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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加强社区治理是推进社会高质量发展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石。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明确指出加强基层智慧治理能力建设,提高基层治理数字化水平。同时,伴随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数字赋能、社区数字化转型成为大势所趋。如何发挥数字优势,规避数字劣势,多维度、多途径实现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值得深思与探究。基于此,文章基于江苏省南京市多家社区的调研,阐述数字经济背景下南京市社区治理现状,然后基于现状提出数字经济背景下南京市社区治理的建议,以供参考。

  [关键词]社区治理;治理能力现代化;数字经济;南京市

  0引言

  社区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实现数字化转型,最大化发挥数字技术的优势,这是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南京市作为东部地区的领军城市之一,数字化社区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拥有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本文选择南京市社区作为研究对象具有一定的可信性和普适性。笔者在研究前期走访了南京市十余家社区,与社区负责人、居民、第三方公司等主体进行了深入交流。在调研过程中,笔者发现南京市多数社区在创新治理模式和推进数字化转型的道路上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问题也不断凸显,严重阻碍了社区治理智能化的实现和居民幸福感的增强。未来,南京市社区仍需要从治理评价、治理目标、治理主体、治理方式等多个维度发挥数字化的优势,以适应时代变化,满足人民之需。

  1研究背景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提高基层社会治理水平,推进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有利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让基层治理工作真正做到以人为本。社区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神经末梢”和基本单元,需要实现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但是,基层治理工作仍面临治理手段单一、治理效率偏低、群众的政治诉求和参政热情难以得到满足等多方面的问题[1],基层治理体系建设与治理能力提高仍有较大空间。

  伴随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运用,数字经济应运而生。数字要素不断与传统经济要素融合,为社会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数字经济已被视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在很多国家的战略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我国“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要迎接数字化时代,加快建设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的步伐,以数字化转型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2]。当前,我国数字经济整体发展水平已跻身全球第一梯队,同世界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并呈现出以下4个特征:数字产业化稳步发展、产业数字化不断提速、数字化治理成效显著、数据要素市场建设持续推进[3]。

  数字技术的本质与基层治理核心理念高度契合,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力支撑[4]。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更是明确指出要加强基层智慧治理能力建设,提高基层治理数字化和智能化水平。在数字经济和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两大时代背景下,“智慧社区”“未来社区”的概念应运而生,数字经济和社区治理服务耦合发展已经成为大势所趋。近年来,各地纷纷开展积极探索,创新社会治理模式,以数字化改革赋能基层治理实践,不断推进技术与治理、数据与应用的融合,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也有部分社区剑走偏锋,陷入了“好像什么都改变了,却又什么都没有改变”的内卷化状态,单纯比拼技术而忽视了居民现实需求,不能针对性地利用好数据资源,陷入了数字形式主义泥潭。

  2数字化时代南京市社区治理现状

  2.1现有成就


  南京市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不断推进社区治理数字化转型,积极探索数字经济背景下数字要素如何充分赋能社区治理,形成了多批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社区治理实验区,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同时,各个区还根据自身情况量身定制了各个特色模板,创新了主体多元、形式多样、理念先进的治理方法。例如,建邺区打造了“五微共享社区”,实现了基层党建与社会治理有机融合;秦淮区打造了“街坊”小程序,探索出“商业+治理”新模式,着重在社区服务、供应链市场衔接、提升管理效率等方面扩大为民服务覆盖面,使基层治理朝着智能化、精细化方向纵深发展,进而不断增强社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2问题与挑战

  2.2.1信息壁垒现象凸显


  南京市多数社区正在探索社区治理数字化转型的路径,但社区治理数字化转型的主管部门模糊,以及社区获得数字信息的横纵向沟通渠道不畅通。传统条块化政府管理模式使得信息碎片化,分布在不同的职能部门,行政壁垒现象加剧,进而衍生出信息壁垒问题。受到信息安全、手续烦琐等多方因素的影响,各个部门间数据不能动态共享、联网交互,数据库的信息不能“活”起来,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5]。部门内部权责不清,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流不畅,久而久之“信息孤岛”问题成为南京市多数社区治理数字化转型的瓶颈,数字要素流通性价值大打折扣。

  2.2.2高素质人才缺失

  社区治理的执行者和对象都是人,实现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要从根源出发,引进或培养一批理念先进、技术过硬的复合型社区工作者。但南京市多数社区在社区治理中存在高素质人才不足的问题。大多数社区管理人员毕业于行政管理、公共管理、社会工作等管理类专业,部分欠发达地区的社区管理人员甚至多为退休干部、大中专毕业生等。一方面,南京市传统人才培养体系没有适应时代变化,对符合数字经济发展要求的社区工作者供给不足;另一方面,社区激励机制不完善,多数社区负责人反映社区工作岗位的薪酬和福利待遇对高层次人才的吸引力不足。这导致社区工作人员队伍出现了专业不对口、学习能力弱、数字技术整体应用水平低等问题,缺少复合型人才,无法满足社区治理信息化建设的技术要求,面对大量信息很难科学有效地进行数据分析,难以挖掘出数据背后的价值。

  2.2.3财政支撑力度不足

  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建设、高素质人才的引进、系统的日常维护、数据的收集和整理等都需要花费大量资金,尤其是数字基础设施价格昂贵,一旦出现问题还需要大量资金进行维修。同时,因为设备故障导致的社区运行不畅,也会产生难以估计的成本。南京市各个社区财政支撑力度存在差距,多数社区的财政支撑力度不足。对于接受街道拨款的社区而言,引入数字化系统或设备需要大量财政资金的支持,但配备一套设备会占全年拨款的一半,加上后期的维护,庞大的支出让不少社区心有余而力不足;而对于自负盈亏的社区而言,尽管社区有相关产业提供资金支持,可以给社区带来收入进而引进设备,但同时也压缩了社区工作人员的福利待遇,引发新问题。

  2.2.4“数字鸿沟”问题严重

  从居民层面来看,年龄、受教育水平、身体状况、职业等有所不同,每个人的数字技术应用水平和学习能力存在较大的差异,大量“数字难民”涌现,社区治理中存在隐性的不公平现象[6];从社区层面来看,数字技术在经济条件较好的社区更容易得到主动推广与应用,经济基础较差或发展较为落后的社区则会因资源的限制而拒绝数字技术入场。此外,经过数字技术赋能的社区又会借助先进工具进一步提高吸引力,二者间的数字化治理水平差距会越来越大,居民享受到公共服务的公平感也被进一步削弱。

  2.2.5数字化转型形式化严重

  在自上而下的刚性考核压力下,“统计加估计”成为社区应对上级数据采集任务的策略,导致数字悬浮于社区治理过程,数字技术与社区现实的相容性不高,往往浮于表面,忽视了对数据资源的价值挖掘,以及对居民需求的调研和后期平台的运维。一些社区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还落入了只重视数据采集而忽视居民需求,只重视方法执行而忽视模式创新的形式数字化和表面数字化陷阱,甚至部分社区出现伪造数据,强制居民按要求填写问卷,将点赞量纳入工作绩效考核等极端行为。

  3数字经济背景下南京市社区治理的建议

  3.1坚持党建引领推动社区治理


  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指出:“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统筹推进乡镇(街道)和城乡社区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当下,需要牢牢坚持党对基层治理工作的全面领导以及在基层治理体制机制上开拓创新。一方面,南京市的社区要以党建为枢纽,强化社区工作的方向引领和战略策划,坚持党对基层治理的全面领导,在基层治理体制机制上开拓创新,深化社区党建联建。另一方面,利用数字化手段盘活数据资源,依托党建联盟契约化平台,推进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以“多元化参与”激发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活力,以“数字化改革”创新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方式,在党建引领下推动社区和居民的共建共治共享[7]。

  3.2强化数据共享互通,打破数据壁垒

  最大化发挥数字要素和数字技术在社区治理中的效能,关键在于数据开放、共享、流通,只有让数据“活起来”,协同其他传统治理要素,才能有效发挥价值。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一定要从两个维度打破“信息孤岛”现象。首先,要畅通各条块、各部门间的信息传输和沟通渠道,通过建立统一、开放、集成式的数据库和配套的信息采集、共享和应用机制,做到实时联动、协同治理,在最短时间内解决最多问题。其次,在同部门内部,要拒绝“九龙治水”现象,赋予各类治理主体合理的操作权限,如社区治理工作者、社区居民、第三方公司等多方主体协同发力,发挥各自优势,实现社区治理的降本增效。同时,在数据共享互通的同时,应当注重数据安全,厘清权责关系,为数据畅通解决后顾之忧。
 

 
  3.3加大对社区治理的财政支持力度

  不论是引进可以帮助社区推广并应用数字技术的高素质人才,还是引进数字化设备、维护动态数据,都需要大量的资金作支持。政府应加大财政拨款力度,简化社区资金申报的流程,鼓励社区扩大自主营收渠道,保障社区资金有效运转,进而助力社区治理数字化转型。

  3.4多方合作填补“数字鸿沟”

  一方面,社区要积极承担起消弭老年人“数字鸿沟”的职责,如组织社区老年人学习网络信息技术和数字产品使用技能,推出具有“适老性”的社区平台“老年人模式”,以便老年人应用数字技术,在过渡阶段增设线下办事通道或开放亲友代办等服务渠道。另一方面,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也应发挥好引领作用,树立清晰的权责意识,主动承担起相应的主体责任,并建立合理的协同机制,引导相关主体合力帮助“数字难民”跨越“数字鸿沟”。

  3.5建立新型社区治理评价指标体系

  社区是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主要提供场所,对在此范围内开展的治理活动或者产生的治理绩效进行动态、全面的评价,也是找出薄弱环节、提升治理能力的必要环节。国内外多数学者分别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出发,基于制度能力、社会资本、控制论的不同视角,设计了不同类型、不同侧重点的社区治理评价指标体系[8]。但对于数字经济背景下新型社区治理的效果评价,需要搭建数字指向性的评价指标体系,全面反映社区数字化治理水平和真实绩效,进而为社区未来搭建数字社区找到最大“发力点”。

  主要参考文献

  [1]曾智洪,陈煜超,游晨.吸纳式治理:城市基层治理创新的样本研究——基于杭州H工作室的案例观察[J].南方治理评论,2022(00):139-149.

  [2]王小林,兰松.基于计算社会科学方法的敏捷治理逻辑[J].社会治理,2023(6):4-17.

  [3]郭斌,杜曙光.新基建助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核心机理与政策创新[J].经济体制改革,2021(3):115-121.

  [4]姜舸,安同良,陈孝强.新发展格局下的互联网与数字经济研究:第二届互联网与数字经济论坛综述[J].经济研究,2021(4):198-200.

  [5]陈文.城市基层治理亟须破解“碎片化”问题[J].国家治理,2020(26):13-17.

  [6]赵福昕,孔陇.基层社区治理格局的耦合机理与建构路径:基于中国式现代化视角[J].领导科学,2023(6):97-102.

  [7]陈潭,刘璇.制度赋权、技术赋能与社区能动治理:中国式社区治理的三元里经验及其实践逻辑[J].理论与改革,2023(6):129-142,160-161.

  [8]田铮.社区治理绩效评估研究述评[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8(15):8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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