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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20世纪40-50年代，赵树理因其独特的文学创作被标举为“赵树理方向”。但在共和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文化语境中，赵树理的党员干部、农民和知识分子的三重身份开始出现了错位、冲突，直至被当作“文艺黑线”的代表人物而备受打击。无论是赵树理遵循革命创作的需求和规律，还是对民间生活的热忱与爱护，错综复杂的赵树理形象无疑是我们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一面明镜。文章从赵树理的多重身份出发，在文学创作场域内外去探讨赵树理的活动，从而更准确地把握赵树理身份的多重性、暧昧性，更深入地认识和理解赵树理的创作及其命运的复杂性。
关键词：赵树理；身份；文学场域
在文学界中，历来学者都对赵树理的多元身份做出不同维度的评判，但大多都囿于赵树理文学创作活动内部，未能充分结合文学场域外赵树理的现实行动探讨其多重身份间冲突的对立与消解。本文着眼于赵树理在文学场域内外的代表作品与主要活动，从两个维度分别论述了赵树理的三重身份：“党的忠贞的儿子”“农民和农村生活的主人”“书生式知识分子与作家”。并通过不同身份之间的冲突立场，集中探讨赵树理在作品内外“言行不一”的原因，以及“作家”身份在中间起到的调解功能。随后指出正是因为赵树理多重身份间的不断冲突与和解，及其作品局限于“问题小说”行文框架，最终演变成赵树理小说文本中的种种症候。
一、“党的忠贞的儿子”：赵树理政治身份的忠诚与自觉
在赵树理的政治生涯中，他对党的忠诚是毋庸置疑的。赵树理早在1926年就已经秘密入党，身为一名老党员，他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的信服与敬佩源于信仰，而非个人私利或随波逐流。赵树理认为毛泽东“持久战”“用农村来包围城市”的抗争道路，其中暗藏着中国农民“苦熬”的生存意志与智慧，同时将农民视作中国革命的发动主体，这一系列理论受到农民出身的赵树理的高度认可，也让赵树理产生了坚定的理想与信念：跟着共产党和毛泽东走，中国农民就能最终摆脱落后于贫困，成为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人。从对党的决心与热诚出发，赵树理找到了自己负责“政治动员”的党员作家位置。赵树理在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中探寻到自己的革命战斗岗位：他的一切写作，都应该是一种“政治动员”工作，为党和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战争服务，为全体民众服务。赵树理以革命文艺工作者的身份，运用党的思想来教育农民，通过党的政策来发动群众，加强党对农民的改造，思想引导和领导。在政治身份层面上，赵树理首先是一名工作勤恳的党员工作者，然后才是作家，他对农民动员式的写作中往往也包含了党的需要。
在文学场域之内，党员身份让赵树理自觉地在文学创作中融入了革命工作的需要。即使年轻的赵树理是在“五四”新文化思潮中成长起来，但他在坚定党员信仰和接触毛泽东的《讲话》之后，他的创作理念转向“以革命为本分”，充分实践了无产阶级文学艺术“齿轮和螺丝钉”的革命作用，决心用“大众化”的质朴语言向民众传播党的思想，而这也体现了赵树理创作中的党性原则。赵树理毫不犹豫地创作转向，也同时是赵树理党员身份在文学场域内的体现。
在文学场域之外，赵树理依然坚守着中共党员身份的基本责任与义务。在20世纪50年代，担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职务的赵树理依旧多次通过信件向地委书记、省委书记等领导汇报农村工作中的问题，他在信中以一种党员的组织纪律观念，自觉地指出当时农村、农业和农民遇到的严重问题，同时检讨自己作为作家不能通过“问题小说”的形式来反映农村现实困境，解决国计民生的时代难题。赵树理在意见书中的言论完全是从一个党员对农村现实的考察和忧虑出发，以一个贴近农民的基层干部形象反映问题。由此看来，赵树理他在文学场域之外也时刻牢记党员使命，通过“下乡”“写信”等多种方式不断为党组织作出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即使身为党员的赵树理将自己视作党和农民之间的一个**者，但其本人的文学理想与主流文学话语中的“赵树理方向”依旧无法避免地形成了错位。如在政策方针与农民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赵树理则会落入进退失据的尴尬之中，他在发言时是劝说农民应该关心国家，谅解政策上的过多收购，却又在与政府讨论收购策略时为农民争取更多利益。赵树理在文学场域内外长期处于一种进退失据的两难困境中，一方面认识到写作需要严格服从党的纪律，另一方面又无法对一大批农民群众饱受现实之苦视而不见，为更清晰地理解赵树理为何会与主流文学话语产生抵牾，我们要对赵树理的另一重身份作进一步解读。
二、“农民和农村生活的主人”：赵树理民间身份指向
在“党员作家”的基础之上，赵树理认为自己的创作是站在“农民和农村生活的主人”视角，他与农民、农村的天然联系也是赵树理在文学史上的独特性所在。作为农村生活中的主人公，赵树理始终坚持以流传农村的民间传统为创作主题，力图走上一条“大众化”“通俗化”的创作道路。
在文学场域内，赵树理明确自己“农民和农村生活的主人”的身份，在创作中带有如下特性：在语言上追求“俗”“白”兼具的通俗叙事；在读者群体上捍卫农民享受艺术的权力；在作品情节上为农民的美学趣味辩护。
首先，赵树理对群众语言和日常口语的自觉运用，不仅出于向农民宣传政策的功利目的，也蕴含着极高的民间美学价值。赵树理在创作角色对话时丰富地运用了群众的语言，从大众日常用语中凝练出简要、纯粹的艺术语言精魄，同时又使力求每句人物语言符合其身份、性格特征，展现了赵树理卓越的口语化能力。赵树理在白话文上的追求，着意让作品中所写即广大民众心中口中言，成功地在日常生活中的白话口语基础上，创造出富有艺术表现力的纯净现代文学语言。
除此之外，赵树理还坚决捍卫农民享受艺术的权利，开辟出一条区别于“五四”新文学的民间文学道路。在赵树理看来，满足农村的艺术要求，不仅仅是革命文艺工作的主要内容，更是新时期以来广泛群众的内在需求，其重要程度与国家整体发展相关联。同时，赵树理还为农民的美学趣味辩护。中国地方戏曲自古流传“大团圆”式的结局，而赵树理的作品往往保留有同样的民间审美*惯，屡次将“大团圆”的和解作为结局，拒绝主流现代作品中普遍的悲剧结局。一方面是赵树理对“五四”以来流行的西方悲剧观念的反叛，一方面也是对中国民间传统审美的捍卫。虽然赵树理创作立场无法对他千篇一律的作品结局作出合理辩护，但他始终是围绕农民的审美情调展开创作，以求满足大众艺术需求，从而鼓舞百姓们的生活热情。
在文学场域之外，赵树理处处以“主人”姿态如实反馈农村现状，但是一旦移身至文学场域之内，赵树理的态度倾向又发生令人费解的转向。自1956年起，赵树理便开始频繁向上写信反映农村粮食问题，但他又在1958年创作出小说《锻炼锻炼》，其中便塑造了外号为“吃不饱”（李宝珠）的落后农村妇女形象。在小说文本中，李宝珠好吃懒做，尤其在实行粮食统购之后，李宝珠克扣丈夫的粮食，却又给自己私下加餐。这种恶劣的做法自然受到作者的批判，以致赵树理为李宝珠设计了窃取公粮被抓个现行的结局。但在当时农民普遍吃不饱的大环境之中，文学场域之外的赵树理早已针对粮食问题屡次奔走呼号，然而在他的小说中，农民李宝珠的“吃不饱”却是装出来的。这一人物设定就让读者误读出当时农民家庭中每一个成员都能吃饱喝足的文本假定前提，以及农村中并不存在饥饿问题的虚像。但从赵树理的创作历程出发，李宝珠的“吃不饱”形象可能并非随性而做，而是赵树理根据现实困境而产生的“无意识”写作。但为何农村“吃不饱”问题进入小说文本之后，就被弱化成一种批评落后人物的标签，反而脱离了客观现实呢？为进一步研究在袒护农民利益的农民作家赵树理的笔下，农村现实难题为何无法真实地进入文学场域，大范围地反映实际现实矛盾，我们还需对赵树理的第三重身份展开分析。
三、书生式知识分子与作家：赵树理文化身份的调解功能
赵树理成长于“五四”新文化思潮之中，即使赵树理完成了从“艺术至上”向“革命至上”的创作转向，但他内在气质中的浪漫主义情怀贯彻始终，改变农村落后现状的真切、敢于“写信”直言矛盾的刚健和在文学场域内的“避重就轻”，最终塑造了赵树理的第三重文化身份—书生式知识分子与作家。
赵树理在成名之前曾写过深受“五四”影响的欧化小说，注重对鲁迅等五四启蒙运动思潮的继承，比如他“对权势说真话”的胆量有来自西方知识分子价值观念的灌注，在文学场域内则体现为《三里湾》等作品中隐含着知识分子话语建构的抱负，以及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否定与规约的企图。可赵树理的知识分子性相较于鲁迅等人，则明显处于一种弱化的状态，他身为作家却从未尽其职责（即在作品中指出现实问题），仅限于“写信”式的劝告，但他大胆直书的凌然之气，又与赵树理的“书生”身份密切相关。赵树理自幼随其祖父学*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当面对政策决定与农民利益的两难冲突时，他内在的“书生”气质又使得他不忍旁观民间疾苦，因此屡次不惧风险而为民请命。
在文学场域之外，被弱化的“书生”式的知识分子性促使着赵树理仗义执言，以一种“从道不从君”的态度揭露出农村的困境。然而在文学场域之内，赵树理的写作又在“服从党的纪律”和“替农民说话”之间摇摆不定，因此作家的文化身份更偏向于一种在政治身份和民间身份间的调解者。对于赵树理的作家身份，其中一直存在着一个预设好的矛盾前提：一方面是严守纪律，服从任务安排；另一方面则是遵从良心，维护农民利益。而这一组相反相成的指向，在二者方向相辅相成的时候，在文学创作中就表现为以党的领导政策来改进农村落后现象，如赵树理在抗战时期的作品《小二黑结婚》）巧妙地将两者结合。而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出现差错时，党依然需要全体党员与它保持一致，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赵树理不能像马烽那样，“无条件做党的工具”，“即使想不通，也得服从党”[1]，因此陷入了维护农民利益和“服从党的纪律”的矛盾之中。
赵树理这种矛盾的写作心态明显体现于《三里湾》《锻炼锻炼》等代表作之中。在《三里湾》中，赵树理从“合作化”的题材出发，该题材的社会价值可被看作是建构现实意义秩序的一个过程，在极大程度上可以推动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发展。但赵树理在叙述过程中却不能赋予此题材以“价值”，这是因为他在近两年的写作历程中逐渐发现“合作化”运动中不合理之处，运动的走向逐渐偏离创作初始对合作化的现代性期望。《三里湾》在整体结构上以一种前紧后松的形式呈现出来，其中对问题解决的简单化，人物形象的平面化，叙事结构断裂，都阻碍着赵树理顺畅地完成写作。赵树理没能表现出农民在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后，所展现出来的惊人的力量。他在处理正面人物时十分苍白和单薄，没有表现出人物深刻的“反省”过程，因此使得文本中种种问题过于简易地被解决了，“斗争”往往没有充分地展开就结束了。赵树理本人也认为《三里湾》的缺点是“重事轻人”，而在小说的结构中，故事的叙述和人物形象的塑造本应该并不冲突，故事情节应该作为具有个性深度的主人公们行动的场所。但是，《三里湾》在第十二章到第十五章设计何科长“巡视”和画家老梁的三幅图画情节，试图通过这一情节展现“合作化”运动的美好前景，却让读者察觉到这段叙述与整体情节的脱节。在后续文本中，赵树理这种“重事轻人”的写作不仅影响了人物塑造，同时限制了全文的取材角度和主题提炼，圈定了小说内容的重心，让整篇小说无法触及现实中更严重的问题。
除此之外，《三里湾》本质上是一种具有双层结构的复合型文本，让两组紧张对立的关系交错涌动其中。不同于显性文本赞扬合作化运动的宏大叙事，隐形文本中更多地投入了赵树理亲自参与合作化运动时的无奈与痛苦，流露出作者对合作化的矛盾心理，也暗示了合作化运动对农民生产方式的粗暴干涉。《三里湾》中存在大量关于会议的叙述，其中大部分会议叙述都展现广大农民群众在党的教育和引导之下，从不觉悟到觉悟，最后“自愿”走上合作化道路的历史进程。而在文本中的会议则被过度“神圣化”，作者试图呈现出与会双方的平等地位，可无论在文本中还是在现实里，当时的会议场域往往是一个充满权力与压抑关系的空间。如在党支部大会上，范登高为自己不入社辩护，而王金生等干部并不理会范登高的“以自愿为原则”[2]的解释，反而以开除党员的威胁迫使范登高投降。
在文学场域之外，赵树理早在1950年直言农民不存在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对合作化运动的开展表示过犹豫[3]。由此可见，《三里湾》在显性文本层面上，赵树理兴奋地写出了合作化的现代性允诺；而在隐形文本层面上，又流露出作者对权力话语粗暴干涉农民自主选择生产方式的困惑，其中蕴含着作者对合作化运动的犹豫不定。
综上所述，赵树理作为一位作家、一名书生式的知识分子，他没有将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的农村问题放入文学场域内的小说文本中，提炼成“问题小说”的主题，而是以书信的方式在文学场域之外向上级反映。在赵树理的文化身份内部，也存在着一种冲突：当他面对文学之外的现实景象时，他会奋笔疾书，以书生本色为民请命；当他回到文学场域之中，他又对现实困境闭口不提，但字里行间又透露出作家对革命进程的犹疑困惑。
四、结语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赵树理研究中，随着时代语境的变迁，赵树理的身份经历了“农民作家—党员干部—知识分子—现代作家—书生”等多种形式的变迁。通过对赵树理多重身份的现代性阐释，让我们告别了一个“具有相对确定性的赵树理”，而“农民作家”赵树理的固定形象的解体，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所代表的文艺思潮和文化价值取向的变迁。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赵树理三重身份，试图以赵树理的“身份认识史”为行文思路，由浅至深地从三个角度对赵树理身份展开论述，认识到赵树理的多重身份矛盾和“问题小说”成为那个时代“成问题”的典型“示范”，而他在当代的悲剧命运，也映现了草根知识分子坚定自身信仰的精神光辉，在特定历史时期里饶有意味的暗淡过程。
参考文献：
[1]陈为人.插错“搭子”的一张牌:重新解读赵树理[M].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97.
[2]赵树理.赵树理全集[M].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194-195.
[3]薄一波.若干重大历史决策与事件的回顾[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92.后台-系统设置-扩展变量-手机广告位-内容正文底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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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场域与身份建构：赵树理农村写作的进退维艰论文
人参与 2025-06-20 10:39:06 分类 : 教育论文 点这评论 作者：团论文网 来源：https://www.tuanlunw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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