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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疆尉犁县“狮文化”的发展
（一）“狮文化”的地理成因
尉犁县地处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北缘。早在西汉时期，关于尉犁县的文献记载已在《汉书》中出现，称其为渠梨城。独特的地理样貌酝酿了这座绿洲城郭的别致风光，因其大漠、山川、胡杨、河流等自然景观，罗布淖尔文化也诞生于此地。本文的研究对象尉犁县狮子舞，按照舞蹈类型的划分，从属于典型的拟兽类舞蹈。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审视，拟兽类舞蹈的起源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最为密切。但在文献记载中，作为外来物种，狮子及狮子形象却在中国扎根生长，如建筑艺术、文化艺术等，“狮文化”在中国社会中产生的深远影响，呈现本土化的特殊现象。
（二）文献与文物的二重佐证
关于中国境内最早出现狮子的文献记载，始见于《汉书·西域传》。东汉时期，大月氏联合汉王朝共同击退车师，为表示感谢，大月氏向汉王朝进献各类奇珍异宝，其中就包含狮子。继班超出使西域后，狮子作为却贡产物纷来沓至于中原，并都经过丝绸之路的主干要道，其中就包含渠梨城（今新疆尉犁县）。1989年，出土于尉犁县营盘3号墓的狮纹地毯，印证了来自西方的狮子曾出现并生活于此地。巴州博物馆馆藏信息简介注释，该文物的织造时间大约在东汉（公元25年—420年）。作为国内目前挖掘的最大的狮纹地毯，该文物以写实图案绘制了狮子的鬃毛、眼睛、身躯以及尾巴等部位。作为商业化的生活用品，狮纹地毯所显现的“狮文化”图案符号已然在古丝绸之路连接中原与西域的文化交融、贸易往来发挥着桥梁作用。由此说明，早在东汉时期，狮子作为外来物种，其形象已经在渠梨城演变为纺织工艺品的遴选素材。而图案符号既象征着人类早期动物崇拜的心理寄托意识，也阐明了人与动物与自然共处共生的和谐画面。
1960年，出土于吐鲁番阿斯塔纳古墓的唐代彩绘狮子泥俑再次印证了舞狮艺术在西域的流传与盛行之势。该文物以双人身披兽皮拟狮的形式，还原了唐代时期高昌地区的“贡狮”文化。舞狮泥俑的出现，让今人更加确信陆上丝绸之路的凿通，加速了中原与西域经济贸易的发展，周边居民借助便利条件不断拓宽文明的边界，才使得独特的“狮舞文化”以人类学个案播布各地。
上述资料皆可见证，千年前的新疆已经有狮子的生存印迹，在与当地居民共生的空间中，外来物种狮子大致经历了从原乡到异乡，从却贡产物再到本土工艺品图案选材的转化。这一奇特的文化人类学个案，必然包含当地群众从认识狮子到接纳狮子，最终推崇“狮文化”的演变脉络。而驯狮与戏狮乃至狮舞的技艺必然伴随艺术起源论中的“模仿说”或“游戏说”而孕育诞生。
二、田野中的活态狮子舞传承现状
（一）尉犁县狮子舞的田野调查现状
身体语言学是以人体为物质载体，以身体语源的内在逻辑、动作语言的外在符号为研究媒介。笔者于2023年年初在南疆地区考察期间，曾目睹尉犁县歌舞团表演的罗布淖尔狮子舞。据了解，该舞蹈已于2007年作为自治区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项目列入名录之中，目前主要以尉犁县歌舞团为文化院团代表作为主体进行传承保护。尉犁县歌舞团所表演的狮子舞是从民间自娱性质的舞蹈逐步演变为以文化传承为己任的舞台表演艺术。相较《尉犁县志》中所记载的狮子舞原型，舞台中的狮子舞在保留舞目原生性的同时，更为突出舞蹈结构以及队形调度的使用。由此表明，民间舞的发展与舞蹈存在的空间以及发生的场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不论在民间抑或是舞台，舞蹈形态与形式的转变皆围绕艺术的功能而服务。
（二）尉犁县狮子舞的内容解析
尉犁县歌舞团保留的狮子舞，是通过男性舞者模仿狮子的典型形态与神态特征进行编创，其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呈现拟人、拟兽的艺术风格。尽管内容单一，但舞蹈演员专注的表演技艺仍然透射出浓郁的历史遗风，舞蹈画面犹如结伴同行的狮群，既有猛兽的视觉冲击力，同时保留了狮子特有的体貌特点。从舞蹈体语角度辨析，舞者上肢与下肢动作主要以狮子的眼睛、前爪以及爬行时的身体轨迹作为参照，以此来还原生态语境中狮子抓、扑、挠、腾、跃的生活习性。从动物的生存视角判断，一般在遇到危机或与同伴觅食玩耍打闹时，才会显露物种本体具有的生物特性。在舞蹈中，拟物现象则更为突出文化持有者与生态、环境共生空间的相互作用，此种现象既是动物模拟舞内在的身体语源与心理暗喻，同时也是外在的动作语言发展和再塑的演化过程。
尉犁县狮子舞的活态传承大致经历了民间自发性的组织再到文艺院团的吸纳保留，舞蹈的艺术功能也由自娱逐渐演变为娱人。随着传承人老龄化问题的日益凸显，活跃在当地的能熟练掌握狮子舞的民间艺人屈指可数，致使本该流传在人民群众间的舞蹈艺术，只能以文艺院团为传承己任而脱离“泥土”，尉犁县狮子舞所面临的传承现状值得每位文艺工作者深思。值得庆幸的是，在文化润疆工程的大力推动下，尉犁县政府积极将狮子舞以“非遗进校园”的形式在当地中小学进行文化普及，有效地抑制了这类民间舞蹈样式长久处于濒临失传的窘境。
三、汉族舞狮与尉犁县狮子舞的学理镜鉴
（一）汉族舞狮的田野调查实录
笔者在近年的田野调查走访中发现，新疆昌吉地区仍有汉族舞狮的活动迹象，其表演范式与身体符号象征与尉犁县狮子舞存在着一定的耦合。流传至今的汉族舞狮，不仅是我国农耕民族冬闲时节的群众性自娱活动，同样成为节日庆典与重大集会中不可或缺的艺术形式。本章节通过对昌吉地区吉木萨尔县庆阳湖乡社火队表演的舞狮与尉犁县歌舞团保留的狮子舞进行对比分析，提炼二者艺术各自的个性与文化共性，旨在揭示狮舞文化在新疆地区互渗、互融的特质，同时厘清丝绸之路乐舞艺术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
笔者在田野中所目睹的汉族舞狮场景发生于2024年春节期间，该活动主要依托于我国的传统节日元宵节，活动性质则是由官方发起、民间自行组织开展。庆阳湖乡社火队的个案是以“歌、舞、戏”三位一体的综合形式进行串街表演，其内容包含花车领队、杂耍、曲子戏、舞狮、舞龙、跑驴、旱船、威风锣鼓等。整个表演流程由花车领队示意为开端，随后形态各异的扮兽（或人）戏出场，而驯狮者从队伍末端向中间行进引出舞狮者，最后由曲子戏和锣鼓队的共同配合将社会表演推向高潮，社火时长大致在30分钟左右。
（二）汉族舞狮的内容解读
从表演形式解析，吉木萨尔县的舞狮属于社火表演中的一个典型部分，其中驯狮者由1人扮演，手持彩色拂尘，舞狮者又有2人装扮，前方舞者手持狮头，后方舞者身披狮子的鬃毛与尾巴，下身全部穿着狮纹样式的长裤。其表现内容是以驯狮者引出舞狮者再现狮子翻腾、跳跃、爬行、挑逗，最终被人类征服的生动场景。舞蹈过程的配合分为两个部分，其一，“人与兽”的“驯技”再现。该段落以舞狮者不服从驯狮者的驯化过程，再到驯狮者与狮子日久相处中掌握了控制狮子的技巧，呈现了兽类接纳人类的心理转变。舞蹈动作以舞狮者的抓、扑、咬和驯狮者的闪、躲、移为主，既保留了猛兽固有的心理特质，还塑造了人类在驯化动物的过程中不畏艰险的奋进精神。其二，舞狮者“合二为一”的艺术境界。汉族舞狮的特异性主要体现在由舞者二人共同塑造一头狮子，技巧的难度在于头尾舞者的辗转腾挪皆由二人相互借力配合下达成一气呵成的一体化美感。狮尾舞者不仅承担着托举把位的核心职责，同时要以后腿和尾部的灵动之美配合狮头舞者在不同空间中形成的舞姿。例如：伏地爬行、前爪直立、滚地、躲鞭等动作，均需要狮头狮尾舞者节奏相应，气口吻合，才能形成“二人犹如一狮”的意境。
（三）舞狮与狮子舞的对比分析
从表现形式与舞蹈内容爬梳，汉族舞狮更加注重人为的驯化过程，以一人一狮的形式再度演绎了狮子郎细腻捕捉猛兽的生活习性，掌握驯狮技巧，最终以逗趣、玩耍、指引的情景折射出人类征服猛兽的心理。舞狮者的服装以红色、金色为主，且狮头与狮尾弱化了猛兽的彪悍之形，以卡通、动漫的构图线条与配色凸显了狮子在地化的审美演变。而狮子郎的服饰则以武术中武夫造型为主要参照，凸显尚武之意。尉犁县狮子舞则以模拟狮子在原生空间中的典型特质为主，突出人类模拟猛兽的情形，强调返璞归真的美学旨趣。舞蹈服装选用狮子鬃毛同色系的布料，在舞者肩膀以及上衣下摆处粘贴仿制的狮子毛发，更为突出写实的理念。
另外，汉族舞狮以大鼓、锣打击类乐器为主，以唢呐伴奏为辅，尉犁县狮子舞则以纳格拉鼓、苏呐依为主要伴奏乐器，二者在音乐风格上有着典型的地域性特征，均具有较高的观赏性。此外，昌吉地区流传的汉族舞狮常与舞龙的形式同台表演，舞龙常常代表着团结和友爱，华夏儿女历来将龙视为吉祥的化身，而舞狮又以除疫驱灾的主观夙愿成为社火表演中必不可少的环节。
四、结语
本文通过对尉犁县狮子舞和吉木萨尔县舞狮的调查研究，借助文献梳理、文物佐证的方法，旨在从内容解析、形式对比的角度阐明我国民间舞蹈文化多元一体的格局。在时代飞速发展的今天，狮子形象仍然在社会中寓意赐福纳吉，“狮文化”也链体现了华夏儿女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憧憬之意。无论是罗布村的狮子舞还是元宵佳节的舞狮，那淳朴的民风与民俗总能唤起人们内心的那头“血脉雄狮”。正因文化的独特魅力，才使狮舞文化彰显出人与动物和自然和谐共生、和睦共处的发展理念。后台-系统设置-扩展变量-手机广告位-内容正文底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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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语言学视域下新疆尉犁县狮子舞的文化传播与发展现状调查论文
人参与 2024-11-16 10:56:50 分类 : 教育论文 点这评论 作者：团论文网 来源：https://www.tuanlunw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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