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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鲁迅小说《阿Q正传》、卡夫卡小说《变形记》、加缪小说《局外人》和奥尼尔戏剧《毛猿》反映了人的一种普遍的生存境况：人与生存环境的疏离，人与人的疏离，人在生存困境中精神的蜕变，以及人的主体性的丧失和人性的扭曲。从文学-人类学的跨学科视角来分析，四个文学形象深蕴着共同的人类学内涵。物质财富极大增长的同时，人的内心和灵魂依然面临诸多困境和迷茫，这些文学形象对于如何构建精神家园有着深刻的启示。
关键词：阿Q；格里高尔；默尔索；扬克；人类学
博大而深刻的作品总是给人以无尽的启迪，多方法、多角度的阐释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要的。本文试从比较视域着眼，从主题学出发，对鲁迅小说《阿Q正传》中的阿Q、卡夫卡小说《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加缪小说《局外人》中的默尔索和奥尼尔戏剧《毛猿》中的扬克四个形象进行汇通分析，重在以文学-人类学的跨学科视角探求其共同的人类学内涵，简析其文化语境上的差异，并初步揭示这一人类学内涵的当代意义。
一、对四个形象的人类学内涵进行比较阐释的可能与必要
文学关注人的生存，经典小说和戏剧为什么是永恒的，是说不尽的，就因为它们讲述的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所有人的事。深刻的作品总是揭示着人类普遍的生存境况，包蕴着人类学的内涵。
高尔基说“文学是人学”，这只是从一个比喻的角度来说的，因为文学是艺术，它不是一门具体的学科。“人学”这一名称用来指称“人类学”却是再恰当不过了，人类学是实实在在的一门具体的人文科学。人类学关注什么？是人，人的生存，人的生存的所有方面，它探究的问题是人怎样生存、怎样思考、怎样和环境相处。著名人类学家克鲁伯在他的专业教科书《人类学》第一章中的第一句话是：“人类学是人的科学”。
可见，文学与人类学的关注对象是一致的，尽管在方法与特征上有很大不同，这样就使文学-人类学在比较文学视域下的跨学科研究成为可能与必要。
这四部作品的价值绝不仅仅在于叙述了特定时代特定地域里的人的一种生活事件，而在于它的普遍性，它反映了人在世间的普遍的生存境况，这种生存境况曾经有过、现在依然有，而且将来也会有。伟大深刻的作品总是蕴藏着比其作者意识到的内容更多的东西，它总是给一代代的读者带来新的启迪。这四部作品的内涵是多义的、宏富的、深远的，它们都从形象指向意蕴，从艺术指向生活，从虚构指向现实，从文学指向人类学，对上述四个经典的文学形象的人类学内涵从主题学兼人类学的双重视角进行探寻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人与生存环境的疏离——四部作品对人的处境的悲悯情怀
四部作品都揭示了人在现实中的生存境况——疏离。人与环境的隔膜，人在环境中的懵懂无知，人与环境相脱节的荒诞。四部作品分别表现出对这四个形象的痛心与同情，表达了对人的疏离境况的悲悯情怀。
阿Q也想通过革命改变自己的命运，但他与环境是如此疏离，与现实是如此相脱节[1]。他心中的革命是白盔白甲的人们穿着崇祯皇帝的素，拿着三尖两刃刀、钩镰枪，走过土谷祠，叫道“阿Q！同去同去！”；他心目中革命的胜利就是把秀才娘子的宁式床搬到土谷祠。很明显，他生活在一个自造的世界里，他与真实的世界是疏远的，真实的世界对他是冷漠的。所以，才有了这样的局面：他在自己的“革命”行动中也无非是只敢用砖砸几下静修庵的门，并在听说那里已经“革过一革”了之后失望地离去。阿Q也是反思过自己该怎样才能加入革命，他思考的结果也是大致不差的：“要革命，……，第一着仍然要和革命党去结识。”但他生平所知道的革命党只剩下假洋鬼子一个了。他只说了“我要投……”三个字就被假洋鬼子赶了出去。他与环境是疏离的，他直到“被抬上了一辆没有篷的车”时，才“突然觉到了：这岂不是去杀头么？”然而他又感到“泰然”，“觉得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杀头的。”就这样在懵懂中糊里糊涂地被处决。
格里高尔在环境中应该说比阿Q生活得要清醒得多，他有着正当职业，也干得较为出色。但他依然与世界是疏离的，他不是生活在一个属人的世界，而是生活在一个机械、冷漠的环境中。他变成了一只大甲虫，寓示着与环境的关系彻底断裂，失去了任何和谐与融洽的可能，与环境完全成了相背离的关系。成为甲虫后，他常常眺望窗外，这是他对这陌生世界在疏离中的悲哀的注视，“他往往躺在沙发上，通夜不眠，一连好几个小时在皮面子上蹭来蹭去。他有时也集中全身力量，将扶手椅推到窗前，然后爬上窗台，身体靠着椅子，把头贴到玻璃窗上，他显然是企图回忆过去临窗眺望时所感到的那种自由。”
默尔索与环境的关系正如篇名所揭示的——局外人。他与环境的关系是一种冰冷的隔绝，他似乎不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这个世上的一切都与他无关，他纯粹地脱离了环境，游离于世界之外。“妈妈死了”，就如同别个世界里的别人的妈妈死了；在水泉边，他扣动了扳机后，又无动于衷地对着尸体开了四枪；在监狱里，他“随着学会了回忆，烦闷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在法庭上，他感到“坐在被告席上，听大家谈论自己也总是很有意思的”；他希望“处决我的那一天有很多人来观看”；“既然只有一种命运选中了我，……，他们选择的生活，他们选中的命运，又都与我何干？”
扬克是想与环境融为一体的，他在热气逼人的邮船机舱里干得兴高采烈，他说“开动这条大船的是谁？难道不是我们吗？”“使机器发热的是我，使它发出吼声的是我，使它转动的是我！没有我，一切都要停顿。……我就是原动力，……钢背后的力量。”然而，他在环境的挤压中走向与环境的疏离。米尔德里德小姐在视察机舱时看见了扬克，她喊道：“噢，这个肮脏的畜生。”扬克下班后不吃不喝，像“沉思者”一样坐在长板凳上发呆。他笑得令人胆寒“原来我就是毛猿。”他与世界的关系是疏离的，他糊涂地去报仇，又被世界产联会的人当作奸细，最后竟然来到动物园里，与环境的关系从这里结束。
四个形象都表现出一种与世界的疏离，环境对人的背弃。在具体写实的生活环境之外，作品呈现出一种象征意味，象征了人与生存于其中的世界的关系的错位与扭曲。
三、人在生存困境中的蜕变——四部作品对人的生存的深度质问
四个形象都在生存的困境中遭受着自己生命的蜕变。阿Q在失败的命运里找到了精神胜利法，这是在现实的挤压下人的精神的蜕变[2]。格里高尔则完全地变成了一只大甲虫，寓示着更悲惨的蜕变——人的属性的丧失。默尔索在生存中变得冷漠而无动于衷，蜕变为一个存在于生活之外的人，一个局外人。扬克从一个自信无比的劳动者蜕变为一个“毛猿”，在动物园里去寻找沟通。
上述四部作品无疑反映了人的主体性的丧失。人具有主体性，人不是被动地适应环境，而是能动地改造环境，成为在环境中发挥主体力量的生存者。人的主体性的丧失就是人的力量的萎缩，人成为环境中被动的存在物。阿Q作为人的力量已经极度地萎缩，他甚至连被动地适应环境也做不到，他的恋爱、他的革命、他的生计都是可悲的，他的生存处于一种完全受制于环境的状态。格里高尔的形象则是一种象征，象征着人的主体性的彻底丧失，人的主体性缩减为零，人就成了非人的存在物——甲虫[3]。默尔索是生活在局外的人，也就是丢弃了在生活中的世俗的合常规的存在，如同人的主体性的自杀。他对自己的存在不做任何在局内的探究，他完全不像一个正常生活着的人，而是像一个程序紊乱了的机器人，对世界和他自身的存在虽然有着理性的思考和判断，但他的行动僵硬而不合常理，他是一个在局内丧失了主体性的人。扬克毛猿般的强悍体魄代表着人的主体性，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但他在“铁笼”的现实中显得如此无力，人的主体力量渺小无比。
人与动物的不同之处在于人有着复杂的心理世界，最高贵的人与最卑微的人在心理的复杂程度上却是一样的。阿Q的精神胜利法向来被认为是中国人的国民性弱点之一，但其本质却是人固有的一种自我心理调节方式。人的心理世界处于不停的失衡-平衡的调节状态中，生活中的突变事件会强烈地打破这种平衡，人的心理一下子处于极端的失衡状态，然后便开始自我调节，直到新的平衡的建立。一个人，没有家，没有爱与被爱，没有地位，没有尊严，没有最起码的生计保障，在现实中处处遭受侮辱，这样一个人，能有一种怎样的心理平衡呢？这样看来，阿Q的精神胜利法只不过是人到了所能承受的最低限度的生存状态时的一种心理状态罢了。一个富足的现代人如果突然跌落到阿Q的境地，也许还无法完成从失衡到平衡的自我调节能力，这就是在一个富足的社会有许多人自杀的原因之一。现代人只要从内心深处彻底地反观自我，总是能发现精神胜利法的影子而不胜惊骇又不愿承认。世俗里人人都在追寻精神上的胜利，大到一个民族也是如此。扬克生存在一种最卑微的境地，但他说“使机器发热的是我，使它发出吼声的是我，使它转动的是我！没有我，一切都要停顿。……我就是原动力，……钢背后的力量”，他高喊“我就是钢、钢、钢！”，“我是钢铁，我管世界！”这是扬克从精神上对自己力量的确证，也是一种精神上的胜利。而当米尔德里德小姐对他喊道“噢，这个肮脏的畜生”后，他的心理一下子跌入失衡状态，他有了报仇的想法，“我要收拾她，她得跪下，把她的话收回，否则我把她的脸打扁！”这正如同阿Q的革命的念头，“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扬克的报仇和阿Q的革命同样是荒唐的也是失败的，扬克只能寻找新的平衡——和猩猩对话，“要打倒他们，一直打到他们用手枪用钢铁把你杀死为止”，这是扬克将走向生命结束时的幻想，也不过是精神上的胜利；阿Q在去法场的路上“有时却也泰然，……，似乎觉得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杀头的。”这是走向死亡的一刻最后的一次心理平衡，他想唱“手执钢鞭将你打”，但发现自己的手被缚着，于是改说了半句“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这是可怜的生命最后一刻的最后一次精神胜利。
四、卑微中的生死——四部作品对人的命运的究诘审视
动物的世界就是大自然，而人的世界则不然——人的世界是改变了的自然，一个属人的世界。人按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改造世界，使世界一天天地人性化。人所创造的世界也反过来成为制约人自身的力量，世界也在改变着人。然而，人所创造的世界远不是一个理想的世界，这个世界常常成为人自身的敌对力量，扭曲人的生存，使人在生存中向非人的方向蜕变。
四个形象的结局都是死亡，这就是他们的命运悲剧。阿Q被所谓革命政府诬指为抢匪，绑上法场。格里高尔蜷缩在脏乱不堪的小小房间里，在辱骂和厌弃中离开了人世。默尔索在“第一次向这个世界的动人的冷漠敞开了心扉”后被处以死刑。扬克在动物园里和大猩猩“拥抱”后，变成一堆肉，瘫在地板上死去，猴子们发出一阵阵哀鸣。四个卑微的生命都被这个人世抛弃，走向了生命的尽头。在四个形象死亡的命运背后，是作者对人的命运的反思究诘。
大江健三郎说“人是宇宙中最庆幸的存在者。”因为人能观照世界，能反观自身，能通过回忆和想象同时生活在过去、现在和未来，能创造一个属于人的世界。然而，人也是宇宙中最不幸地存在着，至今没有一个物种所受的苦能和人的痛苦相比。人的生存状态有两极，人是最不可思议的存在者，最奇伟的存在者；人又是渺小的、可怜的。人生活着，人又被生活着。人追寻着一种生活，人又被强加给另一种生活。阿Q、格里高尔、默尔索和扬克都过着一种被扭曲了的生活。人的本质是社会的存在，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生活的扭曲就是社会关系的扭曲。四部作品就是反映了这种人性被扭曲的境况，人的正常发展与需求受阻，社会关系成为奴役人的力量。
五、现代人的共同生存困境——四部作品对人的生存现状的深刻启示
文学关注人，文学就是人世的影子。四个形象都是虚构的，然而却是直指向现实的世界；四部作品已经走进文学史，然而作品所反映的境况却依然在相似地延续。阿Q的形象让今天的中国人依然一想起来就浑身不自在；当代密密层层的混凝土大厦里有着多少像《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那样过着甲虫一样生活的人；每天的人来人往中又有多少在冷漠中游走的“局外人”[4]；在生活的许多角落里又有多少像“毛猿”那样苦苦挣扎的卑贱的生命。四部作品中所反映的境况并没有消失，而是在今天延续，在延续中表现出相似，这就是作品中四个形象对人的生存现状的深彻启示。
人在数万年的生存中积累了丰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发展了令人惊叹的文明。人，作为一个有创造力量的族类，将世界日益地改造为一个属人的世界，人化了的世界。但是，文明的积累的同时，文明的病患也在积累，从某个方面看，世界也在成为一个非人的世界，异己的世界，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的异化状况依然存在。我们的社会创造了经济奇迹，人们的财富和生活有了大幅度提高，文化、娱乐、消遣方式丰富多彩。但是，在这些物质的背后，一种虚无却蔓延于人的精神的各个层面，人们找不到心灵的归宿。我们依然面对人文危机、道德危机以及人与社会的冲突、人与人的冲突和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
奥尼尔认为杨克所经历的境遇也是许许多多现代人在生活中所面对的共同处境，杨克的命运映照着很多人的精神困苦[5]。那么，我们也可以说，阿Q就是我们，格里高尔就是我们，默尔索就是我们，扬克就是我们，这四部作品就是我们灵魂的镜像，就是人的生存在环境中被异化和扭曲的艺术反照。
重建精神家园将是整个二十一世纪的人文使命之一，我们怎样才能安放心灵，“诗意地栖居”在一个和美的世界中？文学关注人，揭示生活的本质，阐释人的生存。上述四个文学形象包蕴着深刻的人类学内涵，在当代依然给我们以无尽的启迪。
参考文献：
[1]洪昔杓,李侠.叙事策略与文学效果——重读鲁迅的《阿Q正传》[J].华文文学,2023,(06):5-16.
[2]周映映.“非人”:解读阿Q形象及书写策略[J].语文学习,2023,(12):39-42.
[3]戴春雷.“格里高尔—甲虫”:生命颓废的隐喻形式——论卡夫卡《变形记》对尼采哲学核心问题的艺术化[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47(06):64-76.
[4]叶冰倩.加缪作品中荒诞人物的伦理分析——以《局外人》中默尔索为例[J].今古文创,2023,(19):43-45.
[5]孙欣悦.《毛猿》中扬克的身份困境与命运悲剧浅析[J].芒种,2023,(04):97-99.后台-系统设置-扩展变量-手机广告位-内容正文底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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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视域下阿Q等四个形象的人类学内涵论文
人参与 2024-07-12 11:32:17 分类 : 教育论文 点这评论 作者：团论文网 来源：https://www.tuanlunw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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