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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腊精神与印度佛教理念的交织孕育出了犍陀罗佛教艺术,而云冈石窟的造像继承了犍陀罗造像的艺术特点,融合了东西方的艺术特色,是佛教造像艺术中国化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因此,深化对犍陀罗佛像艺术特征和美学价值的认识,有利于人们开展对云冈昙曜五窟造像的深入研究。犍陀罗是今巴基斯坦北部白沙瓦周边的一个地名,左邻阿富汗,右邻巴基斯坦塔克西拉地区,此地因出土了大量的犍陀罗佛像而闻名于世,因此,犍陀罗也通常指一类艺术风格。云冈石窟中的昙曜五窟是犍陀罗艺术东传过程中最具典型性的珍品。

  一、犍陀罗佛像的由来

  公元前326年,亚历山大在杰赫勒姆河战役中击败了由波罗斯率领的印度军队,正式奠定了马其顿帝国的版图。随之,一股强烈的希腊精神席卷了从爱琴海到瓦罕走廊以及从阿姆河到印度河的广大区域。可以说,亚历山大东征所带来的影响是史无前例的,它使得人类轴心时代的几大文明之间相互交织激荡,使希腊文明、波斯文明、印度文明发生了深刻的交流与融合。此后,希腊精神与佛教理念的交织孕育出了犍陀罗佛教艺术。在远征途中,亚历山大建立了数座亚历山大城,这些城市在地中海到中亚以及印度的广大地域中起到了传播希腊文化的作用,尤属巴克特里亚地区和犍陀罗地区最为重要。这些城市作为承载希腊文化记忆的最基本物质载体,其建筑风格和雕塑风格对后来的佛像造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希腊文化起源于公元前8世纪,经过了古风时期,到以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哲学代表的古典时期时达到了哲学和文化的高峰,因此,后世可以从希腊艺术中看到很多关于希腊文化的准则和典范,其中就有柏拉图的一些哲学理念。比如,柏拉图认为“美是艰难的”“美是光辉灿烂”,笔者认为,这可能就是希腊雕塑中无时无刻不在洋溢着充沛的精神价值的根源,也是希腊雕塑拥有精湛技艺的根源。具体来说,犍陀罗艺术中的孔雀磨光这一重要表现手法就体现了佛陀内在的光辉。又如,柏拉图认为,世界是理念的显现,由此看来,艺术品就是理念的载体,是探究理念的最佳途径。根据目前巴基斯坦白沙瓦地区考古学的发现,最早的犍陀罗佛像诞生于公元1世纪左右,雕像的材质是灰泥,从这些雕像中可以明显看出希腊的造像艺术。公元2世纪,片岩制造的佛像开始大量出现。

  二、犍陀罗佛像的美学特征

  古希腊的学者和艺术家总结出了创造“美”的定律—心身至善(即形态之美与灵魂之善合一)、黄金比例、体液平衡。这三条美学规律超越了民族、地理和文化,不仅帮助希腊雕刻家敲开了“美”的大门,而且为数百年后“圣像”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希腊文化的一大特征表现为“数理的明晰”,即重视数学和逻辑。意大利哲学家翁贝托·艾柯在其著作《美的历史》中提出了多种关于美的观点,他认为美的产生即悦目的面容与体液平衡和四肢关系的和谐有关,这种和谐与天体物理学中的行星距离法则类似。在上述这些因素的影响下,犍陀罗佛像艺术家们创造出了一种不朽的感性形态—“垂睑颔首”。学者丁方指出,这一动姿将佛陀的悲悯情怀与希腊的高贵端庄糅合于一体,创造出人类艺术史上最初的圣像典范,其标志是佛陀—圣人背后的光轮。这一设计增强了佛像的神圣感。

  犍陀罗佛像的第一个显著特征是面部、外形受到古希腊文化的影响。希腊太阳神阿波罗的雕像(如图1)有着一种经久不衰的魅力,他的发式、眉弓、眼睛、鼻梁、耳朵、嘴唇、下颚等都体现着黄金比例的精确运用。当黄金比渗透到五官的每一个部分时,形便超出了一般概念上的优美,从而具有了“位格”(即一个智慧生命的存在显现,可以被称之为“生命中心”)。近8个世纪之后,逾万里之外,随着希腊文化的东渐,这样一个具有伦理学意义的美学观念—形的位格,最终让希腊造型在佛陀身上成为形的标识。在佛像比例上,犍陀罗佛像严格遵守希腊罗马的人体雕塑比例,站像7头高,坐像5头高,盘腿坐像3头半高,身体肌肉表现十分写实。除人体比例外,犍陀罗佛像的表情面带慈悲,平和安定,这是遵循了古希腊雕塑身心至善、体液平衡的原则。另外,犍陀罗佛像的相貌与当地的月氏人、塞种人、印度人不尽相同,这些雕像额头方正、鼻梁挺拔、眼窝深陷、嘴唇单薄,具有典型的欧罗巴人种的特点,其发型多半呈海浪式。具体来说,在犍陀罗佛像中最早出现的王子菩萨像(如图2),其造型与阿波罗十分相似,均为卷发、高鼻梁,身着中亚披风,脚穿希腊式凉鞋。
 

 
  犍陀罗佛像的第二个显著特征是借助对衣褶的塑造来体现犍陀罗艺术注重形体结构刻画的理念,这与希腊写实的人体雕塑如出一辙。古希腊人日常均穿着亚麻长袍,所以对裙袍的材料、质感以及裙袍与人体的关系认识深刻,因此,雕刻家们能够凭借此认识雕刻出衣褶精美的造像。例如,大英博物馆命运三女神雕像(如图3)着古希腊式的宽敞衣裙,雕刻线条流畅自如,展现出了命运三女神的美丽躯体,由此可看到犍陀罗佛像衣褶的原型。
 

 
  犍陀罗佛像的第三个显著特征是早期雕像多使用灰泥和片岩的材质。灰泥雕像出现早,虽不算精致,但仍有着独特的表达效果。灰泥较粗糙的质感赋予了犍陀罗佛像以呼吸般的感觉,呈现出温润的气质,这使佛像与观者之间不容易有隔阂。继灰泥雕像之后,犍陀罗地区又发展出了片岩材质的雕像,通过运用“孔雀磨光”的艺术表现手法,使雕像通体散发出璀璨的光泽。

  三、云冈昙曜五窟的艺术风格

  昙曜五窟指我国云冈石窟的第16~20窟,是云冈石窟群中最早开凿且最精美的石窟。在昙曜五窟中,主佛的风格来源是所谓的“迦毕拭”风格,也是希腊造型原则的中亚化,有学者以“四倍首”来概括。这种风格通常出现在草原的摩崖石刻或原始石雕中,其精悍有力的造型往往呈现出磅礴的气势,具有浑厚纯朴的西域情调。

  从昙曜五窟的造像特征来看,第20窟主佛结跏趺坐,双手叠加置于腿上,露右肩,其身躯宽厚,类似北方男子,高鼻通额,细眉长眼,耳轮齐肩,盘光滑肉髻,身披袈裟。这种袈裟的雕刻线条凹凸有致,粗细不一,随形体的转折进行刻画,与犍陀罗风格相似。除了主佛,其左边的胁持佛,施无畏印,身着典型的希腊式长袍。即使是石刻,也依然能呈现出紧贴肉体感觉的长袍袈裟。这种长袍样式能经常在犍陀罗佛像和柏孜克里克石窟壁画里看到。第19窟的主佛高16.8米,和第20窟的主佛相似,身披袈裟,结跏趺坐,耳轮齐肩,肉髻高耸,两颊饱满,鼻翼宽阔,左手轻放腿上,右手施无畏印,同样薄衣贴体,袈裟边饰有折带纹。第18窟主佛身披千佛袈裟,肉髻高耸,双耳垂肩,鼻梁挺拔,目视远方,质朴浑厚。主佛穿着右袒大衣,腹部以上的衣服雕刻着千佛小像,大腿上呈现双U形衣褶,透过衣服可以清晰地看到肌肉曲线。除了主佛之外,窟内还有大量的众生形象。主尊两侧分别为胁侍佛、胁侍菩萨及十大弟子像,他们形态各异,表现出了高超的雕塑艺术水平。第17窟主佛头戴宝冠,胸前配有蛇形饰品,大臂戴着钏,束腰收腹,下穿羊肠长裙,薄衣贴体,身体修长,双脚交叉盘坐。在犍陀罗造像艺术中,与此类似的交脚菩萨像十分常见,他们头戴冠饰,佩戴颈饰和胸饰,胳膊上戴臂钏及腕钏。可以说,第17窟展现了犍陀罗艺术与中国本土文化的结合。第16窟主佛目视远方,高鼻梁,神情端庄,左手自然垂下,掌心向上,拇指轻触中指,右手施无畏印。其服饰区别于其他4窟,主佛着宽袍、系宽带,即褒衣博带式袈裟,胸前系长带,这是北魏太和年间推行汉化时的服制。这种经典风格与“曹衣出水”的美学价值相映成辉,架构起一座“立体雕刻”向“平面书写”绘画艺术语言转换的桥梁。不过,第16窟主佛的衣服并非属于犍陀罗造像的艺术风格,也不是中国南朝时期的衣饰,而是类似中国北方民族十分厚重的毛毡披风或裙袍,在胸前打上领带,裙摆立于莲花座上,具有北方民族朴实彪悍的英雄气概。

  四、犍陀罗造像艺术对云冈昙曜五窟的影响

  云冈石窟开凿于公元460年左右,由当时的北魏皇室主持,佛教高僧昙曜奉旨开凿,历时150年左右,规模宏大、雕刻精美、内涵丰富,旨在展示北魏皇帝的权力和佛教的威严。

  北魏时期在文化、艺术等方面对我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开阔并融、兼收并蓄的文化特点在云冈石窟造像上得到了深刻的诠释。云冈石窟不仅是宗教文化的载体,同时也呈现了诸多民族文化交流借鉴的结果,这为中西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实体研究材料。

  犍陀罗造像艺术对云冈昙曜五窟的影响主要有人物造型和佛教故事两个方面:

  第一,就人物造型来说,犍陀罗艺术中有大量结痂趺坐、施禅定印造型的佛像,云冈昙曜五窟第20窟的主尊佛像亦是如此,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改造。改造之后的主佛像与犍陀佛的浮雕佛像相比,更近似于原雕,尤其是佛像的两臂与躯体,仿佛马上就会从山体中走出来一般,十分立体饱满。主佛身着的袈裟,其镶嵌式褶皱源于犍陀罗石刻。但事实上,这种表现方式并不适合用在石刻上,反而更便于泥塑造型。因此,昙曜五窟在衣褶刻画上将犍陀罗写实性的凹凸雕刻方式进行了平面化的创造性转化,也可以说,昙曜五窟中的主尊佛像风格在源于犍陀罗造像的基础上做了本土化的改变。当然,云冈昙曜五窟的造像并不都融合了犍陀罗造像艺术。例如,云冈昙曜五窟的主尊佛像双耳垂肩,两颐丰满,就区别于犍陀罗造像的波浪式卷发和深眼窝,这也是典型的云冈造像标志。

  第二,本生故事、因缘故事、佛传图像等故事和图像是佛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犍陀罗造像艺术中,本生故事、因缘故事不太多,佛传图像却十分丰富,它们对云冈石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构图和细节描绘方面。在云冈昙曜五窟第19窟主佛旁侧立佛的左下方有个跪坐态的童子,立佛的左手摸着童子的头,这是罗睺罗的因缘故事,也是云冈石窟最早的佛教故事图像,这种构图形式常见于犍陀罗造像艺术中的因缘图像浮雕。其实,犍陀罗佛教故事和图像对云冈石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云冈石窟中最为华丽的第6窟。在第6窟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佛传图像,如树下诞生图像、灌水洗浴图像、乘象入胎图像等,这些图像在构图上大体沿袭了犍陀罗的图像布局模式,但在细节描绘和人物造型、人物数量上更接近汉文化。

  总之,犍陀罗造像艺术为云冈石窟的本土化造像提供了原型。云冈昙曜五窟作为我国佛教石窟艺术中的经典之作,对研究外来宗教艺术的中国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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