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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国形象的海外传播

  (一)对中国形象认知的变化


  中国风不仅是一种艺术形式,更是一种艺术风格,表达更为复杂和深刻的人文内涵。英国艺术史学家休·欧纳在其《中国风:遗失在西方800年的中国元素》一书中提出:“中国风是一种欧洲艺术风格,不像是一些汉学家所猜想,是一种想模仿中国,但又不成功的艺术做法。”

  17—18世纪的欧洲正值科学革命的时期,社会追求全能教育,致力于理性的启蒙。一批学者打破了将古希腊罗马文化为模范的先例,中国人成为欧洲人新的切磋、借鉴对象。

  (二)中国城市图像的出现

  中国的城市图像有一种戏剧性的冲突,即绝对理性的中轴对称城市布局,由一条中轴线分割,这条线也被称为王者轴线或帝王轴线,它对欧洲宫殿、城市、绿地的建造规划产生影响。欧洲皇家庭园迎合自然的造园方法,自由、不规则、曲线与开放,传达一种新的美学理念、创新理念。并且与欧洲崇尚个人价值、对自由思想的追求、对自然的细腻感受的“时代精神”不谋而合。到17世纪末,“如画美学”兴起,吉尔平在《版画论》中认为“如画”是一种“特殊的美”,即从自然中获得的审美感受。

  二、中国城市图像的演变

  (一)紫禁城布局被欧洲了解


  16世纪末欧洲人进入中国时,紫禁城的中轴规划正在完工阶段,其格局规划理念来自西周“井田制”。唐代长安朱雀大街,由南向北,是全城的中轴街道,但重要建筑的布局,并没有建造在这条中轴线上,如大明宫。到了元代,京城的中轴线才逐渐具体起来,成为全城规划的基准线贯穿全城,并作为重要建筑的中心线,形成街道与建筑的统一中心对称结构。此时宫城大明殿在中轴线上,但隆福宫、兴圣宫却并不对称。到了明代,这种中轴对称的布局才完全形成,中轴贯穿全城,是历史上最长的中轴,从鼓楼一直到永定门。这条中轴也成为一种全新的建筑观念,更是神圣皇权的集中表现,它具备了双重意义:“一方面因政治行政官僚的需要,是布政决策的殿堂;另一方面是天地之道,即乾坤、阴阳的象征。”北京城的中轴布局,经过元、明、清三代的建设,成为最适合中国传统“天圆地方”观念和皇帝集权统治的布局方式。正值此时,欧洲人有机会认识刚刚完善的京城,并慢慢以不同的方式将中国城市的图像传回欧洲,对欧洲专政统治提供了范本。

  在这些传回欧洲的图像中,早期如荷兰使团的德国人纽霍夫所著的《荷兰出访中国记》,记载了1655—1657年,纽霍夫跟随荷兰使团访问中国时,经过各个城市发生的故事。其中对中国的城市、乡村、人民、统治阶层、社会活动、礼仪、服饰、动物、山脉等进行了精彩的文字描述,并配有150幅艺术价值较高的铜版插图。其中有一幅版画《北京皇城平面图》(图1),从中可以看到围墙环绕的紫禁城中有一条明显的由南向北的中轴线,由城门分隔成九个区块。除了这条纵轴,从中心出发,还有一条东西向的横轴,与纵轴交叉,形成一个明显的十字交叉结构,与真实的紫禁城相比有所出入。事实上,纽霍夫作为荷兰使团的成员,虽然进入了紫禁城,但不能自由走动,无法测量整个紫禁城。纽霍夫虽没有亲眼观测到紫禁城的全貌,但从他所绘制的图像来看,他对紫禁城的轴线结构有所了解,并意识到中央轴线的重要性。纽霍夫可能并不理解北京城方形规划的内涵,但他运用中央透视的表现方法,更直观地表现了几何中轴对称的功能性,强化了轴线两侧建筑物间的立体性和空间感。
 

 

  (二)具体场景和建筑的表现

  除了对北京城市布局的主观描绘,纽霍夫在《荷使出访中国记》中还对北京的城市场景进行了详细地记录。与当时其他报道中国的文章不同,纽霍夫用日记的方式,陈述了在中国的经历,这也让这些文字的可信度相对较高。纽霍夫用较为平实的语言,记录了从广州到北京沿途中遇到的人和事,尤其是大运河沿途的景色及清朝的风土人情。与当时最著名的耶稣会学者基歇尔不同,基歇尔从未到过中国,他对中国的所知大量来自梵蒂冈教廷收藏的资料,并将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古老的文明,如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希腊等对比,尝试构建一个全球化视角下的中国形象。纽霍夫本人只是使团中的成员,他是一个专门的记录员,本身地位并不高,但由于欧洲人文精神的萌芽,这些专门人员的地位也发生变化,逐步提高。纽霍夫的文字并不逊于基歇尔,虽然二者的出发点和记录方式不同,但仍有共同点,就是对中国有想象的成分,不约而同将中国当作理想中的美丽国度。

  纽霍夫在书中描述了皇宫奢华的建筑及装饰。对于这样一个盛大的场景描绘,与同时期中国画家王翚等作的《康熙南巡图》卷中皇帝出游前的排场相比,基本没有夸张,这个场景也成为欧洲其他相关报道中常用的场景。

  城市建筑结构如庭、塔、阁等反而更容易被欧洲人理解和模仿,可将这些建筑物组合起来放入园中,起到点缀作用。欧洲最早模仿中国的大型建筑是法国路易十四时期1670年建造的特列安农瓷宫,而后从17世纪中叶开始,大型的中国式宫殿逐渐被小型的中国式园林建筑取代。这些建筑物绝大多数都是装饰用的小构造物,实际用途不大,且寿命普遍不长。当时的中国建筑多是从传教士笔下传回的图像参考而来,加上这些图像经过不断转手和再创作,绘制图册的也并不是建筑师,因此与实际差别很大,错误百出,只能作为设计参考。

  三、中国造园艺术在欧洲流行

  纽霍夫除对城市建筑和场景的描绘外,还重点介绍了中国的园林艺术。但在这些图像中,多是人物、建筑、街道和园林,还有巨型的拱门、仿太湖石的巨型假山、奇形怪状的岩洞等令人惊异的景象。可能是为了迎合欧洲人的需要,塑造“神秘东方”的形象,很多图像比例失调,与真实出入较大。

  庭园与城市建造之间存在着一种戏剧的冲突,平静庄严的十字轴线布局和不规则与流动的自然园林形式形成了强烈对比。18世纪以后,欧洲所获得的中国城市图像资料越来越丰富,认知也越来越清晰,对北京城的图像也得到修正,流传到欧洲的京城图像有了较大改变。

  勒胡日的图像首次将北京城左侧的北海、中海与南海园林清晰地描绘了出来,三海以不规则的样式和右侧中轴对称的宫殿形成对比,并且在体量上和右侧的紫禁城宫殿相当,这也充分表达了这座城市的拥有者也就是皇帝的建造理念。虽然整座城市是以规则为建造标准,但未对自然做过多改变,三海呈现出柔和造型与规则的建筑造型相互形成了统一,柔化了整个城市的空间,达到了一种人工与自然的和谐状态。
 

 
  从勒胡日对中国的报道也可以看出18世纪下半叶,整个欧洲对中国城市面貌的兴趣有了重大转变,中国神秘的面纱被慢慢揭开,欧洲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国家体制的兴趣逐渐转移到园林的自由规划方面,这种造园的理念影响了欧洲的庭园建造,例如城市宫殿、广场、公园规划等,其中最重要的理念还包括把建筑物的“实”体规划与非实体“虚”的绿地面积同等看待。

  四、结语

  欧洲人对中国城市的报道,一点一滴慢慢累积,慢慢扩充,渐渐完整。通过不同身份的人如传教士、学者、商人、冒险家等,将他们的想象和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自测量的信息传回欧洲。在这个过程中,也让欧洲人必须用想象填补真实不及的空白,逐渐勾勒出一个真实与想象并存的中国形象。他们利用中国的城市布局,塑造了自古典主义开始的理想中的完美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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