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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音乐人类学是运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人类音乐活动与行为的一门学科。从目前的研究来看,音乐人类学自成立之初,经过不断发展,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果。通过对音乐人类学的学科沿革和研究成果进行简要梳理,从而进一步探讨音乐学与人类学相互交融后所创建的新型音乐人类学理论模式,有利于构建音乐人类学研究话语体系,加速音乐人类学研究的进程。

  关键词:音乐人类学;发展历程;成果;民族音乐学

  音乐人类学是研究音乐与人类关系的一门学科。自成立之初,音乐人类学就受到了多学科的影响,视角也在不断地更新,现今由于人类处于全球一体化的时代,音乐这一艺术形式也正发生着急剧的变化,多种文化艺术相互影响渗透,不断解构与重组。通过梳理音乐人类学这一学科的历史嬗变历程,对该学科自成立以来的研究成果进行整合,能够使得这门学科的研究者们对此学科有一个清晰、宏观的认识。

  一、音乐人类学学科沿革

  (一)国外音乐人类学学科沿革


  音乐人类学萌芽于19世纪之前,由于殖民主义扩张,欧洲的许多学者对于非欧地区的音乐、文化等进行了详细调查记录,为人类学的早期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民族志资料。音乐在早期只是探险家们记载中的一种附带品,是在进行文化不同性或相似性的全景概观叙述中作为一个点缀的一部分。随着不断深入了解,欧洲逐渐加深对外来音乐的认识,才开始进行更为细致的考察。[1]此后,英国埃利斯于1885年出版的《论各民族的音阶》对古希腊、波斯、印度、新加坡、泰国、中国等国家以及民族的音阶进行了比较研究,成为比较音乐学诞生的标志。不过在这一著作中,并未明确提出“比较音乐学”的概念。同年,在由奥地利著名音乐家阿德勒发表的《音乐学的范围、方法及目标》中,阿德勒将比较法和进化论两者结合,首次把“比较音乐学”界定为一门“从人种学的角度对民族音乐进行比较研究”的学科,进而确立了该学科在音乐学内的地位。[2]自此,音乐人类学的前身诞生。

  20世纪早期,各类学派争相问世,各种学术观点层出不穷。以施图姆夫、霍恩波斯特等人为代表的柏林学派从十九世纪末开始便从事于音乐学、乐器学等研究,他们其中的多数学者们多针对原始部落音乐的本体特征给予实验室数据的比较分析研究,强调具有科学主义的本质主义学术研究。博厄斯是美国人类学之父,他最早为人类学提出了目的和任务。博厄斯非常强调“田野工作”的实践,注重从自身环境内审视文化的特性和价值,认为每种文化自身都是一个复杂综合的整体,批判文化传承的普遍性。

  20世纪30年代末,随着二战爆发,欧洲文化向美国迁移。比较音乐学在“柏林学派”和“美国学派”的不断交融下不断地发展,这也为民族音乐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3]荷兰音乐学家孔斯特在其著作《民族音乐学性质的研究、它的问题、方法及其代表性特点》中首次提到了“民族音乐学”一词,孔斯特倡导民族音乐学应是研究世界范围内所有民族的音乐,这一观点一经提出便在欧美引起了巨大风波,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成为民族音乐学形成的重要标志。

  20世纪60年代,美国各类学科开始不断涌现。“音乐人类学”是一门首先在西方兴起的学科,在以“音乐人类学”作为学科名称的这一阶段里,音乐人类学的研究重心转移到了美国。[4]音乐人类学家梅里亚姆在《音乐人类学》中提出“音乐人类学”的概念,在该书中,梅里亚姆利用世界区域内许多音乐行为的范例,融合音乐学与人类学两门学科的研究方法,对音乐人类学这一学科作出了清晰的定义,并明确提出:“音乐也是人类行为的一部分”。在这之前,对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音乐结构方面,强调的是音乐学的构成,而对人类学这一方面有所忽略。该书的目的则是试图去填充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内存在的不足,提出以音乐当作人类的行为而进行研究,明确其从人类学入手对音乐进行研究的相关思路,并作用于音乐学方面,增加在广阔的行为研究规则方面的知识。[5]梅里亚姆认为,“音乐人类学是文化中的音乐”,在多方面对音乐进行研究的文化背景下,梅里亚姆所提出的关于“音乐人类学”之称呼开始被更多的学者们接受认可,“音乐人类学”这一学科名称正式确定。
 

 
  (二)国内音乐人类学学科沿革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音乐人类学开始被引入中国,至今已有四十余年。而在被正式以“音乐人类学”命名的学科发展历程中,其发展史至少可以追溯至上世纪初。20世纪初,音乐学家王光祈在《东方民族之音乐》中将比较音乐学的方法引入国内,率先提出了“比较音乐学”的理念。此后,随着国内以民间音乐为主要研究对象的音乐学课题在国内逐渐兴起,越来越多的从事于收集、整理和研究中国民间音乐的协会和机构争相问世,1980年,“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概念在学术界出现并被广泛运用,多种学术观点相继涌现,各类关于民族传统音乐的报告以及研究论文逐步系统化、科学化。随着人们开始尝试以新的视角去探索不同的文化,梅里亚姆提出的“音乐人类学”的概念逐渐引起国内学者们的关注,洛秦、胡斌等学者们相继发表一系列著作与论文,推动了该学科在国内的发展,“音乐人类学”这一学科称谓最终在国内学术界被广泛接受。

  随着时间的推移,从最初的摸索记录音乐,到研究音乐,再发展至探寻音乐与人类及其行为之间的关系,音乐人类学在历史的长河中开始逐渐显现自身的地位,而其自身的发展历程也成了音乐人类学学科需要研究的领域范畴。音乐人类学的发展经各学科的融合演进,获得了新的发展,使得音乐人类学的学科身份得以革新。此时的音乐人类学已从梅里亚姆时代进行转换,其主导理论范式早已转换,考察重心也成了更为深层次地理解、阐释音乐文化而进行的各类社会论题探讨而非单纯地寻求声音本质和规律。音乐人类学经历多个阶段的发展,最终成型为一门复合型学科。
 

 
  二、音乐人类学学科主要成果

  在音乐人类学的学科探索过程中,国外学者们在不断地尝试过程中形成独特的研究视角。20世纪80年代,音乐人类学传入我国后迅速发展,在几十年里涌现出了一系列丰硕的研究成果,在全球音乐人类学学科范围内挥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此基础上,国内外的研究者们逐渐提高了对音乐人类学学科的重视,与音乐人类学相关的专著和论文等成果也日益增多。[6]

  (一)期刊论文

  研究者们对于音乐人类学的研究多集中于以下几个领域:音乐人类学研究的方法论、音乐人类学视野下的个案分析、音乐人类学的发展与现状等。

  其中,胡斌和洛秦的《中国经验的音乐人类学学科理论与方法探索》(2021年)、徐欣的《为表演“记谱”——音乐表演民族志的视觉化描写与分析》(2023年)、吴艳的《比较音乐学柏林学派方法论回顾》(2019年)等运用音乐人类学研究的方法论,对音乐表演的内涵进行观念与样式上的深描,探索了国内外在不断实践、革新和总结历程内该学科的发展现状;胡斌的《音乐人类学视野下国内城市音乐研究回顾》(2022年)、王竞雄的《音乐人类学视域下的中韩“农乐”祭祀乐舞共性研究》(2022年)、熊晓辉的《土家族土司傩舞的象征意义与传统表述:一种文化人类学解读》(2020年)等立足于音乐人类学这一学科,对国内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不同民族音乐文化进行了详细论述,阐述了在音乐人类学学科视角下各地域音乐的表征意义与内涵;吴洁的《历史的今天与今天的历史——再议历史音乐人类学》(2023年)、赵书峰的《城市音乐人类学研究新思考》(2021年)、李爽霞和陈梦琳的《中国音乐人类学研究回顾与展望》(2022年)等从音乐人类学学科发展的时间脉络出发,回顾了该学科的发展历程,并对现阶段的学科发展进行了再思考。除此之外,还有部分期刊论文是对音乐人类学领域内的学派、学者及其重要研究成果进行深度剖析,如王帅红和凌珂的《梅里亚姆音乐行为理论研究》(2018年)对梅里亚姆三维模式的确立以及其背后的分类逻辑、价值取向进行了深度挖掘,并论述了其研究音乐行为所阐释的核心问题;赵书峰和余媛的《双重音乐能力》(2022年)对胡德所提出的“双重音乐能力”理论进行的深度挖掘,追溯了其理论概念背后的深刻内涵,从文化、语言、政治等多角度论证了这一理论的功能意义,并论述了这一理论在西方以及国内的实践运用下所获得的丰硕研究成果;吴荣华的《中国民族音乐学三个核心论点之评说》(2020年)聚焦于“本土话语权论”“超音乐本体论”“加之相对论”等国内民族音乐学界的三个核心论点,论述了三个论点存在的不足,客观评说了其对民族音乐学学科发展的重要性。

  从上述论文中,可看到研究者们从理论层面着手,探讨了音乐人类学这一学科的学科身份、学科特征、研究方法以及音乐人类学学科的历史发展脉络等各个问题,同时也有部分学者从人类学的角度去看待民间音乐,通过各种音乐行为与活动去探索音乐中蕴含的文化特征以及音乐在这些背景下形成的原因,分析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以及不同种群中所具备的多样特征及意义,[7]这些成果在音乐人类学界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二)学位论文

  音乐人类学这一学科在国内也引起了各高校博士、硕士们的关注,在目前所见的研究成果中多从音乐人类学的视角对某一特定地域的音乐文化进行研究,如:刘珺雅的《音乐人类学视域下永新中小学红色音乐教学调查研究》(2022年)、李娟的《城市音乐人类学视角下西安方言流行歌曲考察与探究》(2022年)、李梦捷的《阜阳民歌的音乐形态与演唱风格探析》(2021年)、顾君嘉的《音乐人类学视野下镇江鼓乐的调研与分析》(2020年)、贾文静的《山西平遥盲书说唱队的音乐人类学分析》(2020年)等。此外,林艺婷的《1980年代以来西方音乐人类学家在中国的三个个案》(2023年)聚焦于韦慈朋、李海伦、施祥生三位西方学者在中国的田野调查及对中国音乐的实地研究,探讨了中西方音乐的相互影响以及互动的意义;王帅红的《梅里亚姆、内特尔音乐人类学理论的比较研究》(2014年)运用文献研究和比较研究等方法,对美国两位不同时期的音乐人类学学者进行了全局性的比较研究,分析了两者之间的音乐人类学理论内涵,并解析了两者之间的理论内在关联;张思齐的《管建华世界音乐教育观念研究》(2020年)、李佳琦的《洛秦音乐史学研究探析》(2018年)分别对近现代两位音乐人类学家管建华以及洛秦的教育观念、研究成果以及学术范式等进行了分析与解读。

  (三)专著与集成

  目前音乐人类学研究的主要专著有:管建华的《音乐人类学导引》;萧梅和韩钟恩的《音乐文化人类学》;熊晓辉的《音乐人类学论纲》;萧梅的《田野的回声音乐人类学笔记》;宋瑾的《后现代思想与音乐人类学》等。

  其中,管建华在《音乐人类学导引》中说明了什么是音乐人类学,同时书中运用了心理学、人类学等多种学科理论知识对音乐人类学的历史与流派、音乐概念和行为、音乐与社会文化结构等内容作了详细论叙;洛秦的《音乐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导论》尽可能全面地反映出音乐人类学这一学科的各个方面,即包含较为完整的学科发展历程、典型的学科理论与方法等,并结合实例对大量基本理论概念与学术问题进行论证和剖析;熊晓辉的《音乐人类学论纲》从音乐人类学的概念与定义、研究方法与学科观、理论探索等七个方面系统地对该学科进行了介绍,为这一学科的学习者提供了全面系统的学科框架;宋瑾的《后现代思想与音乐人类学》将音乐人类学与后现代思想相结合,指出“音乐人类学经历了一个从本质主义到反本质主义的转化过程。”杨民康的《音乐民族志方法导论:以中国传统音乐为实例》一书以“民族音乐学与文化人类学”“音乐民族志研究的观念立场”等三个部分作为理论框架,具体涉及民族音乐学基础理论和音乐民族志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两个方面,将民族音乐学在常规方法论和文化哲学观上进行了不同层次的划分。总之,尽管音乐人类学传入我国的时间尚短,但是经过长期文化发展,音乐人类学这一学科如潮水般涌动,其发展在我国呈现出不断上升趋势。[8]

  此外,始自1980年,国内的学者们便开始对国外重要研究文献进行了翻译工作,从研究对象、范畴、所具的特点等角度对音乐人类学这一学科进行了介绍。其中,有关于音乐人类学研究的专著有:德丸吉彦的《民族音乐学》(2000年)以自身对民族音乐学的思考的概念出发,对民族音乐学的历史、思考方法以及民族音乐学的传承、变化等内容进行了论述,同时书中试图更为详细地阐述民族音乐学的进行,在最后几个章节的内容还涵盖有贝多芬、民俗音乐以及大众音乐。同时,书中还明确指出:不认为还存在着民族音乐以外的音乐;海伦·迈尔斯的《民族音乐学概论》(2014年)对民族音乐学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探讨,系统地论述了该学科的学科理论以及研究方法;布鲁诺·内特尔(Bruno Nettl)是美国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先驱,其对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影响深远。他的著作《民族音乐学研究:31个论题和概念》(2012年)总结了民族音乐学完整的历史,书中内容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研究的是世界上的各种音乐,其次为田野调查的章节,紧接着说明如何研究文化中的音乐以及如何研究各种范畴的音乐。由此可见,国外学者们更加注重于对音乐人类学学科框架、学科方法以及学科历史等理论进行研究,并在不断深入的研究过程中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

  三、音乐人类学学科展望

  (一)完善学科体系


  一切发展都是逐步发现和解决矛盾的过程,学术发展也不例外。音乐人类学是实践与理论相互结合的学科,在国内外长时间的发展历程里,既存在着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又有实践对理论的偏离。目前,在多元化的学术背景下,开拓音乐人类学学科新的研究领域,应结合现代化的发展,建立多维网,使其朝着更为规范化、现代化的方向前进。在此基础上,音乐人类学这一学科才得以进一步构建与规范,奠定相对完整的学科体系研究范式。随着越来越多的学科相互融合,音乐人类学学科领域内的跨学科研究成果也日益突出,加强音乐人类学的学科建设,深入研究广度与深度,从而能够有效促进音乐人类学的发展,深化跨学科互动交叉研究,使得该学科能够与其他学科更好地融合从而拓展更为丰富的学科内容,进一步提升促进该学科更为健全、完善地发展。

  (二)深化学科内涵

  作为一门运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去研究人类一切音乐活动与音乐行为的学科,音乐人类学是对音乐、对人类所有“声音”不断进行探索的一套学术理念,并在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中去对不同的声音进行观察、记录和思考。然而,哪怕是同样一种声音,因时空背景以及文化差异等各种因素,对其进行的理解也存在差异。在音乐发展的早期,人们常常以固定的思维模式来理解音乐,这可能会使得不同的人群对音乐产生误解。因此,在现今的学术发展中,不能再局限于把音乐当作对象去理解,而更应该去关注音乐与人之间的相互关联以及音乐背后所蕴含的意义。音乐人类学的“中国经验”研究模式体现在音乐人类学的历史视角和音乐史研究的人类学思想上,它打破了以往研究领域的壁垒,拓宽学术视野,促进学术领域的深入发展,也有助于研究者们对其进行更深层次的理解。立足于实际,积极挖掘各类地方音乐,并将其融入音乐人类学学科的研究中去。

  (三)拓宽研究视野

  音乐人类学这一学科在20世纪迅猛发展,从最初的以西方音乐作为参照的比较音乐发展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视野范围内的多样化的音乐研究。在其从“欧洲中心论”发展到多元化的音乐比较的过程中,音乐人类学在理论以及田野实践上都不断融入吸收了现代多学科的成果,同时在其自身向前发展的同时,也为其他学科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理论成果和实践范式。拓宽研究视野,得以让音乐人类学这一学科能够吸收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等其他多学科知识,实现学科内部各个子学科之间的相互交融,对该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在各子学科体系发展迅速的环境背景下,开拓音乐人类学学科本身学术视野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音乐人类学作为世界音乐人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跨学科跨文化的独特性得到了迅猛发展,在历史的舞台上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各种音乐文化研究领域都有音乐人类学渗透的痕迹,如跨文化研究、认知人类学、影视人类学、应用人类学、解释人类学等等。而扩大音乐人类学学科的学术视野,拓宽子学科之间的桥梁,同时在此基础上深化学科内涵,推动学科向更深的层次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结语

  当前,音乐人类学研究正处于一个新的迷茫时期,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外部环境使得学科本身的许多问题不可避免地显露出来,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有助于新时期音乐人类学学科的发展。现如今,对于音乐人类学的研究不仅仅是宏观规律的总结,其也不仅限于此,当下音乐文化与音乐事件的复杂性也证实了这一点。[9]通过音乐人类学这一学科对各个个体以及个体周围的音乐事件进行研究,或将成为当下或未来的研究热点。

  参考文献

  [1]洛秦.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与经验的反思和发展构想(上)[J].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2009,(01):48-73+4.

  [2]孟凡玉.音乐人类学的范畴、理论和方法[J].民族艺术,2007,(03).

  [3]陈曦.音乐人类学的研究视角及发展[J].大舞台,2012,(03):33-34.

  [4]熊晓辉.对当代音乐人类学发展的思考[J].衡水学院学报,2009,11(03):52-55.

  [5]管建华.音乐人类学导引[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4.

  [6]刘哂吸.音乐人类学学科发展历程及研究现状[J].民族音乐,2020,(05):10-14.

  [7]邹宗容.音乐人类学的学科研究现状及评价[J].黄河之声,2021,(07)

  [8]熊晓辉.音乐人类学的本质[J].民族音乐,2008,(05):8-10.

  [9]金楠.规律性客观性方向性:音乐人类学发展三题研究[J].青海民族研究,2015,26(04):6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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