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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是乐舞诗创作的鼎盛时期,尤其以中唐时期最盛。虽然安史之乱给唐王朝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但是在这深重灾难下,唐代乐舞的种类与流传范围反而扩大,唐代乐舞诗的创作也盛极一时,同时这一时期的唐代乐舞诗也体现出更加独特而深厚的文人审美趣味。
一、中唐乐舞诗界定及其概况
所谓乐舞诗,乃将诗、乐、舞三位一体。《诗经·大序》有言:“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由此可见诗歌与音乐、舞蹈之间关系紧密,三者相互补充与影响。杨名在《唐代舞蹈诗研究》一书中将唐代舞蹈诗界定为:“指以舞蹈为直接描写对象的诗歌,诗歌中对舞蹈的舞曲、舞容、情景及舞者的服饰、心态有全面或者重点描写。”乐舞诗相较于舞蹈诗而言,多了“乐”的部分,即奏乐场面、乐师和乐曲等音乐部分。唐代舞蹈往往是伴随着音乐一起出现的,诗人的诗歌内容并没有孤立地写唐代舞蹈,亦是乐和舞同时出现,因而将研究对象确定为乐舞诗。
故中唐乐舞诗的界定为:指唐代宗大历初年至唐文宗太和末年(766—835)这一时期创作的直接描写乐舞场面、乐舞者的舞容舞姿的唐诗。
盛唐向中唐过渡时期,遭受安史之乱的冲击,唐王朝由盛转衰,文学艺术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但是反观中唐时期的乐舞与乐舞诗,无论是从艺术成就,还是创作数量上,抑或影响范围上看,均不亚于盛唐时期乐舞诗。
其一,在艺术成就方面。中唐乐舞诗的创作群体庞大,尤其是出现了白居易、刘禹锡、张祜等影响力巨大的诗歌大家,且这一时期的民间乐舞诗创作也得以发展。究其原因,正是盛唐时期的乐舞发展迅速,根基夯实,尤其是唐玄宗设梨园,亲自创作如《霓裳羽衣》等乐舞,在统治阶级娱乐与审美上发挥了导向作用,为后世乐舞诗的创作提供了政策支持和素材。
其二,在创作种类与数量方面。基于对中唐乐舞诗的界定,搜集整理《全唐诗》《全唐诗补编》中的乐舞诗后发现,中唐乐舞诗共791首,比盛唐乐舞诗多了262首。这足以看出中唐时期乐舞诗创作的繁荣景象,这样的创作景象离不开更加广阔的创作群体与诸如白居易、刘禹锡等大家的贡献,尤其是白居易创作的乐舞诗便达93首之多。
其三,在影响范围方面。中唐乐舞走向民间,乐舞诗的创作群体扩大,传播力与影响力也相应扩大。虽然历经安史之乱,宫廷乐舞逐渐衰落,但是梨园与教坊的大量乐舞艺人因逃难等原因流落民间,以乐舞卖艺为生,这就使得精致典雅的宫廷乐舞逐渐在民间流传开来,促进了乐舞的大众化,乐舞诗创作群体扩大。如《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便是杜甫在民间观乐舞后发出的盛世衰微之叹。
二、中唐乐舞诗中的文人审美趣味
中唐乐舞诗是唐代文化的载体,显示出唐王朝恢宏阔大的气象,其中更透露着诗歌创作者的价值取向与审美趣味。挖掘中唐乐舞诗中的唐代文人审美趣味,可以展现唐代群体性士人的追求与精神,展现唐代的文学艺术之美和辉煌成就,同时更能看到唐王朝中的文人对于域外文化的接受心理,体会唐王朝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
(一)功用价值追求
中唐乐舞诗呈现明显的功用价值追求,主要集中在盛世追忆、讽刺劝谏、祭祀娱神三方面。
中唐乐舞诗中寄托着浓厚的盛世追忆之情。盛唐时期不仅是唐王朝的国力鼎盛时期,更是文化的黄金时代。文人志士在乐舞诗中呈现出对盛唐的追忆,渴望回到“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强盛时期,其实不仅仅是渴望无战乱的美好生活,更蕴含着中国古代文人的传统情志:忧国忧民、学优则仕、圣人之心。如沈亚之《劝政楼下观百官献寿》便以“年年歌舞夕”书写大唐气象,歌功颂德,渴望盛世再临,亦寄托着希望人间安乐的文人情志。
中唐乐舞诗中寄托着对当朝统治者、权贵的不满与劝谏,对政治与民生的忧愁。安史之乱的毁灭性打击,使唐王朝由盛转衰,诸多王侯将相贪图享乐,受限于时代,无法清晰认知过度的纵欲乐舞实乃误国误民,奢靡之风兴起。而中唐乐舞诗则少了辉煌壮阔的大气派,多了怨愤悲情,众多乐舞诗大加抨击穷奢极欲的贵族生活。
(二)乐舞审美与艺人欣赏
中唐乐舞诗关注乐舞本身,蕴含唐代文人的审美追求。初唐时期乐舞诗体现出极强的功利性价值追求,如初唐乐舞诗着重从乐舞功用性出发,多是称功颂德之作,唐太宗的《帝京篇十首》、魏徵的《享太庙乐章》、张说的《苏幕遮五首》,皆是写尽举国欢庆、万邦来朝的盛世局面,并无过多对舞容舞姿的详细描写,只是以乐舞衬托繁盛的景象,带有极强的政治意味,突出政治功用目的。即便如张说这样的大诗人也难免在诗歌内容上褒扬帝王功德,而少了文学性。但到了中唐时期,乐舞诗转向描写乐舞本身,中唐文人更加关注乐舞的美感与价值,而非其蕴含的名利和颂扬作用,这也使得中唐乐舞诗的艺术特点更突出,描写舞容舞姿舞境更加细腻生动。如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李端《胡腾儿》,分别详写了剑器舞、胡腾舞,书写了不同舞蹈的独特性,体现了乐舞的舞姿之美。由此可见,中唐文人具有深厚的文化修养,“他们以敏锐的观察力和自己深刻的艺术体验对乐舞形象的捕捉十分精准,因此能准确把握住乐舞的审美特征,通过文学艺术手段,实现乐舞形象到诗歌形象的转换。他们用文字来记录转瞬即逝的动态美,通过对舞者表演的描绘与刻画体现舞蹈的艺术性,进而达到诗乐舞和谐共生的审美意味”。
中唐乐舞诗饱含诗人对歌舞艺人的欣赏和同情。中唐乐舞诗中大量描写乐舞者,其中不乏如唐玄宗这样的上层统治者,但是绝大多数的乐舞者都是梨园、教坊中的艺人或者民间歌舞伎,这些乐舞艺人又以女性形象为主。中唐乐舞诗塑造了大批丰富生动的女性形象,“她们或以歌舞博人欢心,或以献舞获得生计,或以舞蹈排遣寂寞,舞蹈增加了女性的魅力,但她们舞蹈多是供人娱乐,是以这些美丽女子大多处于受伤害、被玩弄的境地”。由此可见,中唐时期的乐舞艺人身份地位、境遇凄惨,哪怕是宫廷舞姬亦是被深宫压抑,被权贵玩弄。但是中唐文人少有对歌舞艺人厌弃或轻视,相反,中唐文人的乐舞诗或赞美舞姬以表达其相思爱慕之情,如李群玉《长沙九日登东楼观舞》;或对舞姬身世和悲惨境遇表达无尽的同情,如司空曙《病中嫁女妓》。种种迹象表明,中唐文人在乐舞诗中体现了其健康的审美与极强的人道主义同情之心。
(三)诗酒风流与文人精神
中唐乐舞诗表现了大唐诗人群体乐观昂扬的精神面貌和对诗酒风流的追求。在对乐舞艺人的欣赏和同情中,不少诗人沉迷于乐舞之中,以乐舞助兴娱乐,答酬友人,肆意享受游宴之乐,这同时也体现了唐代诗酒风流的盛行。唐代乐舞诗中体现出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是酒的频繁出现。如李贺《将进酒》“劝君终日酩酊醉,酒不到刘伶坟上土”,描写了宴会中纵情诗酒、歌舞欢愉的场面。温庭筠《堂堂》“风飘客意如吹烟,纤指殷勤伤雁弦。一曲《堂堂》红烛筵,金鲸泻酒如飞泉”,写尽了奏乐饮酒的潇洒忘忧。李贺《拂舞歌辞》“尊有乌程酒,劝君千万寿。全胜汉武锦楼上,晓望晴寒饮花露。东方日不破,天光无老时”,则反映出追求神仙快活的人们饮酒求仙,癫狂迷信,以此表现出世人对此迷信思想的反对和对诗酒娱乐潇洒场面的深刻把握。中唐乐舞诗中几乎所有场景都有酒的出现,可见酒在唐代文人中的盛行,在诗酒乐舞的场景中,唐代文人尽情挥洒笔墨,享受乐舞之乐,让我们看到了一批追逐自由、洒脱不羁、心有豪迈的唐代文人。这一批文人,并无对歌舞艺人这样卑微职业的嘲笑、鄙夷,相反,唐代乐舞诗体现的是同情和欣赏,是健康的心理、旷达的态度、悲悯的精神的共同体现。这一批文人,不借诗酒来纵欲享乐和自我麻痹,而是以诗酒助兴,宣泄心中之志,或书尽心中无限的慷慨豪迈,或歌咏前所未有之大盛世,或直言不讳批判堕落的统治者,表达郁郁难平的强烈悲愤,尽显唐代文人的精气神。唐代乐舞诗中诗酒放达、歌舞逸兴的风流,寄托的是唐代文人的风雅、洒脱豪迈和超然忘我之精神,这也是唐代文化的内涵所在,完美地呈现了大唐的大风流、大气象。
(四)域外文化接受
众多中唐乐舞诗对域外舞蹈有详细的描写,唐代一直流传的、著名的《十部乐》《坐部伎》《立部伎》等就是以中原乐舞为基础,吸收融合其他地区和民族的乐舞而形成,故中唐乐舞接受汉族传统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形成了百花齐放的大好局面,为唐代乐舞走向繁荣昌盛奠定了坚实基础。
域外乐舞中,西域乐舞的输入对中唐乐舞产生的影响最巨。自西汉时期设立西域都护,内地政权对于西域的政治控制大大加强,出现了“胡乐入华”的局面,如《十部乐》中的《西凉伎》便是结合汉乐和龟兹乐创作的乐舞。唐代《十部乐》除了《燕乐》《清乐》二部,其余各部皆是以域外国名、地名命名,各部乐舞的民族色彩异常鲜明,如《天竺乐》是来自古印度的带有印度宗教色彩的乐舞,《高丽乐》是来自古朝鲜的长袖乐舞,《龟兹乐》是来自西域的潇洒奔放的乐舞。由此可见,唐代胡舞盛行,胡姬歌舞已经成为唐乐舞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唐文人在乐舞诗中对于域外乐舞着墨颇多,正是中唐文人对于域外文化接受程度较高的具体体现,也能看出域外文化对于中唐文人的影响颇大。如罗邺《自遣》“春巷摘桑喧姹女,江船吹笛舞蛮奴。焚鱼酌醴醉尧代,吟向席门聊自娱”中的“舞蛮奴”并非中原乐舞,而是域外传入的乐舞,用于助兴。
三、结语
中唐乐舞诗是唐朝文学艺术成就的代表,其中蕴含的唐代文人审美趣味体现了唐朝恢宏壮阔的时代气象和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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