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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迪克《第二代》中的科技伦理危机论文

3 人参与 2025-02-28 10:47:08 分类 : 教育论文点这评论 作者：团论文网 来源：https://www.tuanlunwen.com/

　　菲利普·迪克(Philip·K·Dick，1928—1982)是20世纪美国最负盛名的科幻作家之一，他的科幻作品始终围绕着“真实与虚假”“人与非人”这两个主题展开，描绘科技异化下反乌托邦式的未来，流露出对于科技乐观主义的担忧。在《第二代》(Second Variety)中，迪克将背景设定于俄美战争期间，战争双方相持不下，作为军事工具的杀人机器“利爪”顺势出现，颠覆既有主从关系和强弱对比，继而威胁人类存亡的故事。小说的主线以利爪进化出的四种人形形态展开，揭示了技术失控所带来的一系列颠覆性后果，同时反思人类中心主义观念下由于科技的滥用所导致的人与自然生态关系的失衡。

　　科技伦理作为伦理学的一个分支，是指涉及社会中人类科学技术实践活动的行为规范和准则。其意义在于消除或者避免、减少社会中科技活动主体在与科学技术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造成的一系列对社会的负面影响和效应。科技伦理的讨论主要集中在生命伦理、生态伦理、信息伦理、基因伦理等方面。本文分别从生命伦理和生态伦理这两个维度探讨《第二代》中所展示的科技伦理危机，并反思现代技术的异化对人类生存和发展造成的威胁。

　　《第二代》中的生命伦理危机

　　《第二代》展现出的灾难性场景与科技造福人类的意愿相违背，人类创造的人工智能发展为一种新的异类生命，冲撞着社会的和谐。一方面，迭代为人形的利爪模糊了人与机器的边界，使人陷入怀疑、猜忌的恐怖谷；另一方面，突破了奇点的人工智能创造了不可测的新主体，颠覆了既有的主从关系和强弱对比，使得人类面临严峻的生存危机甚至是文明毁灭的黑暗远景。

　　在《第二代》中，人们对于利爪的态度是与之具体形态相联系的。面对作为冷机械武器的初代利爪，人们表现出的仅仅是对于这一杀人机器的厌恶、恶心。“‘它们像蝗虫一样。杀起人来简直就是小菜一碟。’斯科特感到一阵恶心。”当利爪开始迭代为人形混入真人之中，人们开始产生恐惧与慌乱，“它们中只要有任何一个做到就完了。一旦第一个上去了，就会带去其他同伙。成百上千个，都长得一模一样……就像蚂蚁”。当利爪以仿生人的形态混入人群，个体无法区分人与机器时，这种恐怖达到了一种顶峰，产生了类似于森昌弘“恐怖谷”理论的效应。森昌弘的“恐怖谷”理论指出，由于机器人与人类外在特征上的相似，人类会对机器人产生正面情感；但当机器人与人类的相似程度达到“接近人”的程度时，这种好感度会骤然跌至谷底。当利爪还是仅凭肉眼就能分辨的冷机械武器时，其存在并未给人们带来过多威胁。但当它以其仿生人形态混淆了人与机器之间的界限，使得人与非人无法分辨时，原有的秩序规则随之断裂，人类对于利爪的好感度也随之跌至谷底。

　　“恐怖谷”效应传递出人类对于人造机器失去控制甚至颠覆人类自身的恐惧与焦虑。失控的机器为自身的规则或利益反叛人类，颠倒原有的主客体关系，成为科技异化的产物。在此过程中，作为主体的人与作为客体的技术不断分裂、对立，人利用技术进行的生产及其产品反过来压抑甚至是统治人。赵汀阳在《智能的分叉》中也曾预示过突破奇点的人工智能对人类主体性的颠覆：“人工智能一旦突破奇点，就创造了不可测的新主体，而对于新主体，传统一元主体的知识、视域和价值观将会破产，而二元主体（甚至多元主体）的世界还很难推想。”尽管在逻辑上存在拥有主体性的人工智能接受人类价值观和规则的可能性，但迪克对此的态度却是悲观的。在小说中，迪克虽然并未直接揭示故事的结局，但是通过人物的反应早已暗示人类即将面临的黑暗远景。《第二代》中，利爪的规则在于“但逢生命，必毁之”，其唯一的目的就是杀人，当其进化为具有思辨能力的超智能，人类就成为被屠杀的客体，面临文明毁灭的乌托邦。在此，人失去了能动性，异化为被狩猎的物品。

　　《第二代》中的生态伦理危机

　　刘慈欣在其《重返伊甸园：科幻创作十年回顾》中曾指出：“科幻文学描写的重点应该是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科幻给文学一个机会，可以让文学的目光再次宽阔起来。”迪克的小说中始终怀有对人与自然关系走向紧张对立的焦虑。在其笔下，战争造成的辐射污染、资源衰竭、废墟般的末世图景是常见的人类生存景象。《第二代》以俄美战争为背景，通过对恶劣的生态环境的描述以及人类的生存困境展示了迪克对现实生态问题的反思。

　　在《第二代》中，战争对于自然生态的破坏是巨大的：“欧洲没了，变成一堆废墟，只有杂草还在灰烬和尸骸中顽强地生长。北美大部分地方都已经不能住人了，寸草不生，生机全无……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只能就地生存，昼伏夜出，和蛇虫鼠蚁一道潜伏在废墟、下水道或地窖中。”迪克用大量笔墨对于战争后恶劣环境进行描写，将科技滥用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写得淋漓尽致。对战争的描写与迪克自身的经历也有一定联系。在迪克的生命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美苏冷战、越南战争等大型战争接连爆发，战争带来的阴霾以及战后美国破败、窒息的景象使迪克深刻认识到战争的本质。作为一种人为灾难的创伤事件，战争对迪克的文学创作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作品《血钱博士》(Dr.Bloodmoney)、《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Do Androids Dream of Electric Sheep?)等均以战争中针锋相对的斗争场面或战争后萧条破败的现实景象为背景展开故事。

　　战争与环境的关系不仅仅是破坏与被破坏的关系，其本质上是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因此生态危机实质上也是人性的危机，是“人类文化的危机，人类主宰地位的危机，人类发展模式、生活方式的危机”。胡志红认为：“文艺复兴之后，人与自然、科学与价值逐步开始分离，世界被进一步客体化，自然完全成为供人享用、争夺的资源。”文艺复兴以人学反对神学，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将人的地位提高至前所未有的高度。但在其传播过程中由于过分强调人的价值，也造成人类中心主义的严重偏颇和个人私欲的极度膨胀。科学与理性逐渐实现对原本神秘莫测的自然的祛魅，人类自我意识的主体地位空前彰显，自然逐步成为供人类掠取资源的客体。工业革命后，人类私欲膨胀到了顶峰，在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也以“野蛮化”的方式试图征服、统治自然。这种失衡的人地关系使得人与自然之间不断紧张对立，被破坏的自然反过来扑噬自然的破坏者，从而使人和自然的关系陷入一种恶性循环。

　　马克思指出，人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产物，自然的进化不仅造就了人的实体存在，也造就了人的意识和理性。人与自然根本上是同质的，人与自然有着天然的依存关系和自然连接，而工业文明的发展则以其对人社会性的过分强调切断了这种自然连接。工业文明将人规定在社会机器运转的某个零部件上，使之成为失去自我思辨能力而被权力话语操控的单向度的人。自然在工业文明中仅仅作为工具属性的客体成为被侵犯的对象，人与自然间的连接随之消退。此外，膨胀的欲望也扼杀了人类对于意义、价值等精神层面的追求，造成人类精神家园的崩塌，自然与人同时陷入危机之中。迪克笔下的战争多是由人类恶欲引发，对于资源的争夺是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之一。《第二代》表现的不仅是战争所带来的生态环境的破坏，也有人性的危机。战争抹杀了人类对于生命的敬畏，造成人精神上的麻木。在为物质利益生死搏杀的环境中，人类对于真善美等美好灵魂品质的追求也消失殆尽，成为精神上流离失所的迷茫者。

　　对现代技术的反思

　　自欧洲工业革命以来，科学技术以革命性的进步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的历史进程，科学逐渐代替神学成为理性的唯一形态。技术作为科学的实践工具与之相辅相成，促发了工业社会的爆炸式发展。到了20世纪，科学技术进一步繁荣，工用机器人、核武器、宇宙航行、电子计算机等科学技术的爆炸式飞跃，催生了部分人对于技术发展的盲目乐观情绪。《第二代》中迅速迭代的原始利爪就是技术决定论下罔顾未来可能性风险的产物。迪克在小说中通过利爪这一失控的工具表达了对于技术异化的焦虑与反思。

　　现代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从“行为”这一概念出发将合理性分为两种，即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工具合理性行为是“根据目的、手段和附带后果来作他的行为的取向，而且同时既把手段与目的，也把目的与附带结果，以及最后把各种可能的目的相比较，做出合乎理性的权衡”的行动。它以结果为导向，强调效果的最大化，注重的是事物是否能有效进行。而价值合理性行为是“一种根据行动者认为是向自己提出的‘戒律’或‘要求’而发生的行为”，以目的为导向，更多以价值、目的、道德、伦理为判断取舍的标准。工具理性是价值理性的现实支撑，价值理性则是工具理性的精神动力，二者相辅相成。但在现实社会中，二者关系却经常陷于失衡。出于人自身无法餍足的欲望以及对于技术的乐观态度，技术的滥用愈发普遍。工具理性与社会工业生产的结合愈发紧密，进而导致价值理性的衰落。科技在带给人们翻天覆地的变化的同时也在以隐匿的方式扭转主客关系，人在利用科技的同时也成为被科技操纵的对象，“工具理性已使人对象化、客体化，人不再是主体、不再是目的而成为手段”。片面强调科学技术的生产力作用、一味地滥用科技，最终会使人类遭到科技异化所带来的反噬。因此，韦伯进一步提出要限制工具理性，恢复实质理性的权威，把价值、目的、意义一类的东西重新引入科学技术。

　　海德格尔在《技术的追问》中指出：技术的本质是一种解蔽方式。技术将人类从被遮蔽的事物带入无蔽的状态中，人类在对自然的解蔽中形成了自己理解世界、对待世界的方式与态度。但现代技术在解蔽自然物的同时也对自然进行着促逼与摆置。技术以促逼的方式蛮横地要求自然提供本身能够被开采和贮藏的能源，其本质是人类滥用技术、无限制地掠夺和破坏自然所造成的“支配性暴力”—使原本以自然状态存在的自然物进入非自然的状态中以进行强行索取。这些自然物被动地任凭技术摆弄，带着某种可利用的目的被摆置着，成为人的持存物。这种促逼同时也延伸到了处于现代技术笼罩下的人的身上。人在按照技术需求去行动的过程中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按照技术的要求行事，其本身也被技术所掌控，按照需求被摆置和订造。在此，人成为一种资源，物化为技术展现过程中的客体。“当人在研究和观察之际把自然当作他的表象活动的一个领域来加以追踪时，他已经为一种解蔽方式所占用了，这种解蔽方式促逼着人，要求人把自然当作一个研究对象来进攻，直到连对象也消失于持存物的无对象性中。这样看来，现代技术作为订造者的解蔽，绝不只是单纯的人类行为。”在技术的座架中，人与物相互促逼和摆置，不仅人对物有限定和强求，物对人也有限定和强求。因此，现代技术危机绝非仅仅是自然生态迅速衰败的问题，也是技术操纵下人类异化的危机。

　　《第二代》作为一篇科幻小说，将合理的科学幻想与对现实的批判相结合，以科幻的形式前瞻性地揭示了科技的滥用与异化可能带来的生命伦理危机和生态伦理危机，带有鲜明的新浪潮特色。现代科学技术在实现对自然祛魅的同时，也助长了人类中心主义的野心，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科学的进步离不开科学伦理的约束，必须要用正确的科学伦理指导科技实践。在对自然祛魅的同时也应对之进行复魅，即通过道德、价值等精神层面的呼唤，重新建立起人类与自身及周围事物的和谐共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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