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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媒体作为投资者获取*息的重要来源，其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的作用一直备受学术界关注。目前有关媒体这一外部治理机制的作用主要有媒体报道能够有效改善公司治理水平与媒体无法有效监督两种观点。一方面，现有研究认为媒体监督能有效提升公司业绩，减少违规行为，改善代理问题；另一方面，有研究认为媒体的报道并非完全中立，媒体出于自身的利益考量可能会进行有偏报道，从而扰乱资本市场。文章采用文献分析法，试图通过梳理媒体监督与公司治理相关文献，整理有关媒体监督在公司治理中发挥作用的不同观点与现有研究成果，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媒体监督；公司治理；公司违规；经济后果
引言
媒体是投资者获取*息的重要渠道，能帮助投资者持续跟踪上市公司*息，并对投资者可能忽略的隐患进行深挖，媒体报道是否能降低*息不对称程度、对上市公司起到外部监督作用，一直备受实务界与理论界的关注。作为能曝光上市公司的外部监督机制，媒体的监督作用受到不少学者的认可，被认为能够通过报道提升上市公司的*息透明度，抑制违规行为。然而也不乏对媒体的监督作用提出质疑的声音，认为媒体可能为了追求“轰动效应”进行有失偏颇的报道，同时也存在为赚取广告费与上市公司合谋的可能，导致媒体报道究竟能否完善公司治理尚未有定论。2011年，前媒体人G在微博上对某上市公司董事长的爆料引发多方关注，媒体的报道最终引来监管机构的介入，对该董事长涉嫌的腐败问题给予处罚。同样地，2019年某医药公司K财务造假也最先被自媒体一篇财务分析报告爆出，之后引发监管机构介入调查。诸如此类通过媒体报道影响公司业绩、揭露违规行为的案例比比皆是，可见媒体报道有助于识别公司已经存在的问题，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着不容小觑的作用。然而也不乏媒体进行不实报道的案例，2013年有记者对某上市公司Z进行不实报道，媒体的虚假报道严重影响到Z公司的股价，媒体的不实报道不仅无法起到外部监督的作用，还破坏了资本市场应有的秩序。从已有事实与学术研究成果来看，媒体报道是一把“双刃剑”。同时，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出现，媒体生态进一步受到影响，网络媒体逐渐取代传统媒体成为投资者获取*息的“新宠儿”，与网络媒体有关的课题也逐渐进入不少学者的研究视野之中。由此可见媒体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的作用值得受到持续关注，因此，本文试图梳理、提炼现有有关媒体监督作用的文献，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一、媒体监督的积极作用
（一）媒体监督的积极后果
不少研究赞同媒体监督能促使公司的良性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在传统媒体方面，目前已有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不少学者认为媒体能起到较好的监督作用，有效抑制上市公司的违规行为、提升公司业绩水平、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促进企业创新，进而促使公司的良性发展。李培功等研究表明媒体曝光数量的增加能提高上市公司改正违规行为的概率[1]，这种抑制作用同时会因为曝光内容、曝光方式而有所区分。孔东民等指出受到更多媒体关注的公司，其违规行为会受到抑制，而生产效率与公司业绩将得到提升[2]。章连标等的研究也证实了媒体关注与公司治理的相互替代作用，认为媒体关注能有效帮助公司提升绩效[3]。李明等从控股股东掏空的角度切入，发现媒体负面报道能显著抑制控股股东掏空行为，有效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且这种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上市公司中更为显著[4]。同时，张延良等的研究表明媒体关注会提升上市公司的*息透明度，因此媒体关注与上市公司股票定价效率显著正相关[5]。梁上坤研究发现媒体关注能有效抑制公司费用粘性，这种抑制作用在内部控制环境薄弱的公司中更为明显[6]。Borochin等指出媒体关注的提升能有效抑制管理层的不良并购行为[7]。杨道广等的研究表明，详实客观的媒体报道有助于促进企业创新[8]。周静细分企业特征，发现媒体关注有助于吸引机构投资者更多地关注企业，从而提升重污染企业的ESG表现[9]。
在解决代理问题上，也有不少学者对媒体的监督作用持认可态度，苏运柱的研究表明媒体监督能有效降低高管代理成本，成为管理层持股这一治理机制的补充[10]，邝雄等研究指出不同媒体传播渠道对代理成本的影响存在差异，在降低第二类代理成本方面，传统媒体的影响比社交媒体更加显著[11]。Kuhnen等的研究指出媒体监督能有效提升高管薪酬合理性水平[12]。罗进辉指出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会因为媒体报道而得到提升，且这种正向作用在国有企业样本中更为明显[13]。刘启亮等的研究表明媒体负面报道能帮助治理高管腐败的问题，这种长期治理效果能持续3年左右，且市场导向的媒体负面报道对高管腐败治理的效果更好[14]。
近几年来，随着网络的发展，网络媒体也逐渐进入研究视野，由于网络媒体发布*息更加及时，能突破传统媒体的地域限制，且普遍被认为更有利于“群体智慧”的发挥，吸引不少学者从这一新媒体形式的角度切入，研究网络媒体对公司治理诸多方面的影响，并认为网络媒体也能承担监督作用，完善公司治理。作为中小投资者发声的重要平台，各个股吧成为学者关注的重点。朱孟楠等从东方财富股吧入手，探究中小股东的*息交互网络对公司股价的影响，发现上市公司股价崩盘的风险会随着网络中心度的提升而降低，验证了媒体的“舆论监督假说”[15]。王玉涛等也对东方财富股吧这一社交媒体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中小股东积极通过社交媒体发声能有效抑制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优化企业投资效率，这种社交媒体的监督作用在法制环境良好的公司中更为明显[16]。孙鲲鹏等则对公司股吧这一社交媒体进行研究，发现活跃的公司股吧能有效抑制公司正向盈余管理行为，发挥公司治理作用[17]。李万利等的研究表明互联网能在传统媒体报道发挥治理功能时起到“扩音器”的作用，互联网与传统媒体的结合能促进企业选择长期绿色创新的发展方式，抑制企业短视行为[18]。何枫等的研究也表明，网络媒体这一颠覆传统媒体*息传播渠道的新媒体形式能显著提升企业创新水平，且这种正向效应在*息透明度低、受中小股东舆论监督较少的企业更为显著[19]。
与传统媒体类似，同样也有不少研究认可了网络媒体在缓解代理问题上的作用。窦超等对我国证券交易所的网络互动平台进行关注，分析中小股东通过社交媒体发声对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是否会产生影响，发现社交媒体活跃的公司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水平更高，社交媒体能抑制上市公司高管道德风险行为[20]。杨晶等的研究表明网络负面舆论能促进国企改进高管薪酬的效率性和公平性[21]，张新民等的研究也指出在社交媒体蓬勃发展的今天，社交媒体能抑制高管获取运气薪酬[22]，提升薪酬的公平性[23]。
综合来看，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近年来新兴的网络媒体，都已有大量研究认同了媒体报道的监督作用，认为媒体报道能提高*息透明度，有效抑制公司违规行为、促进企业创新、缓解代理问题，是内部控制薄弱时的有力补充。同时，媒体监督的作用会因为报道方式、公司特征、媒体特征的不同而存在差异。
（二）媒体监督的作用路径
目前有关媒体监督作用的实现路径主要为引起行政机构介入与声誉机制两种方式。在引起行政机构介入方面，现有观点主要认为媒体报道能引起有关部门对违规行为的关注，为有关部门提供更多的公司*息，有助于及时介入并监管公司的违规行为。杨德明等的研究认为媒体监督职能的发挥需要依赖政府及主管行政部门的介入，在有关部门介入的情况下媒体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公司高管薪酬过高的问题[24]。李培功等也认为媒体发挥公司治理作用是通过引起行政机构介入来实现的，相关部门能通过媒体曝光降低*息不对称程度，从而提升相关部门对被报道公司调查的可能性[1]。刘启亮等在有关媒体负面报道与高管腐败行为的研究中也指出，媒体负面报道会提升反腐机构介入的可能性，对高管腐败行为起到抑制作用[14]。孙鲲鹏的研究认为活跃、丰富的舆论更容易引起监管机构的关注，这种可能引致的关注将对公司产生潜在制约，抑制公司正向盈余管理行为[17]。李万利等也指出当今互联网的“扩音器”作用能放大传统媒体报道的受众，公司在面临更容易受到环保部门监管处罚的情况下被倒逼进行绿色创新[18]。
在声誉机制方面，也有不少研究认为高管出于未来就业机会与薪酬等考量会关注自身声誉，希望尽量减少有关自身的媒体负面报道。刘启亮等的研究指出，媒体负面报道的广泛传播增加了*息受众数量，提高了高管实施腐败的声誉成本，当高管认为实施腐败的利益不足以弥补带来的损失时会停止腐败行为，从而起到抑制高管腐败的治理作用[14]。杨晶等的研究也表明，当国有企业高管面对网络负面舆论时，为维护自身声誉可能会主动降低相对薪酬以满足普通民众对公平感的需求[21]。
二、媒体报道的消极影响
然而由于媒体报道难以做到完全无偏，也有不少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认为媒体关注无益于公司治理，反而会进一步扰乱资本市场。由于媒体需要通过增加阅读量来吸引更多读者订阅，进一步赚取广告收益，因此可能会夸大事实来博取眼球。熊艳等的研究就指出媒体可能会为了追求报道的爆炸性，迎合受众需求而进行有偏报道，过度渲染、炒作，这种出于自利目的制造的“轰动效应”不仅无法起到监督作用，反而会导致资本市场乱象丛生[25]。同时，游家兴等的研究表明，由于媒体在报道时很难做到完全中立，往往对报道倾注个人感情色彩，导致媒体报道的情绪将加剧股票价格偏离正常水平的程度[26]。姚文韵等对上市公司Z遭受的不实报道以及其带来的经济后果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媒体的不实报道不仅会给目标企业的市场价值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还会导致被报道企业经营业绩、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分析师预测准确性的下降，且这种负面影响在短期内无法得到改善，具有广泛性与长期性[27]。
在媒体监督与代理问题方面，也有不少研究认为媒体报道无法缓解代理问题。Malmendier等的研究发现媒体对CEO的赞美性报道无法促使其努力工作，反而会使CEO在未来表现平平[28]。同时，也存在不少研究认为媒体曝光对规范高管薪酬无益或者只在特定企业中发挥作用。罗进辉的研究指出媒体报道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提升只在国有企业中发挥作用，在民营企业中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并不能因为受到媒体关注而得到提升[13]。醋卫华等指出为获取上市公司广告收入，媒体可能会被上市公司收买，对明星CEO进行追捧，成为高管攫取私利的“同谋”，这种行为严重削弱了高管薪酬契约的有效性[29]。杨宝等通过实证研究指出，过多的媒体报道可能会给被报道的高管带来“声誉溢价”，增加高管获取能力范围之外薪酬的话语权，使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脱钩，增加代理成本[30]。
综上所述，有关媒体报道带来的消极经济后果主要认为由两方面造成：一方面，阅读量作为媒体业绩的重要衡量指标，媒体为博取眼球可能故意进行有偏报道，试图制造轰动性新闻来增加自身订阅量，从而获取收益；另一方面，媒体可能为获取上市公司的广告收益而与被报道公司合谋，进行不实报道。在这种情况下，媒体报道不仅无法降低*息不对称程度和帮助投资者监督公司，反而会对投资者的判断形成干扰。
三、文献评述
媒体作为专业收集、生产和传播者，在深挖上市公司*息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也一直被认为是外部治理的重要角色。因此，媒体报道对公司治理的影响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话题。
回顾现有研究，媒体报道被认为是一把“双刃剑”。不少研究支持媒体监督是公司内部治理的补充，能有效抑制公司违规、大股东掏空等行为，对提升公司业绩水平、投资效率、创新水平都有所裨益。媒体报道有助于为投资者与监管机构提供更多与公司治理有关的*息，引起监管机构对上市公司可能存在隐患的关注并及时介入。同时，媒体报道带来的*息不对称程度的降低也能让公司高管面临更大的压力，高管可能出于自身声誉的考量放弃在职消费等行为，媒体报道有助于提升高管薪酬契约的有效性，降低代理成本。
然而也有不少研究指出媒体报道并不能弥补公司治理的缺陷，反而可能进一步扰乱资本市场。媒体由于需要获利，可能为了赚取广告费用故意夸大事实、进行有偏报道以博取眼球，也可能与上市公司合谋。同时，媒体的报道由于难以做到完全中立，媒体情绪也会对股价等造成不利影响，导致被报道公司股价出现偏离正常值的波动。
总体而言，目前研究还更多聚焦于传统媒体，且关于媒体监督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到底如何也尚未有定论。关于出现相反观点的原因，主要在于媒体报道特征存在差异，媒体的情绪、报道是否客观、公正、详实等都会对媒体报道的监督作用产生影响。因此，未来可以进一步区分媒体情绪、报道性质、媒体性质等，对其进行更为细化的分析，更充分地厘清媒体报道这一外部监督机制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的作用，也为我国媒体行业的规范发展提供参考。同时随着网络的发展，社交媒体已成为媒体的重要形态之一，其评论区有助于中小投资者“群体智慧”的发挥，社交媒体报道的传播速度相较于传统媒体更为迅速，传播范围也突破了传统媒体时间、地域的限制而更加广泛。此外，与传统媒体中小投资者的意见难以向公司反馈不同，社交媒体为中小投资者将自己的意见直接传达给上市公司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一方面更有助于中小投资者利用媒体监督公司治理，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公司收集更多建议，完善自身不足。这种与传统媒体的差异为公司治理中的媒体监督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未来研究可以更多从社交媒体入手，探究这一新兴媒体形式对公司治理的影响是否有别于传统媒体，进一步丰富了媒体与公司治理领域的研究。
参考文献：
［1］李培功，沈艺峰.媒体的公司治理作用：中国的经验证据［J］.经济研究，2010，45（4）：14-27.
［2］孔东民，刘莎莎，应千伟.公司行为中的媒体角色：激浊扬清还是推波助澜?［J］.管理世界，2013（7）：145-162.
［3］章连标，杨慧.公司治理、媒体关注与企业绩效［J］.商业会计，2022（8）：47-51.
［4］李明，叶勇.媒体负面报道对控股股东掏空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J］.管理评论，2016，28（1）：73-82.
［5］张延良，崔海涛，李琪，等.媒体关注对股票定价效率影响研究［J］.投资研究，2022，41（9）：143-158.
［6］梁上坤.媒体关注、*息环境与公司费用粘性［J］.中国工业经济，2017（2）：154-173.
［7］BOROCHIN P，CU Weihua.Alternative corporate governance：Domestic media coverage of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in China［J］.Journal of Banking&Finance，2018，87：1-25.
［8］杨道广，陈汉文，刘启亮.媒体压力与企业创新［J］.经济研究，2017，52（8）：125-139.
［9］周静.媒体关注与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ESG表现研究［J］.中国林业经济，2023（3）：46-52.
［10］苏运柱.媒体监督、管理层持股与代理成本［J］.市场周刊，2021，34（12）：4-7.
［11］邝雄，陈霞，王前.不同媒体监督渠道对公司治理代理成本的影响［J］.投资研究，2019，38（10）：16-27.
［12］KUHNEN C M，NIESSEN A.Public opinion and executive compensation［J］.Management Science，2012，58（7）：1249-1272.
［13］罗进辉.媒体报道与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J］.金融研究，2018（3）：190-206.
［14］刘启亮，陆开森，李祎，等.媒体负面报道与高管腐败治理［J］.会计研究，2022（3）：123-135.
［15］朱孟楠，梁裕珩，吴增明.互联网*息交互网络与股价崩盘风险：舆论监督还是非理性传染［J］.中国工业经济，2020（10）：81-99.
［16］王玉涛，董天一，鲁重峦.中小股东“用嘴投票”的治理效应与企业投资效率［J］.经济管理，2022，44（6）：115-132.
［17］孙鲲鹏，王丹.互联网*息环境整治与社交媒体的公司治理作用［J］.管理世界，2020，36（7）：106-132.
［18］李万利，陈亮，袁凯彬.互联网能否增强传统媒体的外部治理功能？—基于媒体环境报道与企业绿色创新视角［J/OL］.南开管理评论，1-26.［2023-02-17］.
［19］何枫，刘贯春.数字媒体*息传播与企业技术创新［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2，39（12）：111-131.
［20］窦超，罗劲博.中小股东利用社交媒体“发声”能否改善高管薪酬契约［J］.财贸经济，2020，41（2）：85-100.
［21］杨晶，沈艺峰，李培功.网络负面舆论对高管薪酬公平与效率的影响［J］.2017，39（2）：117-134.
［22］张新民，赵文卓.媒体报道与运气薪酬：基于传统媒体与社交媒体的比较研究［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2023，38（3）：53-65.
［23］赵文卓，张新民，杨道广.社交媒体报道与高管薪酬治理—基于公平性视角的实证检验［J/OL］.南开管理评论，1-25.［2023-08-03］.
［24］杨德明，赵璨.媒体监督、媒体治理与高管薪酬［J］.经济研究，2012（6）：116-126.
［25］熊艳，李常青，魏志华.媒体“轰动效应”：传导机制、经济后果与声誉惩戒—基于“霸王事件”的案例研究［J］.管理世界，2011（10）：125-140.
［26］游家兴，吴静.沉默的螺旋：媒体情绪与资产误定价［J］.经济研究，2012，47（7）：141-152.
［27］姚文韵，梁方志，尤梦颖，等.媒体不实报道的长期价值毁损效应研究—基于中联重科的案例分析［J］.会计研究，2019（11）：64-69.
［28］MALMENDIER U，TATE G.Who makes acquisitions?CEO overconfidence and the market's reaction［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7，89（1）：20-43.
［29］醋卫华，李培功.媒体追捧与明星CEO薪酬［J］.南开管理评论，2015，18（1）：118-129.
［30］杨宝，甘孜露.财经媒体关注能提高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吗—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财会月刊，2018（4）：76-81.后台-系统设置-扩展变量-手机广告位-内容正文底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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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报道对公司治理的影响研究综述论文
人参与 2025-01-14 10:23:29 分类 : 经济学 点这评论 作者：团论文网 来源：https://www.tuanlunw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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