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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数字金融作为一种将数字信息技术与传统金融相结合的新兴金融服务模式,对企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以我国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数字金融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及路径。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价值,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技术创新水平提高是数字金融发展提升企业价值的作用机制。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对重点城市和高技术行业企业的价值提升作用更加显著。

  关键词:数字金融;技术创新;企业价值

  引言

  2022年,央行发布《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22—2025年)》,提出要“推进金融数字化转型,健全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表明我国对于数字金融发展的高度重视。伴随着金融产业的发展和数字信息技术的进步,数字金融在变革金融产业传统服务模式的同时,也影响着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对于企业生产效率提高、企业价值提升起到了强大的助推作用。技术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

  与数字金融的关系密不可分,一方面来说,技术创新为数字金融的应用提供了基础,数字金融的发展离不开技术创新;另一方面,数字金融可以通过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缓解融资约束等途径提高技术创新主体的技术创新能力。同时,技术创新也能够通过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生产效率等方式促进企业价值增值。因此,探究数字金融与企业价值提升的关系、分析技术创新是否发挥了中介作用是有必要的。

  基于此,本文根据2011—2021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得出数字金融能够显著提升企业价值,同时打开了数字金融影响企业价值的“黑箱”,明确了技术创新在该过程中发挥的中介效应。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数字金融与企业价值


  已有诸多研究表明,数字金融能够提升企业价值。从宏观经济角度来说,数字金融的发展能够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1]、提高居民消费[2]、促进城市产业结构升级[3]、优化资源配置[4]以及提升区域创新能力[5]等途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从而实现对于企业价值提升的助推作用。从企业微观层面来说,第一,数字经济能够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为企业提供优良的金融融资环境[6],帮助企业扩大融资规模,增加经营资本,有助于解决经营资金不足的问题,实现企业的良好经营,进而提高企业价值。第二,数字金融可以提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7],即提高企业的综合生产力,在技术应用、管理模式、产品质量等多个方面实现全面提升,从而提高企业的价值创造能力,实现企业价值的增加。第三,数字金融能够降低企业的非效率投资比例,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8],实现资金的最大化利用,提高企业经营效率,助推企业价值的提升。第四,数字金融能够通过发挥资源效应和信息效应提升企业的风险承担能力[9],提高企业的经营稳定性,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产生帮助。

  综上所述,从宏观层面来说,数字金融可以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从而推动企业价值的提高。微观上,数字金融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增强企业全面发展能力、提高投资效率以及提升企业风险承担能力等途径实现企业价值的提升。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数字金融发展可以提升企业价值。

  (二)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

  技术创新是数字金融发展提升企业价值的重要途径。

  一方面,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创新融资是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活动的关键环节[10],研发活动需要持续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才有可能获得一定成果,其过程中伴随着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持续稳定的资金支持对于技术创新活动来说是必要的。数字金融发展所带来的传统金融服务模式颠覆能够简化企业融资流程[11],进而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有利于企业持续稳定地开展创新活动。同时,企业与投资者之间可能会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信息不对称,引发融资约束等问题[12],不利于企业持续开展研发活动。数字金融以信息技术为支撑,将互联网与金融行业相结合,通过高效挖掘将有价值的数据进行收集与整合,能够减轻信息不对称现象,缓解融资约束[13],解决创新项目中资金缺乏的问题,有利于研发资金的持续投入与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开展。此外,数字金融的发展能够为企业提供高效的信息分析工具,识别技术创新演化的最优路径[14],帮助企业做出更好的创新决策,提高技术创新效率。

  另一方面,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提高能够推动企业价值增加。技术创新是企业实现经营业绩提升、企业价值增加的重要手段。从短期来说,技术创新可以提高企业的经营业绩[15],企业可以通过技术创新提高生产效率、优化产品与服务,在短时间内实现市场份额的提升,进而提高企业价值。长期来说,技术创新有利于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16]、保持持续发展[17],企业可以通过技术创新掌握所在领域的高精尖技术,进一步地开拓市场,掌握更高的市场份额,实现持续发展与企业价值的提升。综合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通过技术创新提升企业价值。

  二、研究设计

  (一)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


  选取企业价值为被解释变量,用符号TobinsQ来表示。具体计算方法为企业市值/期末总资产。

  2.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为数字金融指数,用符号Dig表示。借鉴其他学者的普遍做法,采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进行衡量。

  3.中介变量

  中介变量为企业的技术创新情况,从投入(Inn_ inputs)和产出(Inn_outputs)两个层面进行衡量。参考已有学者的做法[18],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的代理变量分别为研发投入占比和专利申请数量。其中,研发投入占比为企业当年研发经费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专利申请数量是将CNRDS数据库中的企业当年专利申请总数取对数处理。

  4.控制变量

  通过对以往研究成果的分析,本文从企业和城市两个层面选取控制变量,企业层面控制变量为企业规模、企业年龄、企业杠杆率、总资产增长率、市盈率、股权集中度和董事会规模,城市层面控制变量为城市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变量具体信息如表1所示。
 

 
  (二)样本与数据

  本文选取我国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为减少异质性样本对研究结果的影响,本文对获得的样本初始数据做了如下筛选:剔除了ST以及*ST类企业样本;剔除了数据缺失的企业样本。共筛选获得17 614个样本。同时,为了避免某些极端数据对实证结果的影响,提高研究结果的准确性,本文对样本数据进行了1%和99%水平上的缩尾处理。本文数据来源于CSAMR数据库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实证分析处理软件为stata16.0。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三)模型构建

  以企业价值为被解释变量、数字金融为解释变量,构建基准回归的检验模型:

  TobinsQit=α0+α1Digit+α2Controls it+ΣYear+ΣIndustry+εit。(1)

  其中,i表示企业,t表示年份。TobinsQit是本文的被解释变量,表示i企业在第t年的企业价值;Digit是核心解释变量,表示i企业在第t年的数字金融指数;Controlsit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本文控制了时间与行业的双向固定效应,εit为误差项。

  在中介机制检验中,借鉴江艇(2022)[19]的做法,构建中介效应检验模型来检验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如果数字金融对中介变量的回归结果显著,则认为中介效应存在,模型如下:

  Inn _ inputsit=α0+α1Digit+α2Controlsit+ΣYear+ΣIndustry+εit,(2)

  Inn _ outputsit=α0+α1Digit+α2Controlsit+ΣYear+ΣIndustry+εit。(3)

  在式(2)—(3)中,Inn _ inputs表示创新投入,Inn _ outputs表示创新产出,α1是中介效应检验的核心参数,若α1显著,则表明中介效应存在。

  三、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根据上述研究,本文基于模型(1)探究数字金融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由表3可知,列(1)为不加任何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列(2)为加入企业层面控制变量的结果,列(3)为加入企业层面和城市层面控制变量的结果。可以发现,列(1)—(3)中数字金融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数字金融促进了企业价值的提升,假设1得到了验证。
 

 
  (二)中介效应检验

  根据模型(2)(3)检验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得出检验结果见表4。由表4可知,列(1)与列(2)中解释变量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数字金融从投入和产出两个角度显著推动了企业创新,假设2得到了验证。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巩固实证分析结果,本文采用滞后变量和替换被解释变量的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首先,在前文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不变的情况下,本文对解释变量进行了滞后一期处理,由表5第(1)列可知,回归结果与前文实证结果一致。其次,参照武永霞等(2024)[20]的做法,在解释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将ROA作为企业价值的代理变量再次进行回归,结果如表5第(2)列,回归系数仍在1%的水平上显著。以上稳健性检验验证了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是可靠的。
 

 
  (四)异质性检验

  行政等级差距深刻影响着我国的城市发展,高行政等级城市相对于其他城市来说,具有更高的资源获取能力和资源配置权限[21],因此高等级城市能够更好地利用数字金融发展带来的创新效应,改善企业绩效,进而提升企业价值。参考辛大楞等(2023)[22]的研究,将副省级城市与省会城市列为重点城市,将其他城市列为非重点城市,按照企业所在地将全部样本分为两组分别进行回归。结果如表6第(1)(2)列所示,重点城市样本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非重点城市则不显著,说明数字金融显著提升重点城市的企业价值,验证了上述推论。

  参考徐欣等(2012)[23]的做法,将样本所属行业分为高技术行业和传统行业进行分组回归。结果如表6第(3)(4)列所示,高技术行业样本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传统行业则不显著,说明高技术行业的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更加显著地推动企业价值提升。究其原因,相对于传统行业,高技术行业的创新需求更旺盛,数字金融发展所带来的创新水平提升能够更显著地提升高技术行业的企业价值。
 

 
  四、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结论


  通过数字金融、技术创新与企业价值的关系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结论:数字金融与企业价值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即数字金融发展情况越好,企业价值越高。技术创新在数字金融对企业价值的作用中发挥了中介效应,即数字金融可以通过技术创新推动企业价值的提升。数字金融发展对重点城市和高技术行业的企业价值提升作用更加显著。

  (二)对策建议

  第一,要提高数字金融发展的深度。政府应引导完善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利用先进信息技术推动传统金融服务模式的改革,提高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效率。建立健全数字金融监管体系,防范金融风险,推动数字金融持续健康发展。企业应科学、合理地运用数字金融资源,制定数字化发展战略,推动投融资方式的变革,实现企业的良性发展与企业价值的提升。

  第二,提高数字金融发展的广度。面对我国数字金融发展区域差异较大的问题,政府应采取措施提高数字金融普及率。不同地区应因地制宜,结合地方实际与行业特点采取差异化的数字金融发展策略,带动各地区的经济均衡发展。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不同规模金融机构布局,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体系和信贷市场体系,为数字金融发展夯实基础。

  第三,应注重技术创新在数字金融对企业价值作用中产生的重要影响。构建技术创新研发和数字金融发展平台,加强创新人才培养。政府应加大对企业进行研发经费支持,保障企业研发活动的稳定化与持续化。企业内部制定研发活动长期规划、建立研发经费投入决策机制、提高研发经费的使用效率,提高技术创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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