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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1946-)在获得“布克奖”后,仍笔耕不辍,于2018年创作了第十三部小说《唯一的故事》(The Only Story)。故事在主人公保罗的回忆中展开,从不同的视角叙述自己和苏珊的爱情故事,从而成为故事的主导者。回忆既是叙述形式也是叙述内容,而在记忆叙述的背后,读者不禁生疑,这真的是“唯一的故事”吗?小说延续了巴恩斯对记忆、真实与历史的思考,这无疑是巴恩斯对记忆、历史的又一次质询,展现了其独特的历史观。
关键词:朱利安·巴恩斯;历史观;叙述策略
朱利安·巴恩斯(1946年-),当代英国文坛的佼佼者,以其精湛的叙事技巧和深刻的主题洞察闻名于世,拥有“黄金一代的英国小说家”的美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巴恩斯就入围布克奖决选,之后又获得过两次提名,终在2011年凭《终结的感觉》(The Sense of an Ending)赢得该奖。之后,国内外学者对巴恩斯和其作品的关注度不断升温。他的作品涉及多个主题,如爱情、生死、身份认同、历史记忆等。巴恩斯善于通过这些主题来探讨人类存在的本质和意义,使得他的作品具有深刻的哲学内涵和思想价值。2018年,古稀之年的巴恩斯又完成了《唯一的故事》这部作品,对于爱情、衰老和死亡、历史与真实,他在此作品中又展现出更深层次的理解。有评论者称其“可能是巴恩斯多年来最好的小说”[1]。在这部小说中,巴恩斯打破了线性叙事,借助多样的叙述手法和叙事前后矛盾等表现手法,以碎片化的多层次记忆讲述了一个少年的爱恋,钩沉着爱情的真相,不仅揭示了个人记忆中的真实与虚构,还折射出社会历史的变迁与伦理观念的演变。但在记忆叙事的背后,读者不禁起疑,这真的是“唯一的故事”吗?这部作品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爱情故事,更是一个关于真实、记忆和历史如何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哲学探讨。
小说讲述了49岁的苏珊·麦克劳德夫人与19岁的大学生保罗从相遇、相爱到相厌的故事,共分为三部分。从保罗充满激情地回忆自己和苏珊的爱情,到理性冷漠地思考,保罗似乎是在力图重现当年的真相,但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其叙事的前后矛盾。那些关于爱情的细腻瞬间,都存在于敏感易碎的记忆之中。但“一遍遍地讲述,是离事实更近了,还是更远了?”[2]4当回忆过去,当人生的故事已经讲述了很多遍,经过一遍遍的加工、处理,其中究竟还有多少真实的成分?巴恩斯以碎片化地回忆性叙述方式,揭露了“权威历史”的欺骗性,探讨历史的叙述策略和发生机制,引导读者在扑朔迷离的话语环境中保持理性和警惕。
一、不可靠的叙述:记忆在历史建构中的力量
小说开篇,保罗开始讲述自己的爱情故事,声称“我不是想给你编故事,而是想告诉你真相”[2]37。这种刻意地强调反而使读者更加生疑。正如巴恩斯在书中为读者留下的暗示:“快乐的记忆,或不快乐的记忆,哪个更加真实?”[2]179巴恩斯深入探讨个体记忆的缺陷,记忆可以被重构、修改甚至遗忘,揭示了记忆的不可靠性和易受操纵性。记忆的真实性与否会受到个人的价值取向和社会背景等因素的影响而转变。在这部小说中,主导者保罗的回忆和叙述充满了主观性和不确定性,历史在其不断地重复叙述中充满了多样性。
保罗在网球俱乐部第一次见到已婚的苏珊,他们抽签被分为一对儿打混双锦标赛。保罗回忆道:“我想她四十来岁了吧,头发扎在后面,露出耳朵,不过当时我没注意到这些”[2]8。既然当时没注意到,事后又如何回忆出当时苏珊的样貌?而后保罗又前后矛盾的叙述道:“我怀念在网球俱乐部第一眼看见它们(耳朵)的时候,她正好用一条和裙摆边相衬的绿绸带将头发挽起”[2]53。保罗在叙述中表明自己记不得和苏珊的第一次接吻,但记得网球比分是6:2、7:5、2:6。这似乎在刻意回避着一些关键的时间点。在叙述中保罗坦言,“我一直说我那时候十九岁。但有时,在我已经告诉你的事情里,我是二十岁或者二十一岁。”[2]85在回忆叙述中保罗把自己和苏珊的不伦恋情解读为“对新旧规矩的肆意冒犯”[2]54,认为自己和苏珊的感情部分归因于“性革命”时期的影响,将婚外恋置于社会伦理道德和法律之外,似乎这样就可以合理化他们的关系。巴恩斯将这段禁忌爱情融于大历史背景下,将其置于更广泛的社会和历史框架中,并描述了这种关系是如何与广泛的社会观念和道德规范相冲突的。这种将个体经验与宏大叙事相交织的写法,使得这部小说不仅仅是一个爱情故事,更是一次对历史的深刻反思。
巴恩斯将回忆与现实、过去与现在并置,打破了传统线性叙事的时间顺序。这种叙事方式使得记忆呈现出碎片化的特点,与现实生活中记忆的断裂和重组相吻合。通过这种叙事策略,巴恩斯揭示了记忆的不稳定性和可塑性,进而对真实的本质提出了质疑。保罗讲述的“历史”并不是客观实在,而是他的主观建构。正如保罗所说:“按记忆者的要求,记忆会自动分类和切换。记忆会优先考虑最利于帮助记忆者奋力前行的内容。因此,出于自身利益,人们首先会挖掘较为快乐的记忆。”[2]18小说中保罗的记忆叙述和基于此建构出的“历史”正是那些有助于他奋力前行的内容,带有强烈的个人主观色彩和情感烙印,而那些与之相反的内容则被潜意识地遗忘或屏蔽。凭借记忆来重现历史终究无法触及历史的真实面目,难以呈现历史真实的全貌。
二、“唯一”的叙述,“唯一”的故事
这部小说看似是保罗讲述自己和苏珊之间的故事,然而巴恩斯的意图并不在讲一个爱情故事,而是内省地审视叙事本身的遮蔽。在作品中,巴恩斯不断地提醒读者要关注历史是由谁在说,在何时、何地说以及为谁诉说。他善于运用非线性叙事、多视角切换等手法来构建故事,使得作品在结构上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真实的故事到底如何,我们如何追寻?重述故事是讲给他人,更是说给自己听。叙事是阐释人生的功能需求,它更强调人的存在与时间的关联,与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的关联,通过审视和反思,探索自己现在和未来的可能性。这种叙事方式不仅增强了作品的艺术表现力,还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获得更加丰富和多元的体验。
在第二部分故事开始,为了逃避世俗,保罗和苏珊带着“出逃储备金”搬去伦敦生活,兴高采烈地开始了二人世界。而巴恩斯并没有按照时间线继续描述他们的伦敦生活,而是夹杂着各个时间段的故事,并且在各种叙述视角中转换。巴恩斯让保罗以“你”称呼自己,带入读者的同时,似乎也在与自己“对话”,试图为读者营造一种独特的自我反思和自我审视的氛围,尽力弥补第一人称叙述的不可靠性,似乎在竭力诉说这“唯一”的故事,试图使记忆叙事更加客观,更加接近历史真实。
这部分叙述提及了苏珊被家暴的细节—紫青的瘀痕、无法修复的牙齿……。向读者暗示家暴才是导致苏珊离婚的主要原因。“你觉得自己和麦克劳德夫妇的离婚事宜没有任何瓜葛,你只是一个外人。没错,你确实爱上她了,没错,你也确实私奔了。但这些都是后话了,根本不是他们离婚的原因。”[2]119而家暴“这件事永远不会闹上法庭,苏珊永远不会向任何权威人士控告他。”[2]115所以苏珊很难以家暴为由顺利离婚。这也暗示了当时社会的普遍情况,女性既无身体力量优势,也无社会环境优势。历史话语权掌握在当权者手中。而从网球俱乐部寄给苏珊和保罗取消网球会员资格的*件中也可窥见一二。虽然二者的*件内容几乎一致,但苏珊的措辞更严厉,她的会员资格不是“因故”被终止,而是“鉴于您将充分意识到的明显情形”[2]71。虽然是二人一起私奔,但在男权社会中,对女性的恶意更加明显,女性地位也远不如男性。然而纵观全文,保罗这种看似“客观”的叙述视角与其前后矛盾的叙述内容之间形成了一种反差,加强了反讽效果。这种反差在整个叙事中产生了一种张力和复杂性。一方面,读者可以从保罗的客观叙述来了解故事的基本事实和情节;另一方面,读者也可以通过他不客观的内容来感受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和情感体验。
有意思的是,这本小说的书名用了反语,这个“唯一”只是叙事者自己笃定的“唯一,“只有一个故事最终值得讲述。这便是我的故事。[2]3”当人生的大部分参与者要么已经离世,要么远在天涯,自己似乎成为故事的唯一叙述者,而故事本身的历史真实却不是唯一。苏珊始终是“被述”,没有话语权,没有机会发声辩白。在保罗的叙述中有过苏珊和保罗的一段对话:
“我想我们之间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
“你是想说说自己酗酒的原因吗?说说我不知道的什么事儿?”
“不是,我想说的要比这重要多。是这一切问题的根本原因。”
“那你觉得导致这一切根本的原因可能是什么?”“也许是因为俄国佬吧。”……
“一定有什么东西可以解释这一切,只是我们还没有发现而已。你难道还不明白吗?”
“你是说,就像佛教里的某种东西?”……[2]139
保罗的顾左右而言他,不断地转移话题,都让读者不禁感到疑惑。但这段对话完整吗?真实吗?苏珊真的不明白一切问题的根本原因吗?很可惜,她在保罗的叙述中逐渐成了“精神失常”“酒精成瘾”的人,再也没有否认“唯一”的机会。正如福柯所谓,疯癫是理性的沉默缺席。第二部分结尾,在保罗的叙述中,他被苏珊强烈要求搬出去,苏珊所有的醉生梦死都是为了拒绝其帮助,拒绝自己的爱。于是,当“你”任职于律所,如苏珊所料,找了个女朋友。在不停地追逐与幻灭,记忆与失忆中,读者找到了解码保罗人生的线索。
在第三部分,巴恩斯加入了第三人称叙述的方式,以全知的视角不受限制地描述任何事物。“他有一本笔记本,记录着人们对爱情的看法……每隔几年,他都会删去不再相*的那些引语。[2]179”虽然是第三人称叙述,实则是保罗在以第三人称审视和过自己的生活,通过在相同地点的不同时间点展开叙述,以及多个角色的心声交替出现,似乎在刻意凸显叙事本身的真实性。
保罗在苏珊去世之前去精神病院探望她,看似深情,实则无情。前两部分刻画的保罗是一位为了和中年已婚女人相爱,义无反顾,一腔热诚,似乎抱有一种救赎心的热血青年。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保罗最终发现,这个女人只剩怨恨、失忆。他回忆着对苏珊的爱,但没有多久就开始天马行空。保罗已经从陪伴者成为葬送者。苏珊的死亡是保罗相*的唯一结束方式。这一刻,他无所愧疚,甚至有一丝解脱。他无法专注于爱与缺失,快乐与悲伤。保罗想的是自己车里还有多少油、奶酪的产量为什么会下降、晚上会有什么电视节目……巴恩斯用三个人称来回切换,共同构建起故事的叙述层次和不同的情感体验。叙述人称的转换也是巴恩斯运用的一种重要叙述策略。通过第一人称、第二人称和第三人称的灵活转换,巴恩斯不仅还原了叙述者伦理选择背后的真实形象,还揭示了历史是如何被个人记忆所建构的。在描述这段***时,巴恩斯并没有过多地陷入情感的漩涡,而是冷静、克制地展现了两人之间的吸引、挣扎和最终的分离。巴恩斯用第一人称张扬叙述者的主体性,彰显逐爱的自由意志;用第二人称增强读者互动性和参与感,模拟读者和旁人的质疑、指责和审判;而第三人称的沉默、距离与间离能提供更加客观、全面的故事视角,不受特定角色的主观视角限制,使整个叙事更具有说服力和可*度。这种叙事非常有力度,蓄势压抑,后来溃烂瓦解,使得读者不仅仅是被故事情节所吸引,更是被其中所蕴含的对人性、爱情和道德的深刻思考所打动。
三、“一切既真又假”;历史的消解与重构
巴恩斯没有采用传统的线性叙事,他通过叙述视角的变化和叙述前后矛盾的事件展现历史的多面性,以此呈现其历史观。在这种互为矛盾的历史叙述下,巴恩斯消解了叙述文本主体和权威性,也展示了历史矛盾性。
在保罗对苏珊酗酒的叙述中,读者不禁起疑,一个被酗酒丈夫家暴的家庭主妇在逃离了本来的生活后,自己却开始酗酒?是什么原因?保罗没有叙述。是苏珊的酗酒导致两人的关系日渐疏远?还是日渐疏远的关系导致苏珊的酗酒?巴恩斯在字里行间留给读者线索,让读者自己解谜,仿佛赋予读者解码保罗人生的线索。苏珊和酒鬼丈夫生活多年只是偶尔喝酒,而和保罗生活在一起后,却变成了一个酒鬼。这似乎印证了保罗在小说一开始言明的那样:“我不必按事情发生的前后顺序来一一记述。[2]18”保罗通过对记忆重新排列割断了事件之间的联系,使读者对真相难以把握。他把自己放到一个拯救者的位置,合理化自己和苏珊的私奔;他把自己放在受害者的位置,由于忍受不了酗酒的苏珊,合理化自己对她的离开。甚至为了逃避良心的谴责,感觉苏珊所有的醉生梦死都是为了拒绝自己的帮助和自己的爱。以前他“试图弄明白究竟哪一方更有可能说了真话;但现在,站在生命的另一头,他相*没有一方在说谎。”在保罗的笔记里,有一句话在他的屡次审查中幸存下来:“在爱情里,一切都是亦真亦假;唯有这件事,你无法说它荒谬。”[2]187
保罗通过对记忆和过去的重构来塑造自己的“历史”,他所讲述的确实是一个动人的“故事”[3]。故事中的苏珊的声音非常微弱,直至最后完全被淹没。正如保罗在回忆苏珊时的描述—“快看,凯西·保罗。我要消失了!”[2]182暗示着自始至终,苏珊都没有参与到故事的叙述中,更不是故事的主导者。巴恩斯笔下个人历史的“真”与“假”不断碰撞,最终成为保罗口中“唯一的故事”。读者需要拨开迷雾,在巴恩斯留下的记忆碎片中寻找线索,才能揭开那个真正的“故事”。
四、结论
《唯一的故事》中,巴恩斯不断挑战既定的叙述模式,使其成为一部充满深度和智慧的小说。它不仅仅是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更是一个关于人性、历史和真实的深刻反思,折射出社会历史的变迁与伦理观念的演变。历史以一种碎片化的、多种叙述视角的书写形式呈现给读者。在他看来,无论是历史书籍还是个人历史叙述都在不同程度上进行了修饰和删减等,而过去的历史全貌永远无法为人所知。历史不仅仅是由大事件和伟人构成的,更是由无数普通人的个体经验所组成的。这些个体经验,虽然可能被忽视或遗忘,但它们却是构成历史真实面貌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不能否认过去曾经真实存在过,同时也应坚守对历史真实的*念,保持理性和警醒。
参考文献:
[1]Lara Feigel,“Julian Barnes,The Only Story is a Love Story—and It’s Inevitably Sad”,in The Spectator,27 January 2018.
[2]朱利安·巴恩斯.唯一的故事[M].译林出版社,2021.
[3]杜兰兰.朱利安·巴恩斯《唯一的故事》中的后真相叙事[J].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2.(04):104-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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