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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满族作家周建新以辽西兴城为文学灵感源泉,创作了大量反映满族原乡生活的小说,构建起具有满族文化与生活特色的文学世界。在他的小说中,满族对自然的敬畏诠释了他对现实生存的忧患,历史与神话故事、民间传奇相融合的独特叙事寄寓了他对满族古代传说与人文关怀的美好想象,他对乡土空间与人情的抒写体现了满族故土难离的悲悯情感。通过仪式书写的角度探析周建新小说的满族叙事,展现他对当下民族生存、历史文化、乡土发展的深切关注。

  关键词:周建新;小说;满族;仪式

  当代满族作家周建新立足于家乡辽西走廊,用真实、冷静、讽喻的笔锋书写故乡的自然、历史与乡土生活,构建起新时期多元的东北现实叙事美学。除了彰显浓郁的地域特色,他还在小说中展现满族丰富且独特的宗教、神话与人情,形成其鲜明的满族叙事内容与风格。围绕周建新小说的研究,前人主要从地域文化的彰显、历史与现实的碰撞、人性畸变的洞悉等维度进行解读,而未有从仪式书写的角度对其展开探寻与挖掘。仪式是人类学的一个重要概念,中国早在古代典籍《淮南子·修务篇》中就有阐释仪式的记载:“设仪立度,可以为法则。”[1]国内当代人类学专家彭兆荣认为,“仪式不仅属于一种历史形貌的展现形式,也是一种人们参与和认知的内容。”[2]法国人类学者爱弥尔•涂尔干则提出,“仪式是各种行为准则,它们规定了人们在神圣对象面前应该具有怎样的行为举止。”[3]随着时代与学科的演变发展,学界对仪式的解说各有不同,无论是小至日常家庭聚会中的礼节问候,还是大至国际体育赛事的开幕式,仪式始终是人类社会实践中的一种行为或规范,具有神圣性、规定性、历史性、集体性等特点。文学是人学,仪式为文学提供历史文化的记忆,文学为仪式注入诗画想象的美质,仪式成为构建人类学与文学之间的一座神奇的桥梁,两者互为映照、相连融通。文学作品中的仪式不仅是人类民俗实践、礼仪行为、节庆场景的再现与描摹,也成为文本特有的表现手法与叙事模式。从仪式书写的角度解读周建新小说的满族叙事,不仅有利于理解满族传统文化的深层寓意,更能从文本叙事角度爬梳作家的创作初心、叙述手法与情感态度,从而折射出在时代洪流冲刷与文化碰撞交锋下民族集体的心灵图景与文化倾向。

  一、海洋生态小说中敬畏自然与生命的仪式素

  “仪式”一词最早出现在《诗经》中:“我将我享,维羊维牛,维天其右之。仪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4]诗中的“我”“羊”“牛”“右”“文王”作为祭祀的主体、器物、言行、对象,它们不仅构成庄严整饬的仪式过程,也成为文本中仪式叙述的必要元素:“在仪式叙事的整体架构中,仪式素是最基本的表现单位,它指的是文本对国家仪式、社会仪式、宗族仪式、家庭及个人仪式等行为的描写。”[5]151除了仪式中的行为描写,对日常禁忌、礼节中的语言表达、习惯性或重复性行为的叙述和描摹,都构成文学叙事的仪式素,潜藏仪式的丰富寓意,体现作者的创作意图。

  信仰萨满教的满族奉行“万物有灵”的宗教观念,认为自然万物皆有生命与灵魂,具有人格化,并且赋有神性。因此,满族在日常生活中形成很多禁忌。在周建新的海洋生态题材小说中,他通过叙述当下辽西沿海百姓生活中的仪式、神话与禁忌、日常行为来展现满族朴素的自然观。《蓝海胆》讲述渔民范天仓为挣钱供儿子小满上大学以及让妻子春芳容颜永驻,他在禁渔期出潮捕捉海蜇和有美容功效的蓝海胆。出潮前,范天仓去拜祭海神娘娘以求平安。正当范天仓诚心焚香膜拜时,一个小孩突然打破拜祭仪式的庄严与宁静:“小满,我发现了个秘密,你妈和海神娘娘长得太像了。”[6]209一句童言挑明范天仓心底的隐秘与禁忌,他早已明晰海神娘娘与妻子面容相像,只是出于对神明的尊崇而没有道破。“海神娘娘是神仙,自己的妻子呢?不过是个凡人,拿凡人比神仙,那是罪过。”[6]209仪式中小孩出言对神明的不尊预兆此次出潮并非平安顺遂。而蓝海胆不仅是深海珍品,更是神话中“海神娘娘的肚脐眼儿”,范天仓在禁渔期捕捉蓝海胆,既是对海洋稀缺生灵的侵害,更是对海神的亵渎。结果,范天仓虽然捕获了大量海蜇,也成功捉到蓝海胆,却在返程中遭遇风浪的突袭,心脏不慎被钉子刺穿,最后在妻儿的怀抱中离去。对神明不敬的童言以及出潮的对象蓝海胆,皆作为仪式素成为小说情节的叙述端口,为范天仓的命运铺下一根暗线,预示着最终的悲剧,也为人类有违自然规律、过度掠夺资源、侵扰生态敲响了警钟。
 

 
  同样讲述渔民出海故事的《斑海豹》则建构起另一个现实与荒诞对话的生态图式。小说主人公范老桅在一次出潮中无意捕到一头雌性斑海豹,并发现它即将临产,斑海豹在他悉心保护与照料下顺利产子。万物皆有灵性,斑海豹在离别时欢乐的舞姿与依恋的目光使范老桅眼前的海牲口由“它”变成了“她”,他热切地称其为胖妞,胖妞作为日常称谓的仪式素抹去了人与动物间的界限,也缔造了一种心灵相通的仪式:“从此,范老桅续上了与胖妞每年一度的约会。”[6]243过后每年,范老桅与胖妞如约在初春的海面相会,范老桅照顾胖妞生育幼子,胖妞帮助范老桅捕捉渔获,两相获益,其乐融融。周建新用荒诞的手法叙述人与动物年复一年的约定以及关爱互助的行径,并非超脱现实与弱化自然禁忌理念,而是在敬畏自然之上表达现实中难以实现的人与自然共生相容的美好愿景。

  无论是《蓝海胆》中自然对人的惩罚,还是《斑海豹》中人与自然的相融,周建新以满族宗教信仰中对自然与生命的敬畏,化作他笔下鲜活的仪式素,唤起新时期中华民族对现实生态的深切关注,并引起更远大的共振与共鸣。

  二、历史小说中仪式化的古代神话与民间传奇

  仪式不仅展现人类实践与观念的规定性,它还具有象征性和演绎性。在古今中外文学作品中,作者采用不同的角度与手法传递情感与信息、表现丰富的艺术性,比如曹雪芹通过对元妃省亲一事的铺排,展现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下亲情的可贵;托尔斯泰以安娜之眼刻画舞会上贵族们的举手投足,彰显了权贵的虚伪。这些书写展现了作者独具匠心的叙述手法,它们是作者“建立在对叙事空间、时间、视角等要素的表现之上,以对叙事情节的类型化描述、独特的观察方式、书写角度的选择以及可渲染的内容”,[5]152形成“具有仪式内涵”的仪式化书写。这对小说叙事模式的架构与叙事意义的张扬无不起到关键的深化作用。

  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原始宗教,萨满教发展至今,其文化未曾断续,这得益于沟通人神的媒介—萨满。萨满兼具巫师与医生的角色,他们在跳神仪式中唱诵流传千百年的神话与神歌,用来召唤神明,为百姓降妖祛病。“先民传承下来的神话与神歌,陶冶着该民族的子子孙孙。”为满族的心灵埋下“一颗擅长营造艺术空间放飞文学遐想的种子。”[7]76神奇瑰丽的叙事文化不仅为萨满教葆有传统宗教文化创造了珍贵条件,也培植了满族热爱讲故事、擅长讲好故事的民族传统。纵观古今满族作家,曹雪芹、文康、老舍、端木蕻良、舒群、关沫南、赵大年、朱春雨、叶广芩、孙春平等,皆是中国文学史上杰出的说书人。周建新也继承了满族的优秀叙事传统,他努力挖掘满族原乡的历史材料,形成其历史小说独特的仪式化书写。《王的背影》是周建新对满族民间神话、先祖英雄进行回溯的一次深情表达。他把目光聚焦于满族先祖努尔哈赤及其兄弟子侄统一女真各部、开拓基业的历史轨迹上,把萨满传说以序章、引言的形式穿插在英雄成长、至亲反目、儿女情长、沙场征战等诸多情节的叙述中。如小说在讲述努尔哈赤年少的成长经历,开篇便赋以满族天父神阿布凯恩都里与地神讷妈妈的创世神话,通过展现满族先民生存的艰险,映衬少年努尔哈赤成长的曲折坎坷。又如作者把佛库伦仙女诞下爱新觉罗部落先祖以及抓罗格格、女丹萨满保护各自部落的故事作为前言,开启对满洲第一美女东哥传奇人生的叙述,延伸出女真各部落纷争的历史悲剧。再如作者在叙述努尔哈赤侄子阿敏开疆拓土一章前,把三音贝子、阿格达、朱拉贝子等满族民间保护神英勇卫民的故事作为楔子,由此反照出努尔哈赤与阿敏之间表里不一的微妙关系。周建新巧妙地将满族古代神话文本与围绕努尔哈赤发迹的历史文本进行多重互文叙述,构建起神话与历史、预言与暗喻、轻盈与厚重相融合的仪式化书写,为小说的历史叙事抹上神秘、浪漫的底色,也使历史故事的叙述更富弹性和张力。

  除了擅长讲述满族古代神话传说与英雄历史故事,周建新也钟情于把近现代辽西满乡的历史糅合在小说创作中,化作一幅幅民间传奇画卷。《**,1900》借痴迷中国书法的西洋神父卜右林和背离家族传统的中国学生“我”的视角,展现东北小城宁远在八国联军侵华和义和团抗击列强之下的动荡。《锦西卫》和《香炉山》叙述了以青年战士张天一为首的东北抗日浴血故事,重现20世纪30年代锦西抗日英雄儿女跌宕悲壮的血色人生。《塔山兄弟》讲述的是塔山阻击战中塔山村朱家一对亲生兄弟命运各异的故事,书写解放战争中人们对亲情离散的无奈和人性泯灭的悲恸。《收获》反映了20世纪60年代初困难时期辽西农村老地主何其美一家不计前嫌帮助生产队渡过难关,凸显苦难中人的智性思考与良善人性。周建新曾表示:“我不过是从民间的角度,还原一下历史,诠释一下历史的另一种可能。”[8]4他以家乡作为文学创作的原点,把宏大历史图景下民间的生命个体凝聚在现实与虚构的纵横轴之间,以“他者”视角再现鲜活的历史故事。这成为周建新历史小说叙事中不见磅礴之躯却感恢宏深厚之意的仪式化书写,也是他对沉浮于故土历史烟云中每个平凡生命的诚挚回望与致敬。

  三、乡土小说中凝结在原乡大地的仪式感

  仪式诞生于人类原始社会,它是原始先民“求助于对神秘物质或神秘力量的信仰的场合时的规定性正式行为。”[9]原始社会的泛神理念催生了众多图腾崇拜、神明祭祀的仪式行为,还赋予其神圣、诡秘、庄重的仪式感。在众多文学作品中,作者也在文本叙述中彰显着仪式感,小说叙事中的仪式感是读者“从文本人物的发展和叙事内涵中生发出的直观感受,在叙事的推动下升华到更高层次的精神感受”。[5]154如罗贯中对桃园三杰结义的环境及言行的叙述,透露着欣喜畅快、豪迈自在的情感体验;又如海明威在圣地亚哥梦境中创设的狮子意象,让读者感受到人与自然抗衡的坚强与无畏。一部文学作品能否引起读者的共鸣,关键在于作者能否使最真实动人的情感直击读者的心灵。而小说中的仪式感恰是展现作者情感世界在照耀现实生活中的有力书写。
 

 
  满族起源于我国北方,在过去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寒冷的气候、外族的侵袭、部落间的纷扰导致满族长期处于居无定所的迁徙状态中,这形成满族对美好安稳的故土家园无比依恋的集体无意识,也促使满族作家通过书写乡土与人生的苦涩来倾吐世事变幻的悲情,从而形成具有悲悯情怀的民族文学传统。周建新在辽西乡土题材小说中通过对故土空间的变异、故土情感的失落的叙述,表达当下满族对现实人生的悲怆与忧患。《分裂的村庄》讲述世代不睦的霍、林两村因城市化发展所带来的高速公路而被彻底分裂开来。霍家村村长老霍抵挡不住钱权的诱惑,私自把霍家村文物点将台卖给商人张大能,以撬取点将台下的泥土作修建高速公路之用。当点将台泥土被挖空后,张大能又暗地里把它转卖给环卫处作为城市垃圾的填埋场,无声无息地把霍家村的饮用水源荼毒殆尽。个人私欲在城市化进程中变成合理诉求,不仅侵蚀村庄的公共财富与历史文化,还造成故土家园毁灭性的变异,村民的生命岌岌可危。相反,未被城市文明与金钱利欲侵染的林家村则依旧青山绿水,村民颐养天年。周建新把象征城市现代文明的高速公路作为剪裁乡土空间的利剪,一边剪出钱权疯长、生命委顿、情感割裂的“污托邦”霍家村,另一边则裁出宁静天然、福厚寿延、淳朴和善的世外桃源林家村。周建新构建起两种不同乡土空间作对比,暗喻当下中国农村的发展现状,在荒诞中透射出一种忧思之感。

  城市化进程不仅影响农村的生存空间,也让扎根故土的人们迷失方向。《街灯不语》叙述兴城羊安堡“我”的三爷周不语的故事。年轻时三爷因一次开山炸炮的意外而失聪,性格自始变得孤僻,继而“失语”。后来村里让三爷做庙台旗杆街灯的守护人,“失语”的三爷虽然依然沉默,但有街灯的陪伴而变得热情开朗。他不仅为村里精心制作一对结实精美的羊皮街灯,还用他一生的时间去守护乡村的安宁。羊皮街灯成为三爷的化身,也是三爷一生情感的寄托。但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太阳能灯取代三爷的羊皮街灯,他守护庙台的功能与价值就不复存在了,三爷的生活与情感瞬间遁入迷宫。代表着乡土传统文化和故土凝聚力的羊皮街灯的熄灭,三爷守护故土的情怀与生命也随之消散凋零。作者通过三爷的一生起伏来观照中国农村科技的发展变化,展现对个体生命价值淹没在时代急速步伐中的隐忧与无奈。“快速城市化的乡村,不仅仅是《街灯不语》,很多事情,都让我们无语,家族没了秩序,道德没了底线,利益让芸芸众生趋之若鹜,作家只能空悲伤”。[8]3周建新在叙述城市化给中国农村带来便利和喜悦的背后是故土情感“失语”的悲凉,形成一种具有满族悲悯情怀的新时期诠释。

  四、结语

  一个敬畏自然与生命、心怀历史与故土、懂得苦难与悲悯的民族,必然是一个真诚、善良、包容的民族。周建新用他真实、诚恳的心灵展现辽西大地的生活面貌和人生百态,以饱满的热情书写满族的信仰、历史与乡土,并非在刻意彰显民族个性,而是在诠释他身为新时期满族作家的责任与担当:“保持文化的差异性,保持各种文化在交融中的相对独立性,才能保护住我们丰富多彩的世界。”[10]民族的团结融合与多元一体始终是当今时代发展的主题,周建新正是用以异求同的初心通过叙述满族的社会生活与精神内核展现中华民族集体的发展与变化。因此,用仪式书写这把钥匙走近周建新的小说世界,所看到的不仅是时代嬗变中众多满族个体成长变化的人生旅途,更是折射出全球语境下城市现代文明和乡村传统文化碰撞中各民族个体命运的无常,这体现了像周建新那样的众多少数民族作家对当下全人类社会现实变幻、人性冷暖的忧患与悲思。

  参考文献:

  [1]陈广忠.淮南子[M].北京:中华书局,2012:1144.

  [2]彭兆荣.人类学仪式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17.

  [3]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渠东,汲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50.

  [4]程俊英.诗经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625.

  [5]马硕.小说仪式叙事研究[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9(5):150-156.

  [6]周建新.平安稻谷[M].大连:大连出版社,2015.

  [7]关纪新.满族小说与中华文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8]林喦,周建新.文学无疆,作家永远是孤独的旅行者—与作家周建新的对话[J].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4(6):1-5.

  [9]维克多·特纳.象征之林—恩登布人仪式散论[M].赵玉燕,欧阳敏,徐洪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19.

  [10]周建新.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满族卷:前言[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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