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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关于《匏庵雪咏图》

  《匏庵雪咏图》(图1)为设色水墨纸本长卷,明代,尺寸为23.1cm×217cm,诗书画合璧,由五部分连缀而成:翁同龢题签、吴宽跋“匏庵雪咏”诗四首、周臣作“匏庵诗意图”画心、文徵明题“匏庵雪咏”引首、卷尾附王懿荣写给翁同龢的信札。
 

 
  在题签和信札中,翁同龢题写了“王莲生赠。瓶生记”。王懿荣亦写道“夫子大人坐下”“门人懿荣”。由此可知此卷系学生王懿荣赠予老师翁同龢的收藏珍品,家传至其五世孙翁万戈。从签条“戊戌五月”可知此卷受赠时间应为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正值戊戌变法失败,翁同龢被革职逐出北京之前。(图2)
 

 
  在信札中,王懿荣也写道:“匏庵、衡山皆吴中先哲,吴、文又一时师生。”吴宽和翁同龢同样位极人臣、两代帝师,以收藏古籍书画扬名在外,而吴、文和翁、王又同为师生。以“吴中先哲”吴宽喻翁氏,表达了王懿荣对老师的敬仰。而“阅后付丙”更说明了相赠此卷应是王懿荣冒丢官的风险送给老师的饯行之礼,展现了翁、王二人深厚的师生情谊。

  引首处文徵明未用为人称道的行、楷而改用隶书写“匏庵雪咏”四字,与吴宽行书诗加以区别,更显古朴庄重,体现了他对作品的重视和对老师的敬重。

  周臣作《匏庵雪咏图》,画心绘雪后初晴,依山傍水处坐落一庄舍,三文士观赏吟咏,侧屋一童子烹茶,庄门微启,暗示客之将至。他的画多为南宋院体的风格特征,但此卷却加入了元人笔意,与卷后吴宽的诗作的内容和意境相衬,凸显了吴宽的文人身份与雅意。

  观吴宽雪咏诗原文:“雪中承李世贤招观东坡清虚堂诗真迹,追次其韵”“是日往观……乃复次韵”“世贤持沈启南雪景索题,复次韵”,可知瑞雪时节宽应挚友李世贤之邀赴李府参加雅集,由于天气寒冷,李氏“恐客不至”,以“有苏墨”《东坡清虚堂诗》真迹诳之,而吴宽是以苏轼见长的书法大家,识破了这是苏墨刻帖的石印本,当即“追次其韵”,使用其诗韵脚,模仿苏轼行书风格写之,“便录,似玉汝览之”又说明吴宽应是誊录旧作诗文寄予陈琼共赏之。这幅长卷在记录了明代吴门文人雅集吟赏、煮茗谈诗的故事外,也体现出吴门风雅的精神内涵。

  二、明代中期苏州的历史背景

  吴门文人交游的背后体现了吴门派共有的风雅趣味,而这无疑与明代中期苏州的历史背景息息相关。

  在经济上,正如时谚“湖广熟,天下足”和“今天下财赋多仰于东南,而苏为甲”(《姑苏志》)所言,苏州地区农业、手工业发展迅速,商品经济发达,城市规模扩大,而江南田赋之重也使苏州经济发展领先全国。

  政治上,明初朱元璋对苏州尤为打压。到了明中期政策虽然有所松动,但科举竞争激烈、职位低微、收入窘迫等使吴门文人充满焦虑、失望甚至厌倦的情绪,他们对入仕普遍采取较为冷淡和漠视的态度,如文徵明《致某人札》:“子重辛卯年(1531)岁贡入监,屡试不中,今已挂选……比来衰病侵夺,学殖荒落,日益颓坠,儿辈亦屡举无成,无可慰怀者。”

  文化上,昔日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已然陈腐。时兴的阳明心学提倡的“良知即天理”等与新兴市民阶层要求个性解放、张扬个体价值的思想相契合,在社会上掀起追求心灵自由的思潮。

  此外,明代中期的苏州地区文化产业发达,私人收藏成风,利于文人交流学习。交通的便利则促使苏州更好地融合吸收周边地区的优良文化传统,特别是元季四家的文人传统。

  三、吴门风雅的精神内涵

  (一)“市隐”精神


  与以往文人隐士的以道自高、逃隐不仕的态度不同,明代吴门文人追求“市隐”,即隐于城市,未脱离世俗社会,在保全品性高洁的同时,亦寻觅尘世间的欢愉。

  典型的“市隐”精神体现在这一时期吴门文人大量营建私家园林之中。其中,吴宽在吴建有东庄,而沈周亦有竹居等。而以吴宽为首的在京为官的苏州吴人在京畿也大多筑有临时性的园池。焦竑道:“吴文定……在翰林时,于居所之东,治园亭,莳花木,退朝执一卷……每良辰佳节,为具召客……若不知有官者。”由此亦可见,吴门文人虽身在官场,心则向天地自然。这有时也是那些壮志难酬的文人对官场仕途黑暗的无声控告,是他们在现实生活的压力中寻求的精神上的解脱。如,王献臣拙政园中的“拙政”正得名于他仕途上的不顺。

  此外,沈周在诗中也曾流露出这种“市隐”精神:“莫言喜遁独终南,即此城中往亦甘。……酷爱林泉图上见,生嫌官府酒边谈。”对于吴门文人来说,“隐”不在于地点,心中有隐,随处皆隐。

  (二)心灵自由

  与“市隐”精神密切相关的还有吴门文人对心灵自由的追求。

  心学对于自我价值和个性自由的认同给当时的文人带来人文主义之风,文人的人生观、美学观、文艺活动等都随之改变。

  细究吴门派的画作中对文人雅集图题材的表现,不难发现吴门文人在城内的雅集园居在画中往往变成了林间茅舍。如周臣作《匏庵雪咏图》画心绘三文士于自然山林中。前已考释此雅集场景应在城中李府,画中却一幅幽静村野气派,所意为何?无独有偶,沈周在《魏园雅集图》描绘了峰峦、松木、溪桥,山脚凉亭处五文人燕集,一小童手站立一旁。结合相关文献同样发现,这种景致也与记载中的魏昌园林完全不同,应在苏州城内其住所后园。而据魏昌题跋可知,参加雅集应有六人,画中却只绘五人,不仅人数有所减少,与山相比,人的比例也比之前的山林雅集图中人物占比小得多,突出自然山林的表现。为什么将人物放置在想象中的自然山川中,突出自然之美丽呢?参照画上雅集参与者沈周诗文“扰扰城中地,何妨自结庐”等可以得出答案,诗画相照,可知周臣、沈周强调的是一种“山林文会”的出世情怀。

  文人在思想上实现了向重视心灵自由的转变,这还直接影响了吴门文人的结社交友。正如陆师道、王毂祥等都是进士出身的士大夫,其社会地位高于文徵明却拜师文徵明。吴门交友重在情意相投、同道相知,无论是翰林、帝师,还是农夫、工匠,无论年龄辈分大小,都报之以随缘达观的心态,以道交游,以诗书画互往。

  (三)道德品格

  吴门文人也将道德品格视作个人整体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吴门文人追忆老师的话语中都可以看到他们反复强调老师的人品操守以及以高洁豁达的人品进行艺术创作的态度。文徵明本人也曾撰写格言“乐易、虚己……量力”,这表明了其恪守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立身之本,以及心存圣贤的高尚品格。

  对道德品格的重视同样体现在沈周的《青园图》中,画上沈周自题“修身以立世,修德以润身,左右不违矩,谦恭肯迕人……”。此外,在《庐山高图》中,沈周也借庐山的崇高博大比喻其师陈宽高尚的德行,一名白衣高士立于山脚,高山仰止的主题俨然可见。

  而文人对于私家园林的筑造、赏评,也同样与园主人的人格品质、德行风尚等精神境界紧密相连。郑文康《怡梅记》中“峙天下皆山也,而惟仁者能怡之……仁者安于义理……清者之人,一尘不染……”,对后人解读山水意趣与人品的关系颇有启发。

  四、吴门风雅的社会影响

  受吴门风雅精神的影响,明代中期私家园林大量出现于苏州。

  其中,吴宽在苏州建有东庄。从文徵明《过吴文定公东庄》“匝地绿阴三十亩,游人归去乱禽鸣”可窥见东庄景象。此外,沈周作《东庄图》也描绘了东庄内振衣岗、知乐亭等景致,表现了耕读之乐,以及安详、宁静、舒适的生活状态,凸显了吴门文人追求的理想生活方式。此园林非真山水的模仿,而是吴门文人的心斋。
 

 
  由于吴门文人讲求在闹市中体悟、修行,追求心灵自由,他们还普遍具有一种积极入世的浪漫精神。因此,他们重视写生,不再特意规定文人画的创作原则,而更注重画家的个性化表现。这种观念和学习手段为后世画家所接受,利用临摹写生升级了绘画技术,更好地将画家的思想情感融入绘画创作中。如,周之冕对花卉进行写生时创作出小写意画法,以及徐渭创泼墨大写意花鸟艺术,以狂草的笔法,赋予花卉以强烈的主观情感。

  五、结语

  《匏庵雪咏图》记录了文徵明与吴宽以及王懿荣与翁同龢的师生情谊,展现了吴门文人之间切磋砥砺的现实场景,是吴门风雅的一个缩影。明中期苏州地区经济富庶,政治上吴门文人淡于仕进,文化上追求个性解放等,也为吴门风雅的形成提供了时代条件。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吴门风雅体现为“市隐”精神、对心灵自由的追求以及对道德品格的崇敬等,对其时乃至后世的园林营建、雅集文会、艺术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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