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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竹斋笺谱》由明末胡正言编撰而成，每页笺纸的中央都绘有图像，且图像体积较小。胡正言的《十竹斋笺谱》在其载体、工艺、图像与编辑原则等诸多方面共同象征了文人的身份。
一、载体、工艺与图像
胡正言在《题十竹斋画谱小引》中提到十竹斋出版书籍的受众为“有关于幽人韵士之癖好者”，且“愿与好事者同赏”。由此而知，无论是《十竹斋画谱》还是《十竹斋笺谱》，其受众都是“幽人韵士”，是与胡正言有着共同兴趣爱好的“好事者”。
《十竹斋笺谱》不仅承担着传递信息的功能，其更是明末文人士大夫的赏玩之物。有李于坚在《十竹斋笺谱·小引》中评价胡正言：“特出所刻‘笺谱’为玩。”另有鲁迅给予《十竹斋笺谱》极高的评价，称赞其是“明末清初以来文人士大夫清玩之最高成就”。“为玩”与“清玩”都道明了《十竹斋笺谱》的另一功能，即供赏玩之用。此外，由于十竹斋的出版物多有效仿者，因而胡正言在其《十竹斋画谱》中曾声明：“原版珍藏……近有效颦，恐混鱼目……”“珍藏”二字亦是明确了十竹斋出版物中的珍藏、赏玩之用。
另有明末杨梦衮将笺纸收入宝玩之类目，并评说：
“纸之属有五色、金花及研光诸笺，要以洁白为主，宜书堂，宜石室，宜花间题咏，宜窗下临摹……宜乘间作小画……宜遣性题新诗，珠玑错落。”
杨梦衮认为，明时期的诸笺纸要满足多种条件：不仅要有多种雅致的色彩与样式，更要以洁白为主，有精致巧妙的图案，能够适于文人在各种高雅的场合下题诗咏怀。亦有袁宏道在谈当今风尚时道：
“古今好尚不同，今薄技小器皆得著名，铸铜……窑器……漆器……经历几世士大夫宝玩欣赏，与诗画并重。”
如今与以往大不相同，薄技小器都受到大家的欢迎与追捧，经历几世文人士大夫的赏玩，其已经上升到与书画并重的程度，可见明代的审美风尚是多角度的，而并非单一的古物。另有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载：
“玩好之物，以古为贵。惟本朝不然……其价遂与古敌。”
明王世贞《觚不觚录》载：
“画当重宋，而三十年来忽重倪元镇……价骤增十倍；窑器当重哥汝，而十五年来，忽重宣德……价亦骤增十倍。”
由上述两则文献可知，明时期文玩市场出现新的变化，即对“时玩”的重视，在此之前，画都应当重视宋代作品，三十年来突然重视本朝画家之作，且当时的铜器与窑器已上升到可与古玩所匹敌的价格。而《十竹斋笺谱》作为集饾版与无色拱花工艺为一体的笺谱，加之作者的印章与相关诗词，可谓集诗书画印于一体，自然便成为明末文士的案头把玩之物。既然《十竹斋笺谱》已经成为文士手中或案头的赏玩之物，在某种程度上已失去大部分实用功能，其载体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性呢？
笔者认为，虽然案头赏玩之物的实用性较低，但笺纸作为图像的载体仍具有潜在的功能性，文士可能会在其认为较为重要的场合下使用该笺纸，由上述明末杨梦衮对当时笺纸的评说便可知，其所述的“书堂”“石室”“花间”与“窗下”等则是文士认为的重要场合，在这类特定的场合下，文士使用笺纸，或题咏，或临摹，或作小画，或题新诗，此时，图像的载体便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有明末邹之麟寄友人圣旉的信札一通：
“试期改缓，似为足下可静摄以待。适有宣炉一个，其色古润之极，奉过看，有银可当之，渠欲十金也。圣旉。麟顿首。”
由信可见，原定的某种考试时间推迟，邹之麟劝他少安毋躁。并提及一成色古润的宣炉可值十金。据萧丽玲分析，该考试很可能为弘光于甲申年（1644年）即位后在诰命中的指示：“文官察明起用，生员赴礼部报名，取印结寄应天府学考试。”最后因发生政变，南明沦亡，这场考试一直未举行。
书信中有一四穗禾稻，寓意祥瑞，这与当时的动荡社会相悖，结合信中内容则知，邹之麟写信是为了安慰好友，因此用寓意祥瑞的图案，表达美好期望。这个例子便可说明图像载体的重要性。因此，如若剔除这一具有潜在功能的载体，作品的韵味将会成倍减少，且笺纸是文士日常所用较为频繁的文房之物，在象征文人身份中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此外，《十竹斋笺谱》作为工艺品，“精巧”便成为把玩者考虑的主要因素，明代李克恭在《十竹斋笺谱叙》中曾写道：
“……则镌忌剽轻，尤嫌痴钝，易失本稿之神。”
李克恭认为刊刻《十竹斋笺谱》有三难，其中一难则是镌刻时切忌剽轻，但也不可过于痴钝，在存有力道的同时亦要体现图像的灵动，否则容易失去本稿之神韵，由此可知，《十竹斋笺谱》的刊刻对技巧的要求极高，亦有董其昌《筠轩清秘录》载明代宣德年间工匠夏白眼：
“能于乌榄核上刻十六哇哇状，米半粒，眉目嬉怒悉具，或刻子母螭，荷花九鹭，其蟠屈飞走……成于方寸小核。”
明代时，许多工匠技艺高超，宣德年间工匠夏白眼能在半米粒大小的橄榄核上刻出神采飞扬、嬉怒悉具的娃娃，亦点缀有荷花九鹭于其中蟠屈飞走，这些极为繁复的图像被刻于方寸的橄榄核之上，足可见案头赏玩之物的精美与高超技艺。这类把玩之物的“精致”之处便是象征文人不同于常人身份的重要因素。
既然工艺品讲求“精”与技艺高超，为何《十竹斋笺谱》（卷三）中图像以表现单个事物比喻历史典故？为何不将典故中所涉及的人物、事件全部印刻于笺纸的方寸之间？岂不更能体现笺谱的精美？
《十竹斋笺谱》中的图像大多以物喻事、喻人，甚至比喻相应品德，抛开笺谱中各种象征高尚品格的植株不谈，《十竹斋笺谱》（卷三）中的图像就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其以单个事物比喻历史典故，并象征其相应的品格修养。例如，《周黄徐姜申屠列传·姜肱》记载了汉姜肱与二弟仲海、季江，友爱天至，常同被而寝，共卧起，后遂以“共被”谓亲如兄弟，咏兄弟友爱。该典故中涉及三位人物与床被等起居所用之物，而在笺谱中只用一床被子来表现该典故。又有“警枕”一笺，该典故写宋代司马光励学的故事，《范太史集》中记载司马光以圆木作为枕头，当察觉枕头转动便起床读书，后世则以该典故比喻勤奋好学，在笺谱中胡正言仅表现有一圆木枕头、两本书与一床垫。诸如此类以单个事物象征典故，进而象征相应品德的图像在《十竹斋笺谱》中比比皆是。此种象征手法是古代文人士大夫常用的创作手法，如若将典故所涉及人物与物件毫不保留地展现于笺纸中，虽能体现制笺者技艺的高超，却不能够体现文人阶层所代表的知识背景。
此外，范景中曾提到：
“在晚明，学术气氛的松弛，不少学人感受到了普通知识的衰落。”
有明高濂《遵生八笺》载：
“余嗜闲，雅好古。稽古之学，唐虞之训；好古敏求，宣尼之教也……歧阳之鼓，藏剑沦鼎，兑戈和弓，制度法象，先王之精义存焉者也……”
高濂文中所述的这些知识类目，与胡正言的《十竹斋笺谱》中所要再现和强调的图像极为相似。此外，在贡布里希的《理想与偶像》中曾记载一则侦探故事：一位女侦探出于没有弄清楚一个普通典故的缘故，最终导致行踪暴露。可知，一个典故，对本属于该阶层的人物来讲极其普通，而对想要假借名义充当该阶层的人物来讲，可能并不普通。因此，胡正言采取诸如以上的象征手法，实则是作者对知识的拷问，是作者给使用者出的难题。此种以物喻事的创作手法可象征、体现文士身份，这类表现手法虽不能够难倒真正有才识的文人，却是文士筛选与其志趣相投者的良方，是文士之间对晤的关键所在。
二、汇古今、集大成之编辑原则
胡正言的《十竹斋笺谱》共分为四卷，每卷又分为不同组（表1）。
由于其内容庞杂，数量众多，因此，作者不禁思考：胡正言是按照怎样的原则顺序对《十竹斋笺谱》进行编撰呢？范景中认为胡正言的《十竹斋笺谱》有意用图像建立古典的知识体系，例如上述明高濂《遵生八笺》中的内容：“余嗜闲，雅好古……为耳目玩好寄哉！”范景中认为高濂所谈及的这些名目与《十竹斋笺谱》所要再现的图像相同，并认为古典文明正在不知不觉中与我们背道而行。而在明代，《十竹斋笺谱》这类传播普通知识的书籍的编撰者，或许已经意料到这种危险。
且有李克恭曾对《十竹斋笺谱》做出评价：
“十竹诸笺，汇古今之名迹，集艺苑之大成……”
李克恭认为《十竹斋笺谱》汇聚古今名迹，集艺苑大成，有着庞大的知识系统，或可说其《十竹斋笺谱》有着文化趣味推广的编辑原则。
除此之外，李克恭亦在《十竹斋笺谱叙》中说道：
“斋内主人曰从氏……尝种翠筠十余竿……昕夕博古，对此自娱……斋中所藏奇书错玩，种类非一。”
根据文献，结合其每张笺纸的落款“十竹斋珍藏”“十竹斋藏”“胡曰从临”等，《十竹斋笺谱》中的内容实则是胡正言个人生活的真实写照，或是其所藏“奇书错玩”，或是其“昕夕博古”，或是“对此自娱”，或是描绘其生活环境与周边好景。笺纸中内容全面，包含作者个人生活环境、志趣相投者的交往、品德修养、对国家政治清明的期盼，这些实则都是作者的个人生活态度，体现出由小及大，由近及远，由物质层面及精神层面的整体结构。
因此，笔者认为胡正言的编辑原则为作者的个人生活态度与文化趣味的推广，其想要包罗万象，将庞大的知识系统尽收笺谱之中，有着博物学概念，并以此令人认同。
三、结语
综上所述，《十竹斋笺谱》不仅承担着传递信息的功能，更是作为文士的案头赏玩之物存在，其体现了文人对赏玩之物的“功能”“外观”与“知识体系”的多重追求，且笺谱中此类象征手法是文士之间对晤的关键。此外，该笺谱有着汇古今、集大成的编辑原则，体现了其“博物”之概念。后台-系统设置-扩展变量-手机广告位-内容正文底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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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竹斋笺谱》象征的文人身份论文
人参与 2024-11-30 10:48:59 分类 : 教育论文 点这评论 作者：团论文网 来源：https://www.tuanlunw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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