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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牛班的春天》是法国导演克里斯托夫·巴拉蒂的首部电影作品，其凭借出众的视听表达一经问世便引起了广泛关注。该片围绕一位中年失意的小音乐家马修展开，他在一所名为“塘底”的寄宿制矫正教育学校中组建合唱团，进而深刻改变了该校师生的人生轨迹。导演在影片中留下了关于人物、符号、叙事的大量细节，这些细节共同构成了影片的深层隐喻—“启蒙者”马修在“前启蒙社会”的塘底学校掀起了一场“启蒙运动”，学校师生作为“被启蒙者”自发改变了长久以来的对峙状态，并以“革命”终结了“犯错—惩罚”的旧理念及校长哈杉的“封建统治”。本文旨在对《放牛班的春天》中易被忽略的人物建构、符号设置、剧情逻辑进行分析，以揭示这些隐喻，并借此说明电影深层意识形态背景中存在的文化历史因素。
一、《放牛班的春天》人物建构的深层隐喻
（一）主人公马修“启蒙者”形象的建构
影片对主人公马修在塘底的“启蒙者”形象建构主要是通过描绘他的“启蒙方式”来进行的。组建合唱团是马修“启蒙方式”中的核心，但并非全部，马修对塘底学生总共采取了三种方式进行“启蒙”，三种方式都贯彻了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卢梭的理念。
首先，影片突出了马修重视道德教育中实践作用的特质。马修要求“袭击”马克桑斯的学生勒盖莱克参与护理并对其加以道德引导，而非使用塘底惯用的“犯错—惩罚”的方式。卢梭主张多使用实践的方式进行道德教育，而非讲理式的说教，他认为，如果孩子们真能懂得理性的教育，那他们就没有必要接受教育了。其次，影片将马修对学生们的音乐训练作为全片核心。卢梭认为，人有三种声音，即说话的声音、唱歌的声音和传情的声音，儿童同样也有这三种声音，却没有人把这三种声音加以结合。这三者可以完美融合在音乐中。塘底的学生缺少“唱歌的声音”，更缺少“传情的声音”。而不会使用合乎社会一般常理的方式与人沟通是塘底学生更严重的问题。再次，马修注重带领学生进行户外活动。卢梭认为，童年的快乐在于促进他们的嬉戏，进而培养他们美好的本能。“然而当我看见那些不幸的孩子被置于不可容忍的束缚之中，硬要他们像服苦役的囚徒似的继续不断地劳作，我怎能不感到愤慨，怎能不断定这种做法对他们没有一点好处？”卢梭所描绘的正是马修到来之前塘底学生的处境。最后，影片用一个镜头将三者“串联”起来，当马克桑斯伤愈归来之时，学生一同向马克桑斯簇拥而去，并欢呼他的伤愈。这表明马修实践的道德引导已经通过“唱歌的声音”的训练与户外活动产生了群体效应，学生们开始具有“传情的声音”，他们开始具有人文精神，而人文主义正是启蒙运动从文艺复兴继承的精神内核之一。
（二）塘底师生“被启蒙者”形象的建构
第一，影片塑造了学生的“前启蒙状态”。塘底实行“犯错—惩罚”的管理原则，处于“前启蒙状态”的学生则奉行“睚眦必报”的原则，影片在渲染“犯错—惩罚”原则粗暴的同时，也表现了学生存在的问题。影片在开端部分即以后勤工马克桑斯的遇袭与前任学监被学生造成的刀伤展示了这一点，尽管后勤工是教师中最善良的，尽管前任学监对学生吸烟的管制是合理的，但仍旧遭到了学生的“坚决”反击。前任学监留给马修“犯错—惩罚，只有这个还对他们有点效果”的最后忠告，实际说明了“犯错—惩罚”并非因为教师热衷于此。康德认为，启蒙就是人从他咎由自取的受监护状态走出。可见，塘底“犯错—惩罚”的原则并非先天形成，而是诞生于“前启蒙状态”的学生在一些错误行为上的“咎由自取”。
第二，影片塑造了“被启蒙者”对“启蒙者”的呼唤。影片先通过学生偷取马修乐谱的情节进行铺垫，而后通过学生唱歌调侃马修，马修却耐心指导学生这样的情节使“启蒙者”与“被启蒙者”的统一关系彰显了出来，其后通过学生“老师，您的文件夹里真的装了很多乐谱吗？”的发问明确了这种呼唤。
第三，影片对教师群体也进行了“被启蒙者”的形象建构。塘底的教师主要有以下几人：校长哈杉是法语课和历史课教师、体魄健壮的沙贝尔是体育教师、气质诙谐身材矮小的朗格鲁瓦是数学教师、老者马克桑斯负责后勤。其中，哈杉是塘底现有秩序的制订者与推行者，与“启蒙”天然存在冲突。而马克桑斯本就主张学生应该得到更多关爱，实际上他已处于“启蒙”状态。因此，“被启蒙者”形象建构隐喻主要落在了沙贝尔与朗格鲁瓦身上。沙贝尔的转变最为明显，他曾是“犯错—惩罚”的坚定拥护者，因此，当沙贝尔主动提出帮马修解决学生需要热水的问题时，马修认为“沙贝尔让我惊讶，我一直以为他是哈杉的心腹”。影片由马修的独白表现出沙贝尔的转变，“沙贝尔还认为运动和音乐是促进人民团结的主要动力”，这与马修的启蒙逻辑相似。可见，导演塑造沙贝尔转变的真实用意是表明启蒙思想力量的强大。朗格鲁瓦的转变同样明显，他曾是第一个对马修提出质疑的教师，但在马修开展合唱团训练后，朗格鲁瓦又第一个表现出了对音乐的兴趣。
可见，影片通过塑造“被启蒙者”与“启蒙者”的形象，并使卢梭的启蒙思想贯穿其中，实现了非常系统且丰富的“启蒙”元素的建构。
二、《放牛班的春天》符号设置的深层隐喻
（一）塘底“封建王权”的人物符号设置
法国的封建社会是“教士—贵族—市民”的三级结构，《放牛班的春天》在塘底这个微型社会的建构中部分遵循了这一结构。影片通过塘底的课程设置暗示了校长哈杉“国王”与“主教”的符号象征。根据塘底全体教师的任教情况可知，塘底有且仅有的两门文化类课程—历史课与法语课都由校长掌握，因此，哈杉不仅是塘底的“行政统治者”，更是塘底的“文化统治者”，既是“国王”又是“主教”。在校长哈杉垄断了学生发展“心”的关键课程的同时，发展“身”的课程也被校长的亲信沙贝尔所掌握。身体机能的强化，实则是学生潜在暴力能力增长的一个来源，而沙贝尔的强壮，则是塘底暴力行为处于可控状态的保证。
作为“国王”视觉符号的补充与“封建王权”视觉符号建构的完善，在剧情走向转折前，沙贝尔所扮演的是“国王”身边的“卫士”。他身材高大，能够毫不犹豫地执行命令，并直接保卫哈杉的人身安全。教师群体的人物视觉塑造具有同样意涵，校长哈杉与体育教师沙贝尔都年富力强且身体健硕，这正是“王权”强大的视觉暗示。
（二）塘底“封建王权”的建筑符号设置
影片还通过建筑符号的设置强化了塘底“封建王权”的意涵，塘底的真实象征是法国著名的巴士底狱，巴士底狱直接象征着封建王权对法国人民的压迫。
第一，影片赋予了塘底“监狱”的“形”。从塘底所处的环境与方位上看，这里环境冷清，仅有一路公共汽车将之与外部世界相连，一扇门锁紧闭的大门更是突出了“隔绝”的视觉隐喻，同时随着主人公的视线迁移又进一步强化。当马修初次走进教学楼时，影片镜头给出的是厚重的实心铁门与大量的铁质铆钉，跟随主观镜头进入楼体内部后，高大的铁质栅栏对楼内楼外进行了空间上的分割。影片通过镜头传递出的层层“隔绝感”赋予了塘底“监狱”的“形”。
第二，影片还赋予了塘底“监狱”的“神”。马修在教学楼内见到的第一位学生是以跪姿出现的，其正在刷洗地面，形似囚徒；塘底的学生与家长每周一次的会面形似监狱中的“探视”；同时，在第一场全体师生集会的情节中，影片通过沙贝尔“押解”并蛮横“训诫”学生并将之关禁闭的镜头，再次强化了“监狱”的视觉符号建构。此处暗示了哈杉与沙贝尔不仅是塘底的“国王”和“卫士”，还是塘底的“典狱长”和“管教”。其实，哈杉的身份隐喻在影片的另一处情节设置中已经明示。在哈杉与蒙丹的冲突中，哈杉表示：“这孩子刚才认罪了，很好，我马上叫警察，你很快就能见识别的房子了，小子，有别的管教和铁栅栏。”“管教”“铁栅栏”以及“别”字的使用恰恰说明了哈杉对塘底的“监狱”本质存在着“下意识确定”。
第三，影片多次给出了塘底学校类似于“巴士底狱”的符号视觉线索。巴士底狱的建筑外形与语义都是“城堡”，影片使用三个镜头展现了塘底的建筑外形：蒙丹纵火以后镜头呈现的是“城堡”形状的远景，马修离开时给出了“城堡”圆柱形四角的近景，学生为马修的离开放飞寄语的镜头也展示了墙壁如同城墙般厚重的塘底校舍的独特视觉特征。
三、《放牛班的春天》叙事逻辑的深层隐喻
（一）塘底校舍焚毁的隐喻—“王权”衰落于“革命”前夜
影片中校舍焚毁的情节具有深层含义。“火焰”本身即是革命的意象，作为“王权”符号的校舍为“火焰”所毁，预示着“大革命”的到来。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是说纵火的坏学生蒙丹是“革命者”。马克思与恩格斯认为流氓无产者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通常以好勇斗狠与欺诈恐吓来维持生活”，蒙丹将这些行为一“践行”。同时二人也指出，有时候流氓无产者会“在一些地方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因此，从客观上看，“王权”符号的破除是由蒙丹首先推动的，但未经“启蒙”的蒙丹无法真正完成“革命”，他既无法彻底砸碎旧秩序，也建立不了任何新秩序。“革命”的真正基础是“启蒙者”打下的，“革命”的完成者必定是由“被启蒙者”转化的“革命者”。
（二）师生联合检举的隐喻—“王权”的终结根源于“启蒙”
校舍的焚毁使剧情转入了结局，校舍焚毁隐喻“王权”衰落，影片将“革命”的重任赋予塘底的师生，使他们完成了从“被启蒙者”到“革命者”的形象转变。
影片在这一段的处理明确借鉴了法国历史的逻辑，法国的启蒙者大多没有看到革命爆发，但“被启蒙者”会凭借从“启蒙者”那里得到的“启蒙思想”完成革命。校舍焚毁终结了哈杉的授勋，但并没有终结他的“统治”，同时，虽然哈杉仍是塘底的“国王”，但接受“启蒙”的师生已不可能重新回到遵循“犯错—惩罚”原则的“前启蒙社会”了。他们在“王权”尚存时选择挺身而出，主动终结了哈杉的“统治”，完成了塘底的“革命”，也最终完成了“启蒙—革命”的叙事，这也是影片安排马修被解雇在先、哈杉被解雇在后的内在逻辑。
此外，影片在结局中通过一处细节的设置再次暗示了“启蒙”的作用：检举哈杉的名单顺序是沙贝尔、朗格鲁瓦、马克桑斯。按照影片已经给出的表层人物形象，马克桑斯本是最痛恨哈杉的，但既然影片的内在逻辑是“启蒙—革命”，因此排名就没有以“对学生的同情”为标准，而是以“受启蒙后的转变程度”为标准，影片通过将曾经的“卫士”沙贝尔列为首位举报者再次表明了“启蒙”的意义。
总的来看，《放牛班的春天》通过大量细节设置，以及人物与符号建构留下了“启蒙—革命”的深层隐喻。博德里认为，电影的制作与放映是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一旦认同能从中传递某种意识形态，那么叙事形式与影像内容就不再重要，因而，电影“是一种注定要获得明确的意识形态效果的机器”。《放牛班的春天》正是通过一个温馨故事将“启蒙革命”的深层隐喻包裹起来的影片，同时，影片又留下了足够的细节用以解开隐喻的“外壳”。
从文化与历史的视角切入，对《放牛班的春天》深层隐喻的剖析给予了电影艺术解读一定的现实启示。克罗齐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科林伍德则认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因此，当一位法国导演试图讲述一个关于“改变”的故事时，会自主或不自主地使用“启蒙革命”的历史逻辑。在这一视角下，电影《放牛班的春天》可谓是法国启蒙运动与大革命历史的一次“现代重塑”，其重塑的过程体现出的是法国文化历史对法国电影创作“润物无声”的影响。后台-系统设置-扩展变量-手机广告位-内容正文底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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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物、符号、叙事谈《放牛班的春天》中的深层隐喻论文
人参与 2025-02-22 11:43:03 分类 : 教育论文 点这评论 作者：团论文网 来源：https://www.tuanlunw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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