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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文人画家苏轼曾提出“诗画本一律”的艺术理念,认为诗、书与绘画并无本质区别,都是源自艺术家的精神内省。沈周在其山水画中融入了书法与绘画,同时题诗于画,以诗句表现画意与画外之境,正是对这一理念的完美诠释。本文将对沈周山水画中的题画诗展开研究。
一、沈周山水画中的题画诗缘起
(一)吴中地区文人雅集
明朝时期,文人士大夫群体急剧扩张,逐渐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阶层。由于严厉的刑罚和针对文字的打压始终存在,社会环境让为官之路变得不再具有吸引力,人们甚至担心官位会危及自身的生命安全。因此,许多明代文人在经历了一段仕途生涯后,就选择辞官归隐,成为隐居的士人。同时,明朝时期的科举制度对吴中地区进行了一定的名额限制,致使许多文人没有办法入仕。于是,一个由依靠家族财富、致力于艺术研究的文人组成的庞大“士绅”阶层应运而生。
这两类人士,一类因承受不住政治的重压,另一类因难以涉足仕途,而纷纷投身于文学和艺术,逐渐形成了一股规模可观的势力。他们无法走通仕途,便将更多的热情投入到艺术创作中,这也为当时诗歌和绘画的繁荣提供了条件。
这样的社会背景给当时的沈周营造了一个绘画的良好学艺环境,同时,他在文学领域沿着吴中地区文人的轨迹不断深造,为其后期的诗书画结合打下了基础。另外,明朝中期,社会较为稳定,经济迅速崛起,这为吴地文人群体提供了相对优渥的生活条件。沈周在没有太多物质干扰的情况下,尽情投身于山水画创作,将自己的所见所得所感融入了画作之中。
(二)吴中地区文人纪游
文人士大夫在创作诗歌时提倡“直抒胸臆”,强调表达个人最直接的感悟,其中包括个人经历、心得以及对大自然的感慨,突出“兴”字的地位。众多题材中,以风雅聚会、纪游等最为常见。画家们要么表达对生命当下的深刻理解,要么表达对当时美景的即时描绘。佳作的韵味在于“言辞脱口而出,不拘一格”,且“句句如在眼前”,这正是对当时的文人士大夫在创作时自然而然、不拘泥于形式的要求。
如此社会环境下,在绘画主题上,沈周不仅创作了一些模仿古代风格的画作,还将自己的亲身经历融入了作品。尤其是对于雅集和纪游,沈周特别突出了“兴”这一要素。他曾表示:“山水之胜,得之目,寓诸心,而形于笔墨之间者,无非兴而已矣。是卷于灯窗下为之,盖亦乘兴也。”他还提到:“然画本予慢兴,文亦漫兴,天下事专志于静,岂以漫浪能致人之重乎?并当号予为漫叟可矣。”从这些题跋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沈周画作中的“兴”。他将自己的真情实感融入了画作之中,直面生活,随性而作。正因如此,沈周雅集和纪游题材的绘画更能体现出其在山水画创作时的寄情于景。
(三)老庄哲学的影响
暮年时的沈周对禅宗与佛学的追求尤为执着。他常常在夜深人静之时独自沉思,沉浸于深沉而宁静的自然宇宙之中。他从外在的宁静逐步深入到内心的平和,力求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让万物与我、心灵与天地宇宙相互交融。他在6 1岁的一场病中,于雨夜醒来时写下了“药杯香炷与温存……物性人情静观得……”,这段文字是沈周对自己内心的深刻感受,体现了他追求“静观”的文人境界。沈周晚年的夜坐习惯使得他对于人生有了很多看法,这在《夜坐图》(如图1)中有所体现。沈周常常在寂静的深夜,点一盏烛灯,感受从外在宁静到内心深处的平和,聆听自然造化的微妙之音,领略至深至静的自然宇宙,从而领悟心灵的奥秘与事物的本质,达到所谓的“自得之境”。
《夜坐图》的画面前端描绘了山石与潺潺溪流,一座石板桥巧妙地将观者的目光引至中央的宅邸。中央的屋舍为作者自画像所在,一位男子双腿盘坐其中,气定神闲。其旁侧的书桌上,烛光摇曳,书册散落,映衬出夜色的静谧。宅邸两侧松树与竹林相互掩映,寒意袭人,背后山峰耸立,远山轮廓若隐若现。在笔触与墨色上,画作明显受到了吴镇风格的影响,但沈周的笔法更为自由轻松。《夜坐图》在沈周笔下颇为玄妙,难以捉摸,若想将其深意完全体现出来,无疑是件难以做到的事情。因而,在《夜坐图》所选用的修长方纸之上,《夜坐记》(如图2)的篇幅占据了近半的空间。可以看出,沈周经过了深思熟虑,用淡淡的青花色调涂抹了画面的上半部分,随后在纸上挥洒了《夜坐记》,其字体规整有序,两侧间距相等。画作与题记相得益彰,他将那些画中难以展现的深层含义,通过文字的形式在跋语中呈现了出来。
受庄子齐物论的影响,沈周推崇“与万物为一体”的理念,追求无差别、物我同一的“天和”境界,以实现心灵的自由游弋。这种思想在他的创作中体现为“天地与我同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
可见,沈周致力于在艺术探索和内在修为上营造物我和谐、自得的境界,这是他在艺术和心灵追求中的重要理念。
二、沈周不同题材山水画中的题画诗
(一)渔隐题材中的题画诗
沈周画作的题画诗不仅涵盖了人际交往、庆贺赠言等主题,还蕴含大量反映民间疾苦、寄托深情的创作。尽管他的一生未曾涉足仕途,选择了隐逸的生活,但他却结交了不少仕途上的友人,对时局保持着密切关注,且心怀炽热。文徵明曾记载沈周“每闻时政得失,辄忧喜形于色,人以是知先生非终于忘世者”。
例如,沈周在作品《江村渔乐图》(如图3)中便展现了他对民间问题的深切关怀。该作品采用横幅形式,描绘了一幅村舍交错、水面辽阔、渔船点缀的生动生活画卷。“山水萦萦浪拍堤,芦花枫叶路都迷。卖鱼打鼓晚风急,晒网系船西日低。蓑草雨衣眠醉叟,竹枝江调和炊妻。人间此乐渔家得,我困租佣悔把犁”。这幅作品展现出了和谐安逸的美好氛围,画面中悠然自得捕鱼、垂钓的渔民以及那些或坐或躺于平台之上的渔民,仿佛正在享受着酒足饭饱后的欢聚时光,这一场景与飞翔的鸟群、轻摇的芦苇共同构成了一幅动人的画卷。若非那句“人间此乐渔家得,我困租佣悔把犁”,此画面可以说是将渔家丰收之喜悦、赞美太平盛世的幸福生活描绘得淋漓尽致。可是,如此的“渔家之乐”只是画面之写,实际上,在当时沉重赋税的压迫下,渔民们的生活苦不堪言,沈周将其喻为“困租佣”,与画中景象及诗中描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发人深省。
实际上,沈周作为粮长,亲身经历了征收和押运粮食的艰辛,不但为了完成任务不得不自掏腰包的情况屡见不鲜,许多大户农家也因此破产。在这种背景下,沈周在文人情感的驱动下,创作了许多具有讽刺意味的诗画。例如,他在《继南执役》中描绘了辛劳与困苦:“负重怜年少,红尘逐病身。既为执役者,莫作晏眠人,官里诛求数,民间给用贫。余情不堪道,相对但沾中。”这首诗深刻体现了官方标准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以及作为“执役”者的沈周心中的无奈与苦楚。
(二)田园题材中的题画诗
中华文明崇尚和谐与包容,富含人文精神和玄奥哲思,文人画便是诞生于这样的文化土壤中。文人画依托于文人雅士的审美追求,其兴起与发展得益于士大夫阶层的推动。在这些画作中,有不少作品流露出了作者对人生的感慨和对禅宗佛理的探究,在意蕴与形象的双重营造下,逐渐形成了绘画与诗文、书法三者交融的独特风格。“青帘白舫往来吴越间,望者疑为神仙中人”是对沈周恬淡闲适生活的生动写照。古人创作诗歌总是将情感放在首位,沈周的画作题诗虽同样注重情感表达,但却更加强调意境之间的和谐统一。在沈周的笔下,山水画中的诗文是对画意的阐释,而画中的山水则是诗情的具体展现,这正是对“诗画家”的完美诠释。沈周利用具体的画面来呈现自己的心境,每一个意象的运用都旨在构建和加深这画面,这也正是他艺术构思与文学创作相得益彰的明证。
沈周在诗画结合的艺术创作上,深刻体现了感情与趣味之间的相互促进与补充。他巧妙地透过画作中的诗进一步阐释画作的意境,同时用画作展现诗的境界。画作直接传达的视觉印象和形象弥补了诗歌难以传达的细腻情感;而画作中蕴含的深层含义或哲理,则能通过题诗来揭示。沈周既诗才横溢又画艺高超,而且对自然的洞察也超乎般艺术家。在他的题画诗中,视觉效果的呈现尤为突出,如他常用色彩词汇来丰富诗意,也不吝将光影变化的词汇融入诗中。在沈周的《山水人物册之三》(如图4)中有这样的题诗:“绿树迷昏雾,青山生白云。自天为此景,平与画家分。”其巧妙地运用色彩词汇来增强观者的感官体验,“绿”与“青”给人以生机勃勃之感,“白”则象征着轻盈和纯净。整幅画作所呈现的色调凸显出了沈周诗作的明媚与清新,同时彰显了他高雅的个人气质。
苏东坡曾倡导“诗画同源”之理念,把文人的才情与绘画艺术紧密相连。他坚信,无论是诗歌创作、书法挥洒还是绘画构图,最关键的在于文人内心的省思与感悟。换言之,诗歌、书法与绘画三者本质上并无差异,均源自主体的心灵深处和思想感悟,而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则展现出较大的自由度。文人的书法用笔融入绘画之中,推动了文人“书画同源”理念的形成,元代赵孟頫就在其画作中表现了“以写代描”的艺术创作理念。沈周将书法的表现力融入山水画创作中,加入了文人画所要求的“随性”,可以说达到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境界。
沈周不仅是文人,还是画家。他虽以画作闻名,但其诗文同样出色,且书法独树一帜。明代时,以诗文题画已十分流行,沈周更是每画必题,画意与诗意相得益彰。作为一位明朝文人画家,沈周的山水画既表现了他对自然山川的关注,又体现了他对现实责任的担当,其以文人的创作方式,体现了独特的意象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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