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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戒闻大师为冯润芝之子,澳门竹林寺住持。擅长于释道人物绘画。文章主要针对戒闻大师存放于澳门竹林寺的瓷砖宗教画展开研究,结合中国传统陶瓷绘画、葡萄牙瓷砖画以及近现代中国瓷砖画的艺术特点及工艺技法进行比较分析。在研究中发现,戒闻大师将中国传统释道人物画主题及绘画技法与葡萄牙瓷砖画进行了艺术创新尝试。与传统陶瓷绘画作品进行比对发现其展示场域更具公共性,且创作时间早于现有国内最早的大型瓷砖壁画年代。
关键字:戒闻大师;瓷砖宗教画;葡萄牙瓷砖画;中国陶瓷绘画
一、葡萄牙瓷砖画与澳门
葡萄牙是最早与中国进行瓷器贸易的国家之一。1499年,达伽马从印度带回中国瓷器献给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中国瓷器因其独特设计和色彩受到贵族和商人喜爱,成为身份象征。1557年,葡萄牙租下澳门,建立贸易站,促进了中葡瓷器贸易的大幅增长。期间他们在澳门修建了许多大型教堂、公共建筑和住宅,其中的葡萄牙瓷砖画也因此得以保存下来。
葡萄牙瓷板(Azulejo)的名字起源于阿拉伯语的AL-zuleique,意思是“小而柔软的石头”(pequenas pedras suaves)或“美丽的石头”(Uma pedra bonita)。这一称呼以及瓷板画制造工艺,最初均源于当时势力强大的伊斯兰文化,甚至葡萄牙瓷板画上常见的几何图像也源自伊斯兰教神圣的文字花纹(他们认为真主阿拉是不可被制作成具象的偶像形象的,取而代之的是抽象的文字符号和花纹)。
澳门的葡萄牙瓷砖,是葡萄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已经深深植根于澳门的城市风貌中。在澳门流传最为广泛的葡萄牙瓷砖当属受中国青花瓷影响的白底蓝花样式。传统葡萄牙瓷砖为15cm*15cm尺寸的小而厚的瓷器传统上使用釉药在生砖上手绘图案,在烧制时用亚麻籽油或陶土区分色彩。[1]根据不同颜色釉药需求的温度,放入窑炉以1000-1100℃烧制8小时而成,晶莹透彻的珐琅覆盖方形上部表面,再拼贴成画。
在澳门现有的几处葡萄牙瓷砖画如:大庙脚巷、市政署大楼、殷皇子马路澳门葡文学、澳门旅游学院酒店、孙中山市政公园外墙等。而真正为葡萄牙瓷砖的遗迹只有澳门市政署的几何青花瓷砖,以及葡文学校外墙的葡萄牙瓷砖,其余在澳门的葡萄牙风格瓷砖均为后世仿其风格制作但其烧制工艺远不如不及前者,均有脱落、掉色、变色的情况。
二、中国传统陶瓷绘画形式
孔六庆在《中国陶瓷绘画艺术史》[2]一书中提到“陶瓷绘画是陶瓷艺术的一部分,它是器物的一个有机体……陶瓷绘画经历了绘画性装饰的阶段的发展,在当下与中国绘画既有紧密关系,又有重要性差异……以绘画工具使用陶瓷材料或在陶瓷立体器皿表面或在瓷板平面上的绘画表现”。历代陶瓷器品种类繁多,瓷板、花瓶和文房用具、茶具、食具、帽筒等。与其他品类相比瓷板画观赏性高于功能性,其品种繁多,有青花、粉彩、墨彩、斗彩等;常以山水、花鸟、人物、植物等入画;瓷板本身的形制也是多样,可以是方形、圆形、扇面、菱形等多种形制。瓷板画制作主要在平素瓷板上使用化工颜料进行手工绘画、上釉,再经高温烧制而成的一种平面陶瓷工艺品。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后来明中叶时期已经出现了成熟的可以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瓷板画了,清代瓷板画作品不仅数量多,而且品种丰富。富于变化的瓷板画在晚清时期更为流行,出现了深受文人、达官贵人喜爱的浅绛彩瓷板画作品。当时,瓷板画既是镶嵌在围屏、挂屏、插屏上的装饰,又能镶嵌在床、几、桌、椅等器物上用来观赏。长方形的瓷板画一般长30—40厘米、宽20—30厘米、厚6—8毫米。随着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瓷板画尺寸也越做越大从镶嵌类的装饰品发展成为的卷轴画效果的装饰艺术品。[3]然而,历代陶瓷制品多作为个人私藏品并非放在公共空间如权力阶层的皇家或私家园林。
在传统陶瓷绘画,神佛菩萨通常绘制于单体器皿居多,而瓷板画也为单板,传统瓷砖画不会有瓷砖边框,即便是带有边框也是如裱画一样装于画框内,多为室内摆件装饰物。而戒闻大师的瓷砖宗教画,尺幅较大,绘制于尺寸相同的方形瓷砖面上,由若干瓷砖拼接而成,会搭配上几何图形或黑色瓷砖边框。戒闻大师瓷砖宗教画多呈现于建筑外墙上且其作品受众多为普罗大众这是戒闻大师瓷砖绘画的特殊性之一。作为寺庙瓷砖壁画,其作品除了艺术观赏性之外,更具宗教教化功能。从画面载体媒介而言与传统瓷板画最大的区别在于他是由众多同比例的方形瓷砖组合而成,非呈现于独立瓷板。戒闻大师的瓷砖画从画面拼接的方式上看更接近于葡萄牙瓷砖画。
三、戒闻大师瓷砖宗教画
戒闻大师在澳门竹林寺和药山寺均有其绘制的瓷砖宗教画,在澳门竹林寺现存瓷砖罗汉画4幅,天王童子4幅,观音1幅。从画面风格上对比,其早期瓷砖画作品的用笔用色均试图沿袭其纸本画的风格,见《慈航普度》《山林罗汉论经图》,用笔出矿有力,背景绘制也与传统山水更为相近。而《招财童子》《护法天王》线条虽还有能看出毛笔的运笔变化但已变得纤细了些许。平涂赋色,虽有色块区分但同一色块的变化较少,形象设计更接近于民间年画。《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中天王形象虽也似民间年画门神形象但可以看出用笔用线,起承转折变化自然丰富显得更为娴熟,在用色上使用了渐变的技法,并加入了更多的装饰细节。《梵像盘腿坐姿罗汉》《腾云罗汉图》《罗汉过江图》的用笔虽有书法用笔意味但开始接近于工笔画,更显精致。色彩虽变化丰富但可见于前期作品相比更加均匀。再瓷砖画外围均有黑色瓷砖边框,而《山林罗汉论径图》内则增加了几何形的内框。《慈航普度》观音像则更为特别,一是称呼上为道教名号,而为其除了黑色边框还结合了对联与灰塑的立体装饰。
而绘制于药山寺建筑外墙的瓷砖宗教画现已拆除,图像记录来源于《澳门庙宇图录》,更多的融合了佛道人物元素在对中国传统绘画笔墨继承的基础上,运用了葡萄牙瓷砖在建筑物的装饰方式与构成,如图凯鲁斯国家宫的芒果厅墙面。
据王修龄在《五百罗汉图卷》书中录了戒闻大师在73岁时为加拿大绘制《七宝如来》15尺×60尺的大型壁画,预计于1988年年中完成。在佛教传统中,七世如来指的是过去七位佛陀,他们的教诲和生平故事构成了佛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戒闻大师会在绘制大型绘画作品前先绘制不同版本去感受画面效果,而后正式稿中再进行调整。但在初稿阶段亦具极为完整度且展示出戒闻大师极高的艺术涵养与创作水平。戒闻大师在绘制加拿大观音寺的大型瓷砖绘画《七宝如来壁》前也有绘制了小的纸本画稿。较之前作品而言构图近似对称,且不似之前会绘制的菩萨罗汉极少有这样的正面律绘制角度,通常运用到正面律手法的画像是具有被朝拜供奉的宗教功能的,而此作品位于加拿大观音寺的瓷砖画作品,或也因其空间的宗教特殊性而特别设计,可供香客膜拜供奉。在古代绘画中不少有绘制佛经故事的作品,其中如来佛祖的绘制角度并非有严格的正面律要求,所以因绘制如来的宗教形象特殊性而选择正面律的可能性较小。而只有在正式受供奉朝拜的画像如唐卡才采用了正面律。
虽然画中形象或借鉴与古代画作,但将七世如来形象均匀排布于画面,间隔处绘制歌舞天官、大力天神,的构图方式亦是大胆的创新之处。此作品也是目前所收集到戒闻大师的最为精致且画幅最大的瓷砖画作品,虽与澳门竹林寺《山林罗汉论经图》时的几何边框,但将中国龙兴元素融入其中,更似中国皇家庭院的门廊装饰图案。且之将其置于画面上下,恰似中国卷轴画的裱画方式,此阶段的作品已将西式媒介为中式图像所用,而非简单的结合借鉴。
四、与相似瓷砖壁画对比
中国陶瓷壁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汉代的画像砖以其精美图案和精巧工艺,成为古代墓室壁面装饰的主要形式。北魏时期,琉璃瓦开始被用于王公贵族建筑的屋檐和屋脊,增添了建筑的华丽与庄重。隋唐盛世,琉璃砖和琉璃吻兽的雕刻工艺达到了极高水平,而宋代的建筑琉璃贴面砖则以其规格统一、制作精良著称。到了明代,五彩斑斓的琉璃龙壁和形态各异的脊饰、屋顶构件不仅美化了建筑,也成为中国古代建筑独特风格的重要组成部分,使中国建筑艺术在世界建筑史上占有一席之地。[4]工艺种类非常丰富其中高温窑变花釉工艺特点是利用高温烧制过程中釉色的自然变化形成独特的视觉效果,这种工艺在多个作品中得到应用,如北京通州区运河文化广场的《潞通升平》、北京四号线地铁义和庄站的《希望升腾》等作品。而釉上彩壁画在烧制完成的陶瓷表面上进行彩绘,再经过低温烧制使颜色固定其次为釉下彩壁画在陶瓷泥坯上进行彩绘,之后覆盖透明釉,再进行高温烧制。此工艺亦见于葡萄牙瓷砖画的制作。
中国瓷砖画则从近现代才开始发展,随着新材料、新色彩和新工艺的引入,陶瓷在建筑装饰方面的应用变得更加多样化。据目前所载资料此类型的瓷砖绘画首创为1979年首都国际机场的《森林之歌》2000cm×340cm由3000余块15cm×15cm的瓷砖拼镶而成。画稿作者祝大年,由中国景德镇制作。多种工艺技术的结合是一项浩大而复杂的工程。戒闻大师早在1942年便创作了《山林罗汉论经图》,并且仅由戒闻大师与周以鸿两人创作并制作而成,此后戒闻大师与周以鸿还多次合作瓷砖画。
在澳门菩提寺内以发现有瓷砖宗教笔画,印有广东石湾陶瓷三厂的落款。据笔者的田野调查中得出广东陶瓷三厂遗址应在广东佛山市禅城区石湾镇高庙路,前身为广东石湾陶瓷二十四行始于明代嘉靖年间(1522-1566)。在二十四行时期所生产的陶瓷产品均为日常生活用品或传统广府建筑屋脊上的装饰陶瓷塑像或艺术摆件。而在陶瓷三厂时期则出现一些插线板或老实开关的产品,即便是户外装饰也是以残破的陶瓷碎片拼组而成的装饰图案在陶瓷行的历代产品类目中并未出现过同类型的产品。陶瓷二十四行于1958年被政府收编为广东陶瓷三厂,由此可推断在澳门菩提园的瓷砖罗汉画其制作时间要晚于戒闻大师在澳门竹林寺的罗汉瓷砖画创作时间。在这陶瓷二十四行与广东石湾陶瓷三厂时期均未有如澳门菩提园中瓷砖罗汉画这一形式的产品笔者猜想或受到过戒闻大师的瓷砖罗汉画的启发后委托陶瓷三厂代工。与澳门竹林寺戒闻大师对的瓷砖罗汉画不同有以下几点,其画面风格或较似近代漫画风格,且用色缺少虚实变化且在笔触中均带有釉面光感,且表面有明显的突起,工艺品性质突出,且为广东陶瓷三厂制作。其功能或尽作为寺庙装饰,较少艺术层面的追求。而戒闻大师的瓷砖画中罗汉画的用笔和笔触机理更具有绘画感,与葡萄牙瓷砖画的画面质感较为相似,可以看到用色的浓淡变化。
而位于广州的大佛古寺的中有两壁是以贯休罗汉画真为原型创作的十八罗汉图瓷砖画。为多单位联合出品由海口陶瓷厂烧制。其画面效果与澳门菩提园的罗汉瓷砖画相似,均有明显的釉面用色起伏,虽其形制师于古人,但为具如戒闻大师作品中所呈现的绘画之美与笔墨浓淡变化,或更多以寺庙宗教功能出发。
戒闻大师使用的为边长为15cm的方形瓷砖,而澳门菩提禅院瓷砖罗汉画与广州大佛寺瓷砖画《十八罗汉图》所使用的瓷砖尺寸差异较大,笔者从瓷砖画的物料角度,葡萄牙瓷砖画所用的瓷砖陶片,与戒闻大师在澳门竹林寺的瓷砖画损毁处的物料厚度做一对比能清晰地看到葡萄牙瓷砖画绘制的瓷砖厚度大约在5-8mm,而戒闻大师所绘制瓷砖则较为轻薄厚度在2.5mm左右。从画面效果而言,菩提禅院罗汉瓷砖画的线条更似现代的漫画线条,用色浓重且缺少戒闻大师作品所呈现的传统绘画气息,色块僵硬缺少变化,且每一笔都有明显的起伏。广州大佛寺的《十八罗汉图》色块更为均匀,线条虽较之于菩提禅院的稍显精细,但扔显古板,并且表面有较明显反光,与北京首都机场的瓷砖壁画表面机理相近或也使用了高温窑变花釉工艺,当然从艺术层面而言,首都国际机场的瓷砖画作品专业性极高但都为近现代的风格。戒闻大师的瓷砖作品可以明显地看到着色初与无着色处的光泽度差异,或使用了釉上彩的制作工艺。在绘制的风格可以明显感受到戒闻大师在尝试将传统题材与笔墨运用于瓷砖画作品当中。其图像多源自于古人画作,民间图式与佛经故事。
鉴于以上瓷砖绘画案例分析,戒闻大师将中国传统宗教罗汉以葡萄牙瓷砖绘画的手法实现,并且使用了几何图形的装饰外框,这与中国传统绘画形式有所区别。而将中国书画书写与瓷砖这一媒介上又将其与葡萄牙瓷砖画艺术区分开来。相较在于中国同一题材的瓷砖宗教画而言,其画面呈现更似中国画,讲究形神与用笔用色。又不失灵动感。非刻板的抄袭固有形制,更具创新精神。戒闻大师的瓷砖宗教画或为中国首创,“中西合璧,体涉古今”。
参考文献:
[1]郭佳宜.浅析葡萄牙瓷砖画与中国青花瓷的发展过程[J].陶瓷研究,2021,36(4):8-10.
[2]孔六庆.中国陶瓷绘画艺术史[M].东南大学出版社,2004.
[3]吴文强.清末民初瓷板画屏风审美趣味研究-以民国时期李纯收藏楠木瓷板画折叠屏为例[J].东方收藏,2023年10月.16-19.
[4]张文娟.磁州窑陶瓷壁画艺术的发展历程[J].中国陶瓷,第59卷第5期,2023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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