距,并做好农村地区的数字技术培训工作和信息化推广措施。
第四,提高数字乡村发展水平高值区的辐射带动能力。开展对地理临近效应和空间外溢效应的有效实践,鼓励数字乡村发展水平高值区与低值区之间的交流与沟通,相互学习相互借鉴,促进中国数字乡村发展的整体进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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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北京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数字乡村项目组.县域数字乡村指数(2 018)研究报告[EB/OL].(2 0 2 0-0 9-2 6)[2 0 2 4-01-23].
[13]北京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数字乡村项目组.县域数字乡村指数(20 20)研究报告[EB/OL].(2 0 2 0-0 5-3 0)[2 0 2 4-01-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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