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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以产教融合推进乡村振兴是解决好“三农”问题、不断提高新时代高职教育适应性的关键举措,但仍面临着供需错位、产教脱节、主体缺位、学术漂移等现实障碍。布迪厄“场域”理论为高职教育产教融合赋能乡村振兴的理论与实践提供了崭新的研究视角,可以从主体、结构、机制三层维度建设产业与教育系统利益共同体,助力乡村振兴。

  关键词:场域理论;高职教育;产教融合;乡村振兴;实践路径

  高职教育是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完全区别于普通本科的教育类型,旨在为受教育者提供实用的技能知识,承担着为社会输送技能人才、拉动就业的使命任务。涉农高职教育产教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对标乡村振兴战略对农村产业转型发展的新要求,进而不断提高涉农高职教育的时代性与适应性。依据布迪厄场域理论,以优化产教融合为路径,不断深化涉农高职教育场域与乡村振兴场域的耦合作用,为推动乡村健康发展赋能增效。

  一、场域视角下高职教育产教融合赋能乡村振兴的理论阐释

  布迪厄“场域”理论为高职教育产教融合赋能乡村振兴的理论与实践提供了崭新的研究视角,首先,我们要在系统剖析场域理论内涵与实质的基础上阐明其论断的标准,也就是应基于场域理论进一步阐明涉农高职教育产教融合何以赋能乡村振兴。

  (一)场域理论的内涵阐释

  在20世纪90年代,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了社会实践理论概念——场域理论。依据其观点,整个社会由若干小社会(即“场域”)构成[1]。其中,每一个小社会(场域)的形成与生长均具有不同的特色和自身演变的必然逻辑,它们不受其他主体支配独立运行,但对整个社会发展产生不同程度影响。其主要涵盖了场域、惯习、资本三大要素,三者相互渗透、密切联系,场域塑造规范惯习,并为新惯习的形成提供基础支撑和平台,而惯习反之不断建构发展着场域。在不同的场域中,资本的力量可以有效助推落后惯习的破除以及新惯习的形成,以此实现资本的不断增值[2]。
 

 
  (二)场域理论的立论依据

  根据场域理论,不同场域内类似功能主体存在相互依存特性[3]。一般认为,高职教育统属教育场域的一部分,产教融合是产业系统与教育系统的一体化融合,乡村振兴则是乡村场域的一部分。由此可见,高职教育产教融合赋能乡村振兴事实上关系到多个场域的融合发展。同时,由于乡村场域、产业场域、与高职教育场域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往往是相互作用且不可分割的部分,因此借助场域理论的三要素深层次探究涉农高职教育产教融合助力乡村社会转型发展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与可能性。

  首先,国家大力推行乡村振兴战略,有效推动了农村社会的转型升级,乡村发展呈现出新的生机活力,但是受传统“惯习”束缚,游离在农村落后思想观念仍然阻碍着农村社会的转型升级,进而形成固化的“旧农村”场域;但是,与此同步展开的是,涉农高职教育场域、产教融合场域以及乡村振兴场域的协同推进不断创新新农村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形成农村农民的新惯习,并不断弱化取代落后惯习的阻碍,不断建造并优化乡村振兴这一新场域。此外,符合时代进步潮流的新场域通过不断吸取积极资本力量壮大新场域的影响力,以此打破制约乡村社转型升级的旧思维与旧惯习,推动新惯习落地生根,进而助力乡村社会的发展转型。简而言之,农村高职教育产教融合与乡村场域内的类似功能主体之间应形成合力,互相配合,充分发挥作用,打造独具中国特色的乡村技能体系。

  二、高职教育产教融合赋能乡村振兴的现实桎梏

  在国家政策大力支持以及政、校、村、企、行等各类主体的参与及协同推进下,涉农高职教育以产教融合推动乡村振兴取得了一定成绩。然而,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铺展,乡村发展呈现出更高的需求,这也意味着涉农高职教育依托产教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将面临更高的要求与新的困境。

  (一)专业体系与乡村产业发展需求不匹配

  由于工业化、信息化技术在农村的大规模应用发展以及国家政策对“三农”工作持续的大力扶持,农村社会各领域呈现出巨大变化,衍生出乡村文旅、康养之都、农村电商等新业态形式[4],但高职院校难以及时适应农村经济、文化、卫生发展新需求,未能围绕新形势打造结构优化的专业体系,畜牧兽医、园林技术、园艺技术三大类专业仍旧占据涉农专业主导地位,其调整明显滞后于乡村发展现状。此外,一些高职院校盲目聚焦政策扶持热点,未经严格调研,忽视当地特色优势与自身办学条件开设新的涉农专业,课程设置与原有专业接近,往往效果不佳。

  (二)人才培养与乡村人才需求不匹配

  高职教育产教融合人才供给与乡村人才需求存在较大的结构性矛盾,高质量、有技术、爱农业的创新创业型人才仍旧稀缺[5]。一方面,在市场因素作用下,大多数家长与学生过分追求热门专业,涉农专业往往陷入冷门困境,愿意学习涉农专业的学生往往成绩水平和整体素质较弱,形成招生难——学生低素——生源愈差的恶性循环。同时,涉农专业人才培养质量亟待提升。现阶段,涉农专业教育教学模式大多脱离乡村发展实际,人才培养调整与教改速度严重滞后于乡村转型发展脚步。加之许多涉农高职院校落地城市,乡村实践机会少,涉农专业产教融合难度大,部分技能训练流于形式,与农村生产实际脱节,因此,高质量的、能直接为乡村建设助力的毕业生仍旧稀缺。此外,受社会大环境影响,大学专业人才的乡村情怀较弱,绝大多数高职院校往往忽视乡村情怀教育,使得真正能在乡村扎根的专业人才少之又少。

  (三)社会服务与乡村发展需求不匹配

  截至当前,高职教育在助农科研培训、技术推广、文化传播等社会服务项目中的带动影响成效仍旧不足,赋能农村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亟待加强。一方面,很多高职院校涉农专业受多种因素影响未搭建科学研究基地与科技推广基地,与农业产业化企业缺乏有效联系,一些科研项目和社会实践无法获得坚实支撑而效果不佳,落地困难。同时,由于高职教师主体仍主要源自高校毕业生,企业生产实践经验缺乏,加之大多数高职院校社会服务运行机制与配套政策不完备,教师社会服务工作不成熟,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导致高职院校教师助农社会服务能力与动力均有待加强。另一方面,高职院校开展的农民教育培训质量不高,“三下乡”等社会实践活动实效不足。很多职业院校的相关活动往往流于形式,未能依据农业生产实际结合调研等方式真正了解农民实际需求,帮扶活动与农民的切实期望仍存在较大差距,甚至会出现影响农民正常生产、损害农民利益的情况,与活动目的被背道相驰。

  三、场域视角下高职教育产教融合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

  (一)主体维度:建设政、校、村、企、行“五位一体”产教融合共同体

  目前,在高职教育产教融合赋能乡村振兴过程中,政、校、村、企、行等各方在主体作用发挥上存在着不同程度与范围的错位、失位甚至是缺位的问题,制约产教融合赋能乡村振兴的有效性[6]。因此,要不断强化对各类主体的教育,借助场域理论构建产教融合共同体,明晰各类主体责任,充分发挥合作效能。

  首先,应强化政府在产教融合赋能乡村振兴中的主导作用。作为主导管理力量,政府首先应提高自身责任意识,强化系统思维与整体意识,做好谋划布局。一方面,提高思想站位,把深化农村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摆在至关重要的位置谋划布局,将涉农教育产教融合融入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促进农村职业教育和产业联动发展。另一方面,同时同步规划教育资源布局与产业资源布局,统筹农业相关类产教融合项目,协调政校村企行各方利益关系,把关招生、专业建设、校园布局、市场投资、监督管理等各个环节,明晰各利益主体间的责任义务、协调分工,以此形成最大合力。此外,可通过加强政策供给与支持力度优化资源配置,引导市场。

  此外,应夯实涉农高职院校在产教融合赋能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涉农职业教育担负着服务农村、农业、农民的重要责任。然而,在现阶段绝大多数涉农职业学校受市场因素影响将招生、升学、发展热门专业作为发展重点,长此以往,涉农专业特色逐渐淡化,农村职业教育良性发展机制遭到破坏。面对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的新要求,涉农职业教育作为培育农村新型技能人才的主阵地,应不断夯实责任意识,依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产业需求、乡村发展需求为导向,优化办学方向,为农村经济转型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最后,要突出村、企、行在高职教育产教融合赋能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村、企、行特别是社会优秀企业应承担起相应的社会义务,有效发挥自身资本优势,融入涉农高职教育以及学校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将村、企、行农业人才需求与涉农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有效匹配,切实推进校企合作,构建行企人才需求预测、就业形势预测以及实际就业情况定期公布制度。

  (二)结构维度:实现从“需求脱节”到“供需协调”

  资源优化配置自始至终都是高职教育产教融合赋能乡村振兴的关键点,截至目前,以企业、乡村为主体的非正式学习场所仍未纳入涉农高职教育学生培养体系之中,涉农高职院校人才供给与乡村、企业人才需求并不匹配,教育系统、产业系统与乡村资源的供需矛盾问题仍旧十分突出。因此,涉农职业教育改革应坚持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依托实践充分调研行企生产与乡村发展人才需求状况,优化人才供给,充分发挥学校教育与企业培养的优势,服务乡村振兴。

 
  一方面,不断健全涉农高职教育体系结构,匹配乡村振兴全方位、多层次复合需求。新时代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市场服务、原料供给、资源开发利用、生态保护、投资引进、文化传承等各方面资源协同配合,为涉农高职教育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倒逼其构建布局合理、层次分明的教育体系,培育适应农村新业态发展对于多元化技能型人才。因此,要不断完善人才培养纵横体系,优化人才培养结构与培养目标,打通“三教融通”壁垒,以终身教育理念为引领,对标乡村振兴战略,构建适应新农村建设的现代涉农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同时,深化课程体系及教学改革,加强素质教育,打造企业发展、乡村转型所或缺的高素质、上手快的专业人才队伍。

  另一方面,要以新农村建设内在要求为引领优化涉农高职教育资源分配。具体而言,把握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到涉农职业教育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的关键地位,秉持“三教统筹”原则增强涉农职业教育办校质量与规模。同时,协调城乡发展差异,优化区域间、城乡间涉农职业教育资源分布,依据地域特色对现有高职院校展开整合重组,开展地区特色化办学办校,避免市场化恶性竞争,实现共赢。最后,在部分涉农产教融合企业开展试点改革,优化培训模式。加大政府扶持力度,调节涉农高职教育培训资源分布不均情况。

  (三)机制维度:打破“学术漂移”,构建产教融合良性运行机制

  高职院校普遍存在的“学术漂移”现象很大程度上阻碍了高职教育产教融合赋能乡村振兴的整体推进[7],因为以产教融合推进乡村振兴要求教学、科研以及社会服务必须以产业发展和新农村转型为核心,这与“学术漂移”现象追求的学术性存在偏差,导致市场中的先进技术难以融入教学过程之中,教师的专业能力很难适应农村产业升级发展要求,而陈旧的考评机制又加剧了这一现象,教师缺乏相应的时间与动力吸收产业先进技术要素。产教融合场域与乡村振兴场域为高职教师增能提供了发展空间。正如产于理论所阐述的,教育场域涵盖有限生产场次以及大生产场次,其一可以仅仅依托学术资本,而其二则要面向更大的市场,针对更多经济资本的积累。

  从实际层面考虑,“学术漂移”现象与教师考评机制、产教融合考评机制僵化存在很大关联。因此,一方面,高职教育产教融合赋能乡村振兴必然要求教师将目光集中到产业发展、乡村需求领域,教师绩效考核应设定灵活评价周期,结合教师参与的具有代表性的产教融合项目开展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综合评价。另一方面,构建产教融合协同联动机制与考核激励机制,不断推动教育、人才、科技等各要素融通、政策协同的发展局面,形成支撑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同时,对于高职教育产教融合赋能乡村振兴取得良好效果的村、企、校及个人予以物质与荣誉激励,激发社会活力与合作积极性。此外,构建常态化的监管、考核和问责机制倒逼责任落实,规范产教融合赋能乡村振兴发展。

  五、结语

  综上所述,涉农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赋能乡村振兴实践融合了多个利益主体,涉及乡村场域、产业场域、与高职教育场域的融合发展。为有效推动其可持续发展,应密切结合新时代农村社会转型发展的新标准与新要求,不断破解供需错位、产教脱节等现实桎梏,进而打造产教融合与乡村发展生命共同体。

  参考文献:

  [1]宫留记.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

  [2]岳敏敏,董同强.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桎梏与导引——基于布迪厄的场域理论[J].职业技术教育,2021,42(01):45-49.

  [3]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4]陈龙.新时代中国特色乡村振兴战略探究[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5]马玉玲,戴晓慧,闫志利.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技能形成体系构建研究——基于布迪厄“场域理论”的阐释[J].职业技术教育,2021,42(13):52-58.

  [6]张杰.产教融合视角下“专企融合”的管理架构及运行机制研究[J].职业技术教育,2020.

  [7]聂永成,董泽芳.新建本科院校的“学术漂移”趋向:现状、成因及其抑制——基于对91所新建本科院校转型现状的实证调查[J].现代大学教育,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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