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对文化人类学中阈限概念的理论基础和历史脉络进行梳理，界定阈限性在城市文化空间中的具体含义。结合空间的生产理论，研究进一步分析了城市文化空间中阈限性的表现形式，探讨了以创造阈限性作为指导理念对城市空间功能转变和促进社会互动等方面的积极作用。结合数字时代发展需要，文章对虚实融合技术如何借助城市阈限空间营造具有高互动性和感染力的城市文化体验进行案例分析，肯定阈限空间对于数字时代增强城市文化动态性和多样性的重要意义。文章旨在为城市文化工作者提供认识论层面的启示与可行性案例，以期善用新型虚实融合手段提升城市空间文化体验与社会传播效益。
　　关键词：城市文化空间；阈限空间；虚拟现实；空间的生产
　　一、阈限概念的理论脉络与形式演进
　　阈限（liminality）一词发源于文化人类学。法国人类学家阿诺尔德·范根纳普（Arnold van Gennep）在考察人类社会仪式时提出三个阶段，分别为分隔礼仪、阈限礼仪与聚合礼仪，象征仪式的参与主体从抛弃旧身份、经历转变到获得新身份的状态。其中，阈限性特指一个仪式处在中间阶段，即已从仪式开始前的结构处位（structural status）中脱离，但尚未进入仪式完成后将重新拥有的结构处位（structural status）[1]。维克托·特纳（Victor Turner）延展了范根纳普的概念，将阈限性所蕴含的间性状态与模棱两可（betwixt and between）概念从一个仪式延展至社会文化范畴。特纳认为社会文化范畴的阈限状态是“逃逸了通常在文化空间中确定状态和位置的分类网络”[2]。可见，阈限状态可用于描述人、场所或文化事件从一个既有常态转变至另一个新的稳定状态的中间状态，是处于演变与生成中的过渡区间，充满流动、模糊与可能性。特纳肯定了这种间性的积极作用，他认为阈限充满了力量和潜能，也充满了实验和游戏[3]。
　　从文化人类学获得理论萌芽后，阈限概念逐渐拓展到社会、文化、艺术研究领域，在小说、电影、电子游戏中均可捕捉到阈限概念的多种具体化演进形式。有学者研究了类型电影中的阈限空间如梦境（沉睡与清醒之间）、黄昏和黎明（白天和黑夜之间）、城寨（城市和乡村之间）、移动的火车（终点与起点之间）等[4]，认为这些具有二重性特征的阈限场景营造，能够形成一种独特的叙事动力，看似故事基调与气氛是暧昧和留白的，但反而调动了观众对“通过仪式的第三阶段”形成更为强烈的期待，增强艺术受众的审美体验。不仅电影，在诸多第一视角展开的电子游戏中，时常可见游戏为玩家设置的阈限场景。如在两处情节点之间设置一条空荡荡的走廊，玩家穿行的过程恰如在履行阈限仪式。这种强调过渡地带的设置也成为艺术作品中增强参与者悬念和审美体验的一种手段。

二、城市文化空间的阈限性
　　空间理论学者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空间的生产理论，对后续一众城市空间发展及文化实践产生重大影响。其关键思想之一是肯定了空间的社会意义，即城市空间不仅是物理与功能的集合，也是能够传递故事、情感与文化价值的媒介。若城市文化空间与前文分析的电影、电子游戏均可视为社会文化产物，那么是否城市城市文化空间也可以借助阈限空间的营造拓展其文化传播和公众参与的潜能？本节将把阈限概念引入
　　城市文化空间生产的语境，进一步探究阈限空间在城市文化建构层面的理论潜能。
　　情境主义国际小组（Situationalist International,SI）深受亨利·列斐伏尔的思想影响，其主要目标是在城市空间中创造具有实验性质的“情境”或“游戏”，以帮助人们打破常规，推动城市空间的革新。这种实验性探索与之前讨论的阈限空间中的反仪式状态有着较强的相似性。情境主义的领军人物居伊·德波（Guy Debord）在1957年小组成立的宣言中强调，改变我们看待街道的方式比改变我们观赏油画的方式更为重要。该小组提出，应通过城市空间的“情境建构”来替代传统的艺术概念，事实上他们的确针对日常生活的单调和乏味，创造了一系列长期的艺术社会化实践。这些实践均强调创造日常的新奇感并充分调用参与者感官使用的随机性，其中有一些甚至像是激进的城市空间实验如“新巴比伦计划”等[5]。通过这些活动，情境主义者试图调动参与者的感官和情感体验，激活城市空间中的阈限性，使固化的人地关系以实验性和游戏性的方式重新流动，从而释放新的可能性。
　　在阈限概念与城市空间的生产二者的联系中可见，阈限空间是目标，而情境建构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当城市空间成为创新者的构建对象时，反结构的目标便成为文化建构中最具活力和表现力的领域。挪威学者安兹杰（Endsjø)认为，阈限空间（liminal spaces）标识着一种边界地带，是社会和思维层面的转折点。这种边界地带的不确定性可能促使文化审美的协商机制得以发生[6]。
　　潘忠党和於红梅认为城市阈限空间的意涵有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在宏观层面，阈限空间是通过社会实践形成的，它是文化的混合体、是意识形态的运作空间。在微观层面，阈限空间强调个体在特定时空的亲历体验，表现为对城市空间潜能的挖掘与再利用，反映出空间使用主体的主观能动性[1]。上述两个层面揭示出城市阈限空间认识论上的“一体两面”，即主体与文化空间之间存在的相互建构关系。可以见得，阈限空间深刻描绘出城市文化空间形塑过程中蕴含的动态性与复杂性。
　　挖掘城市阈限空间的理论价值在于确立基于文化实践的城市空间认识论。城市文化空间的阈限性，不仅体现在空间的形制与功能上，亦体现在它将如何被人们作为文化建构主体理解和使用，最终成为城市精神的一部分。正如列斐伏尔所言，城市是市民们创造的作品总体，而非像一本已经被关闭的书本那样强加给他们的体系[7]。或大或小的阈限空间与阈限情境正是给城市居民提供建立多元链接、提升文化审美素养的机遇。如果城市文化空间的营造者、设计者能清楚认识并把握城市文化空间中的阈限性，肯定其扭转固态、创造活态的新型城市营造目标，则有机会为城市空间创造取材日常而又超越日常的优质文化体验，激发城市居民自主参与文化实践。
　　三、虚实融合技术营造城市阈限空间
　　深入理解城市文化空间的阈限性特质，对于城市规划者和文化策略制定者具有重要意义。尤其在城市趋于数字化、智能化、沉浸化发展的当下，以虚实融合为核心特征的产品或服务正在聚合形成城市中的一种新型文化空间。在城市阈限空间认识论的基础上，本节将引入代表性案例进一步说明借助虚实融合技术提升城市空间阈限性，从而激发市民参与空间实践、提升空间体验质量等方面的潜能。
　　第一个案例名为“火星校车”。该案例是由美国宇航局发起的数字体验项目，于2016年联合Unreal与Framestore创作并推出。放学的孩童像往常一样涌入校车，踏上回家的旅途。然而当校车启动后，车窗发生了变化：从透明玻璃变成显示屏幕。孩子们随即见证窗外真实城市风光变成数字火星基地场景，仿佛校车驶入太空，即将开启一场火星探险。分析“火星校车”这一项目的核心亮点发现，它将虚实融合的技术呈现巧妙融入营造城市阈限空间的理念之上。搭乘校车放学回家原本是学生日常生活中再普通不过的事件，作为交通工具的校车也只是作为一个城市中的微小过渡空间而存在。但设计师借助虚实融合技术手段，将屏幕介质有机嵌入校车车窗中，再通过火星基地的数字场景对“放学回家仪式”进行阈限化，转变成“火星探险仪式”。在城市空间日常与想象的中间地带震荡，迸发出新奇的可能性。从宏观层面，该项目让校车这一城市微小过渡空间也有机会形成虚实融合的文化混合体，产生文化传播效应；在微观层面，个体通过一次日常生活中出乎意料的旅行，增加了对发起方美国宇航局所叙述的文化客体的关注和想象[8]。值得一提的是，设计师为了让校车阈限空间营造更为逼真、更具张力，还针对校车移动路径进行行驶速度、运动方向等一系列物理参数的采集，进而与火星巡航引擎参数相吻合，从而实现参与者仿佛“乘坐校车游览火星”这种“无缝衔接”的身体感觉，引发阵阵欢呼。可见，深入挖掘城市空间的阈限性，有助于寻找到虚实融合的焦点，提升主体实践感受，释放空间潜能。

另一个案例名为“JOYCUBE”，是落位于北京环球影城大街的宝马旗舰店媒体建筑项目。该项目运用多块方形定制化LED屏幕打造旗舰店建筑外观，并且结合游戏化理念使其成为一座可以和用户实时互动的建筑，故名“JOYCUBE”。该项目对阈限性的挖掘体现在将固态建筑与活态互动游戏相接合，通过虚实融合技术激发参与者的玩乐品质，从而建立人与建筑背后所蕴藏的文化客体之联系。在“JOYCUBE”具体的互动设计层面，设计师选择了“夹娃娃机”这一游戏原型，体验者通过手机控制LED建筑的“夹爪”来实现“抽取盲盒”的旗舰会员限定体验。在互动过程中，建筑既是景观，又是夹娃娃机这一游戏载体，通过其“趣味与随机”的阈限性特质传递给用户可参与、可奖励的文化体验内涵，使建筑富于玩乐气质。
　　上述案例分析揭示了借助虚实融合技术在城市空间设计中打造阈限空间的巨大潜力。在数字技术已经使创作者能够突破物质边界、探索更广阔的创作题材及更加引人注目的符号表征之际，设计的焦点应从“做什么”转变为“为何而做”。这种转变提示我们，虚实融合不仅是技术的应用，更是一种从结构性到去结构性的价值转向的策略，它指引我们以创造城市阈限空间的认识论为导向，使用虚实融合技术作为手段，设计出更具互动性和想象力的动态城市文化空间。
　　四、营造城市阈限空间对文化建构的意义
　　通过有效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对日常生活中特定时刻的城市空间进行征用和转换，可以营造具有阈限性的城市文化空间，这对城市文化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从空间与人的互动关系来看，阈限空间的设立鼓励人们认识、理解并创造多元化的人地关系。尤其通过虚实结合的综合媒介手段，可以积极创造地方空间与主体之间的实验性关系，而不是确定性的关系。这一目标与米歇尔·福柯提出的异托邦（heterotopias）概念相呼应，该理念描绘了一种与乌托邦相对立的、根植于真实城市生活的异质空间[9]。福柯认为，异托邦有助于人们探索现代城市空间的多样性，赋予日常生活以新的想象和重构的可能性。通过参照福柯的观点，创造阈限空间为城市居民提供了一种超越传统城市空间功能的幻想与补偿体验，允许他们从全新的视角审视和享受城市空间。第二，从主体文化实践层面来看，主体在阈限空间中不仅是获得了符号表征意义上的审美体验，更有机会调动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激发文化的参与式实践，共同创造为居民所共享的文化环境。基于文化体验创造出的城市阈限空间看似是一种介乎真实与演绎之间的过渡式空间，一种临时性的对话场域，但它并不会止步于与世隔绝或是昙花一现的状态，而有机会在持续营造和公民参与的自主传播中形成参与式文化的话语体系。例如，在中国北京和上海的城市更新项目中，公共空间的阈限化趋势逐渐显现，催生了一系列虚实共生的新型城市人文景观。在上海，14号线豫园站的沉浸式文化体验项目《上海脉搏》就是一个典范。设计师将豫园的地理人文特色与上海的海纳百川精神相结合，通过流线型铝板结构和数十万颗数控LED灯带的有机结合，创造出黄浦江水这一地铁场所中的阈限空间。该作品不仅在地铁这一匆忙城市中的过渡场所讲述了黄浦江水孕育的上海人文精神，而且还通过开放征集创作投稿的形式，鼓励游客根据不同节日和主题进行个性化投稿。以该作品为代表的公共空间阈限化的趋势能够传播的关键在于，它创造了一种中间状态的新型人地关系，允许新与旧的媒体、个人与地方的对话以城市阈限空间的方式熔于一炉，为人们提供情感与信息交换的场所，为多元异质的文化审美创造条件，激发文化生态活力。
　　参考文献：
　　[1]艾少伟,苗长虹.从“地方空间”“流动空间”到“行动者网络空间”:ANT视角[J].人文地理,2010,25(02):43-49.
　　[2]Turner V W.Liminality and Communitas[M].A Reader in Anthropology of Religion.London:Blackwell,1969/2008:358-374.
　　[3]Turner V W.Frame,Flow,and Reflection:Ritual and Drama as Public Liminality[J].Japanese Journal of Religious Studies,1979,6(4):465-499.
　　[4]刘苗苗.论电影的阈限空间[J].当代电影,2022(4):123-127.
　　[5]刘少杰.西方空间社会学理论评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252.
　　[6]Endsjø.To Lock up Eleusis:A Question of Liminal Space[J].Numen,2000,47(4):351-386.
　　[7]亨利·列斐伏尔,叶齐茂译.[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8]Justin Cone.VR without goggles:“Field Trip to Mars”sends a souped up school bus to space[EB/OL].(2016.7.12).
　　[9]杨生平.异托邦与空间、秩序——福柯异托邦思想与启示[J/OL].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37(4):10-18+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